第二四五章 言方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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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刘玉认为大顺肯定是没救了。但不可否认，现在的大顺，确实正值盛世。
既有封建王朝周期的、休养生息阶段结束后的标准中期盛世。
也有新技术的应用、美洲作物的传播、以及一系列在封建王朝体系内的改革的诸多红利。
在这种时候，考虑造反、或者革命，就此时的社会基础而言，并不现实。
正如历史上的法革，是在来回折腾的变革之后，终于爆发的一样。
亦如沙俄也是斯托雷平的改革，折腾了一番，最后炸了一样。
大顺，基本上也要走这样类似的道路。
不怕大顺折腾，就怕大顺不折腾。
而如今对外扩张和工商业发展，又迫使大顺不得不折腾。
这种折腾，可能是以上层主动改革的面目出现的。
刘玉确信，继续更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甚至，可以确信，继续深入的改革，就是大顺彻底混乱的开启。
而这，就是刘玉在“立言”的原因：他希望之后的改革，是以他的这种想法为思路，继续改下去，在朝中形成一种思潮，亦或者作为惯性延续下去。
而沿着这种思路继续改下去，才可以创造出大混乱的机会。
正如老马评价法革前的财政大臣杜尔哥：杜尔哥本人是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资产阶级大臣（只不过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重农学派虽然有它的假封建主义外貌（但却在封建王朝下，实行了非常激进的革命政策，甚至可以说是法革政策在封建王朝下的预演，比如单一土地税，实质上就是在摧毁土地的一部分封建所有权）。
刘玉所期待的大顺继续折腾改革、或者说他认为就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现实条件下可能发生的继续改革，也会以类似于老马评价杜尔哥、或者评价重农学派的形式进行：用封建主义的话语，来解释资本主义；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执行最激进的资本主义政策。
包括刘玉之前自己做的，都可谓是这种形式：披着封建王权忠犬的外衣、来执行激进的资本主义政策。
因为在封建王朝下，想要改革，能也只能披上封建主义的外衣来做事。
不同国家、不同政权的封建主义，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不同国家、不同政权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也有着不同的阶段。
一如人们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过去的一切，会像鬼魂一样萦绕在众人的眼前，形成层层的迷雾。
正如老马评价重农学派身上的迷雾：【在这里，封建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述和说明的，而农业则被解释成唯一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部门。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
【这个外观，（足以）迷惑贵族出身的重农学派的信徒们】。
刘玉这些年在大顺折腾的许多事，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将一些封建王权、垄断特权、官营秦汉制度等等，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述和说明，却又始终笼罩着传统封建皇权郡县制的外观。
而这种外观，也足以迷惑大顺许多在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信徒们，甚至可能包括皇帝自己。
老马说，各国的情况不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要被外观所迷惑。
【重农主义体系，成为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而这个体系，是同刚从封建主义中孵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相适应的】
【所以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而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目光自然集中到流通过程，看到的是产品只有作为一般社会劳动的表现，作为货币，才取得价值，变成商品……】
因为英、法两国的发展不同、工农业比例不同、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不同，从而呈现出了不同的外观，和不同的切入点。
法国的农业比例太高，所以关注点和切入点就在农业问题上。
而这种切入，又是足以迷惑法国的贵族信徒的：在表面上，重农学派对农业无比推崇，也对土地所有权极为推崇，这让以土地利益为主的法国上流社会，对这个学说更易接受：看，我们这些有地的，才是社会的基石，工商业什么的都是垃圾，土地才是一切。
但这种表面的推崇，实质上却是在毁灭旧时代的土地所有权——由这一套理论推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应该取消工商税，只全面地征收土地税。
而实际上，全面的、平等的、无优免的征收土地税，本质上，就是在部分地取消旧时代的土地所有权。
如老马所言：【这个体系的封建主义外观——完全像启蒙时代的贵族腔调——必然会使不少的封建老爷，成为这个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的狂热的拥护者和传播者】。
简言之，封建老爷实质上在反封建；甚至高呼这种要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是他们封建老爷所拥护的。
而刘玉在大顺这些年所做的这些，也是一样，实际上是在让大顺的封建老爷们自己编织吊死他们的绞索，而他那一套体系的“为了陛下、为了江山”的外观，更是让很多封建老爷成为这个体系的狂热拥护者和传播者。
只不过，正如法国以农业为切入点、英国以流通为切入点，这都是他们国家自身的现实。
大顺这边，则是以“生产”为切入点的——自古很浓的重农轻商传统，这个重农轻商的本质，是重生产，轻流通和投机，并不是望文生义地理解成只重视种地。
而“生产”，就又和刘玉一直在说的“国民财富的总和就是生产的总商品”相连接的。
大顺也好，更早之前的王朝也罢，都是重视生产的。
重农轻商……这种望文生义，类似于对旧时的“农家”的理解一样，以为人家是搞种植技术和种子杂交的农学系，实则人家是要搞“以国家的意志，确保流通无法盈利，使得每个人的十足的劳动，都能交换十足的劳动的成果，而不是我十分劳动，换了个八分劳动的东西”的空想。
同样的，重农轻商，其实就是重生产。历朝历代，可有不鼓励织布的？织布可不是农业，而是标准的手工业。
是以，大顺这边的整体环境、自古以来，就是重视生产。
轻商，不是轻工商业，是轻金融业、轻投机倒把、轻物流转运、轻商业流通。
工和商，是分开的。
所以，刘玉的变革思路，一直很明确：制造一种“剥离工商”的假象。
所谓剥离，是指发展工业，但依靠扩大对外贸易不动本土的旧格局，使得“商之乱”的影响，减到最小。依靠蓬勃发展的对外贸易，既扩大工、又扩大商，但又把商人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减到最小。
再依靠“国民财富总和”这个和传统的“生产”息息相关的概念。
以及大顺特殊的朝堂平衡体系，让那些非科举出身的另一半朝中人，在工商业上发财，并且制造“他们很重要”的道义。
如同重农学派，让一群封建老爷支持一样；刘玉这边的政策，也让大顺的一群封建老爷，成为拥趸和传播者。
但实际上，却是在大顺这个封建王朝下，执行了极为激进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改革——比如残酷的两淮盐改、暴虐的川南井盐改革，就算是资产阶级已经夺权，只怕也搞不出这么激烈的改革，靠着残酷的镇压，愣生生摧毁了两淮的盐户小生产者模式和川南的地主租佃土地金模式，直接搞了大顺的盐业“托拉斯”。
当然，刘玉在大顺这边的“外衣”，既不是重农主义，也不是自由贸易，因为大顺的经济基础，既不和法国相同，也不和英国相同。
重农主义，推倒到最后，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收农业税，剩下的税种全部取消，工商税一点不收。
显然，这和大顺皇帝支持改革的出发点就相悖：改革的目的，是对外贸易赚钱，钱入国库和内帑是靠税收、专营权、垄断权、关税拿到手的。只收农业税，取消工商税，那为啥要发展工商呢？
再说了，只收农业税，却要做到土地清查、按亩计税、无人优免、取缔劳役、募役雇佣等等重农主义政策，大顺要是能干成这个，干嘛还要去搞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呢？
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均田第一仁政，土地十而税一不就完事了？
而自由贸易……
只能说，别看刘玉在欧洲叫的凶。
可大顺是真没脸说自己是自由贸易的。
都不必提大顺的诸多海外贸易政策、对日专营权的强加封建义务等等。
就说大顺有着此时全世界最为自由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地契买卖，官方承认，子孙世袭、土地完全的排他性所有权、此时全世界几乎唯一没有公地和村社所有土地的国家……可实质上在很多地方，却实行着越发严格的禁止商人买地囤地的政策。
在大顺，刘玉把改革，浓缩成“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此为目的。
剩下的，皆为手段，不管是重农、还是无形之手、还是官营经济什么的，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合理的手段。
而军事强盛、舰队纵横等等，都可以视作“国民财富总和增加”的结果，而并不是与之地位对等的某种最终目的。
故而，这种浓缩，在先发地区，新兴阶层，使得许多过去被认为不对的做法，具备了合理性。
比如，地主强制收地、要求退佃，自己雇人种桑养蚕，就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比如，一些地区的官员，开办煤矿，兴办矿业，也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等等、等等。
围绕着这个“正确”的目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产业，发展起来了。有些是有容克转型味儿的、有些是封建官营的、有些事民间资本的、有些是强制劳役的、有些甚至是行政权下垄断专营的……
而这一切，都在为大顺的新时代，快速地创造物质基础。
同时，这一套理论，也为日后大顺的一些先进思想，埋下了伏笔。
正如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以法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农业为切入点。
而英国的一些学派，是以英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流通为切入点。
而如老马所言：【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实现】。
【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从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而是从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在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交换中，引出剩余价值……】
重农学派，以农业为切入点，而农业本身也是一种“生产”。
所以，重农学派很早就觉察到了“剩余价值”这个东西。
也即，从“生产”切入，更容易发现问题的本质，毕竟农业也是一种生产，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应该说，大顺此时整个帝国的经济基础，依旧是以农业为核心的。
但是，大顺这些年的“内外分野”政策，使得新思想的策源地，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只考察这个范围之内，并不是以农业为核心的，而是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
由是，才能让刘玉从“生产”的角度，去切入。
他当然不能大谈特谈剩余价值，但他从一开始在引领资产阶级的学说时，就避开从流通领域切入，而是从生产的角度切入，这也使得大顺这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下去，很容易就捕捉到资本增值的秘密。
故而，在这个时代，刘玉只谈生产，只谈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正如老马讽刺的那样：
重农学派的观点，认为一切价值都源于土地。而工业、商业，实际上吊毛没干，并没有这个价值上增加任何新价值，只是把提供给它的价值以另一种形式作为等价物归还。
这就很容易得出个结论，既然工业、商业，既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等同于吊毛没干，那么还管工商业干啥？让他自由地发展去呗，自由竞争、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自行其是就行了呗？
只要管好农业这个“唯一产生价值”、“一切价值之母”的东西，只要只收农业税，剩下的工业商业随意发展就好了。
于是，资本家是如此的高尚，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为了地主的利益而努力的资本家。因为按照重农学派的观点，工业、商业，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全都是在为土地拥有者忙活的，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全不为己、专门为地主，这还不高尚？
正像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这个讽刺，放在大顺也是一样的。
既然说，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是正确的、大义的、有利于社稷的、国富的、民强的、武功卓越的……
那么，资本家也可以是如此的高尚，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了江山社稷、为了万千百姓、为了国富民强的资本家。我努力，可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我是为了陛下江山、为了万千黎民、为了国富民强，含泪赚钱。
我雇佣雇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生产、为了让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陛下分忧解难安顿流民……当然我赚到了钱，但这只是副产物，就像是士绅收了租子也只是安稳佃户的副产物……
这样，格调不就一下子高起来了吗。
也就使得新兴阶层，获得了“大义”。
当然，这种“大义”的获得，需要一整套的论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第一句：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而之后的展开，则是由英国那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已经发展起来了；封建贵族势力，却依旧把持着政治；英国自身的重商主义政策、专营制度等，严重制约了新兴阶层的下一步发展。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向英国那时的贸易政策开炮，是为了推翻英国那时的重商主义政策，层层论证，证明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重商主义是错误的、英国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而刘玉，沿用了国富论的第一句话。
但之后的展开，也是由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发展的还不够强大；大顺这边对于工商业发展，还有疑虑；大顺打赢了一战、成为欧洲这些年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改革还在继续，发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为之前几十年的变革辩护，是为了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层层论证，不去谈重商主义还是自由贸易，而是要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延续改革的路线发展生产增加生产是正确的。
大顺……还没到需要讨论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阶段。甚至说，重商主义，还没有到开始束缚大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反倒是依靠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的生产力发展。
正如老马所讽刺的：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为阶级的利益辩护的。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只消费不生产的食利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他们就会崩溃”。
魁奈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农业是多么的重要，是唯一的价值来源，工商税都是无意义的，直接取缔工商税只收工业税，让科尔贝尔滚蛋，让工商业自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而大顺这边此时的这一套东西，也是类似，证明了“新兴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改革是多么的正确、江山社稷需要产业不断发展才能稳固”。
但实际上，刘玉又对后续的改革不报任何的期望。
因为他自觉能改的都差不多了，剩下的还能改的都是小问题，而大问题根本改不动。
并且认为不折腾还能多撑几年，真要是折腾的话，肯定要折腾出来大事，基本大顺就要炸。
当然，不折腾的话，那么大变革也就无法到来，或者说不会出现巨大的混乱，使得那些大的东西能彻底改动。
只要大顺先乱了，崩了，改的天怒人怨、改的旧阶层离心离德新阶层心有不满，靠着这些年积攒下的遗产，才能浴火重生，革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封建套路。
不乱的话，起义都不好起，造反都不好造。为王前驱，那也得有那条件，就现在的情况，兵精粮足，国库充裕，内政安稳，朝堂不乱，想为王前驱那也极难。
所以此时所立之言，一部分是为新兴阶层和工商业发展辩护。
另一部分，还是希望借助大顺开国之初的制衡体系，将与科举制制衡的那批人，给他们立下“经”。
以前，大顺的制衡体系是存在的。
但，制衡科举士绅的那批人，有力而无经。
甚至于，两拨互相制衡的人，用的是同一种经。
这很正常。用同一种经的人，依旧可以互相对抗。
正如前些年，日本大儒的弟子询问大儒一样：如果孔孟复生，孔子为主将、孟轲副之，来攻日本，我等儒生将如何？日本大儒回答的就非常明确：哪怕孔孟复生，也干。
所以，连写经的“圣人“，都可以因为政治因素而被“反对”，何况大顺内部同用一种经的军功贵族和科举大夫的相互制衡呢？
现在，刘玉在尝试依靠大顺的制衡体系，为这些人准备经书。
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去的经书，以及义利、标尺、评价体系等。
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这群人继续改革，把大顺折腾炸了。
不折腾，还能多活几年。折腾，炸的就快。
虽然刘玉认为大顺肯定是没救了。但不可否认，现在的大顺，确实正值盛世。
既有封建王朝周期的、休养生息阶段结束后的标准中期盛世。
也有新技术的应用、美洲作物的传播、以及一系列在封建王朝体系内的改革的诸多红利。
在这种时候，考虑造反、或者革命，就此时的社会基础而言，并不现实。
正如历史上的法革，是在来回折腾的变革之后，终于爆发的一样。
亦如沙俄也是斯托雷平的改革，折腾了一番，最后炸了一样。
大顺，基本上也要走这样类似的道路。
不怕大顺折腾，就怕大顺不折腾。
而如今对外扩张和工商业发展，又迫使大顺不得不折腾。
这种折腾，可能是以上层主动改革的面目出现的。
刘玉确信，继续更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甚至，可以确信，继续深入的改革，就是大顺彻底混乱的开启。
而这，就是刘玉在“立言”的原因：他希望之后的改革，是以他的这种想法为思路，继续改下去，在朝中形成一种思潮，亦或者作为惯性延续下去。
而沿着这种思路继续改下去，才可以创造出大混乱的机会。
正如老马评价法革前的财政大臣杜尔哥：杜尔哥本人是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资产阶级大臣（只不过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重农学派虽然有它的假封建主义外貌（但却在封建王朝下，实行了非常激进的革命政策，甚至可以说是法革政策在封建王朝下的预演，比如单一土地税，实质上就是在摧毁土地的一部分封建所有权）。
刘玉所期待的大顺继续折腾改革、或者说他认为就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现实条件下可能发生的继续改革，也会以类似于老马评价杜尔哥、或者评价重农学派的形式进行：用封建主义的话语，来解释资本主义；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执行最激进的资本主义政策。
包括刘玉之前自己做的，都可谓是这种形式：披着封建王权忠犬的外衣、来执行激进的资本主义政策。
因为在封建王朝下，想要改革，能也只能披上封建主义的外衣来做事。
不同国家、不同政权的封建主义，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不同国家、不同政权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也有着不同的阶段。
一如人们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过去的一切，会像鬼魂一样萦绕在众人的眼前，形成层层的迷雾。
正如老马评价重农学派身上的迷雾：【在这里，封建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述和说明的，而农业则被解释成唯一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部门。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
【这个外观，（足以）迷惑贵族出身的重农学派的信徒们】。
刘玉这些年在大顺折腾的许多事，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将一些封建王权、垄断特权、官营秦汉制度等等，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述和说明，却又始终笼罩着传统封建皇权郡县制的外观。
而这种外观，也足以迷惑大顺许多在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信徒们，甚至可能包括皇帝自己。
老马说，各国的情况不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要被外观所迷惑。
【重农主义体系，成为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而这个体系，是同刚从封建主义中孵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相适应的】
【所以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而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目光自然集中到流通过程，看到的是产品只有作为一般社会劳动的表现，作为货币，才取得价值，变成商品……】
因为英、法两国的发展不同、工农业比例不同、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不同，从而呈现出了不同的外观，和不同的切入点。
法国的农业比例太高，所以关注点和切入点就在农业问题上。
而这种切入，又是足以迷惑法国的贵族信徒的：在表面上，重农学派对农业无比推崇，也对土地所有权极为推崇，这让以土地利益为主的法国上流社会，对这个学说更易接受：看，我们这些有地的，才是社会的基石，工商业什么的都是垃圾，土地才是一切。
但这种表面的推崇，实质上却是在毁灭旧时代的土地所有权——由这一套理论推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应该取消工商税，只全面地征收土地税。
而实际上，全面的、平等的、无优免的征收土地税，本质上，就是在部分地取消旧时代的土地所有权。
如老马所言：【这个体系的封建主义外观——完全像启蒙时代的贵族腔调——必然会使不少的封建老爷，成为这个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的狂热的拥护者和传播者】。
简言之，封建老爷实质上在反封建；甚至高呼这种要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是他们封建老爷所拥护的。
而刘玉在大顺这些年所做的这些，也是一样，实际上是在让大顺的封建老爷们自己编织吊死他们的绞索，而他那一套体系的“为了陛下、为了江山”的外观，更是让很多封建老爷成为这个体系的狂热拥护者和传播者。
只不过，正如法国以农业为切入点、英国以流通为切入点，这都是他们国家自身的现实。
大顺这边，则是以“生产”为切入点的——自古很浓的重农轻商传统，这个重农轻商的本质，是重生产，轻流通和投机，并不是望文生义地理解成只重视种地。
而“生产”，就又和刘玉一直在说的“国民财富的总和就是生产的总商品”相连接的。
大顺也好，更早之前的王朝也罢，都是重视生产的。
重农轻商……这种望文生义，类似于对旧时的“农家”的理解一样，以为人家是搞种植技术和种子杂交的农学系，实则人家是要搞“以国家的意志，确保流通无法盈利，使得每个人的十足的劳动，都能交换十足的劳动的成果，而不是我十分劳动，换了个八分劳动的东西”的空想。
同样的，重农轻商，其实就是重生产。历朝历代，可有不鼓励织布的？织布可不是农业，而是标准的手工业。
是以，大顺这边的整体环境、自古以来，就是重视生产。
轻商，不是轻工商业，是轻金融业、轻投机倒把、轻物流转运、轻商业流通。
工和商，是分开的。
所以，刘玉的变革思路，一直很明确：制造一种“剥离工商”的假象。
所谓剥离，是指发展工业，但依靠扩大对外贸易不动本土的旧格局，使得“商之乱”的影响，减到最小。依靠蓬勃发展的对外贸易，既扩大工、又扩大商，但又把商人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减到最小。
再依靠“国民财富总和”这个和传统的“生产”息息相关的概念。
以及大顺特殊的朝堂平衡体系，让那些非科举出身的另一半朝中人，在工商业上发财，并且制造“他们很重要”的道义。
如同重农学派，让一群封建老爷支持一样；刘玉这边的政策，也让大顺的一群封建老爷，成为拥趸和传播者。
但实际上，却是在大顺这个封建王朝下，执行了极为激进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改革——比如残酷的两淮盐改、暴虐的川南井盐改革，就算是资产阶级已经夺权，只怕也搞不出这么激烈的改革，靠着残酷的镇压，愣生生摧毁了两淮的盐户小生产者模式和川南的地主租佃土地金模式，直接搞了大顺的盐业“托拉斯”。
当然，刘玉在大顺这边的“外衣”，既不是重农主义，也不是自由贸易，因为大顺的经济基础，既不和法国相同，也不和英国相同。
重农主义，推倒到最后，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收农业税，剩下的税种全部取消，工商税一点不收。
显然，这和大顺皇帝支持改革的出发点就相悖：改革的目的，是对外贸易赚钱，钱入国库和内帑是靠税收、专营权、垄断权、关税拿到手的。只收农业税，取消工商税，那为啥要发展工商呢？
再说了，只收农业税，却要做到土地清查、按亩计税、无人优免、取缔劳役、募役雇佣等等重农主义政策，大顺要是能干成这个，干嘛还要去搞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呢？
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均田第一仁政，土地十而税一不就完事了？
而自由贸易……
只能说，别看刘玉在欧洲叫的凶。
可大顺是真没脸说自己是自由贸易的。
都不必提大顺的诸多海外贸易政策、对日专营权的强加封建义务等等。
就说大顺有着此时全世界最为自由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地契买卖，官方承认，子孙世袭、土地完全的排他性所有权、此时全世界几乎唯一没有公地和村社所有土地的国家……可实质上在很多地方，却实行着越发严格的禁止商人买地囤地的政策。
在大顺，刘玉把改革，浓缩成“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此为目的。
剩下的，皆为手段，不管是重农、还是无形之手、还是官营经济什么的，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合理的手段。
而军事强盛、舰队纵横等等，都可以视作“国民财富总和增加”的结果，而并不是与之地位对等的某种最终目的。
故而，这种浓缩，在先发地区，新兴阶层，使得许多过去被认为不对的做法，具备了合理性。
比如，地主强制收地、要求退佃，自己雇人种桑养蚕，就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比如，一些地区的官员，开办煤矿，兴办矿业，也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等等、等等。
围绕着这个“正确”的目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产业，发展起来了。有些是有容克转型味儿的、有些是封建官营的、有些事民间资本的、有些是强制劳役的、有些甚至是行政权下垄断专营的……
而这一切，都在为大顺的新时代，快速地创造物质基础。
同时，这一套理论，也为日后大顺的一些先进思想，埋下了伏笔。
正如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以法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农业为切入点。
而英国的一些学派，是以英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流通为切入点。
而如老马所言：【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实现】。
【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从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而是从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在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交换中，引出剩余价值……】
重农学派，以农业为切入点，而农业本身也是一种“生产”。
所以，重农学派很早就觉察到了“剩余价值”这个东西。
也即，从“生产”切入，更容易发现问题的本质，毕竟农业也是一种生产，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应该说，大顺此时整个帝国的经济基础，依旧是以农业为核心的。
但是，大顺这些年的“内外分野”政策，使得新思想的策源地，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只考察这个范围之内，并不是以农业为核心的，而是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
由是，才能让刘玉从“生产”的角度，去切入。
他当然不能大谈特谈剩余价值，但他从一开始在引领资产阶级的学说时，就避开从流通领域切入，而是从生产的角度切入，这也使得大顺这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下去，很容易就捕捉到资本增值的秘密。
故而，在这个时代，刘玉只谈生产，只谈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正如老马讽刺的那样：
重农学派的观点，认为一切价值都源于土地。而工业、商业，实际上吊毛没干，并没有这个价值上增加任何新价值，只是把提供给它的价值以另一种形式作为等价物归还。
这就很容易得出个结论，既然工业、商业，既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等同于吊毛没干，那么还管工商业干啥？让他自由地发展去呗，自由竞争、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自行其是就行了呗？
只要管好农业这个“唯一产生价值”、“一切价值之母”的东西，只要只收农业税，剩下的工业商业随意发展就好了。
于是，资本家是如此的高尚，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为了地主的利益而努力的资本家。因为按照重农学派的观点，工业、商业，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全都是在为土地拥有者忙活的，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全不为己、专门为地主，这还不高尚？
正像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这个讽刺，放在大顺也是一样的。
既然说，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是正确的、大义的、有利于社稷的、国富的、民强的、武功卓越的……
那么，资本家也可以是如此的高尚，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了江山社稷、为了万千百姓、为了国富民强的资本家。我努力，可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我是为了陛下江山、为了万千黎民、为了国富民强，含泪赚钱。
我雇佣雇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生产、为了让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陛下分忧解难安顿流民……当然我赚到了钱，但这只是副产物，就像是士绅收了租子也只是安稳佃户的副产物……
这样，格调不就一下子高起来了吗。
也就使得新兴阶层，获得了“大义”。
当然，这种“大义”的获得，需要一整套的论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第一句：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而之后的展开，则是由英国那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已经发展起来了；封建贵族势力，却依旧把持着政治；英国自身的重商主义政策、专营制度等，严重制约了新兴阶层的下一步发展。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向英国那时的贸易政策开炮，是为了推翻英国那时的重商主义政策，层层论证，证明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重商主义是错误的、英国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而刘玉，沿用了国富论的第一句话。
但之后的展开，也是由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发展的还不够强大；大顺这边对于工商业发展，还有疑虑；大顺打赢了一战、成为欧洲这些年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改革还在继续，发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为之前几十年的变革辩护，是为了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层层论证，不去谈重商主义还是自由贸易，而是要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延续改革的路线发展生产增加生产是正确的。
大顺……还没到需要讨论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阶段。甚至说，重商主义，还没有到开始束缚大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反倒是依靠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的生产力发展。
正如老马所讽刺的：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为阶级的利益辩护的。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只消费不生产的食利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他们就会崩溃”。
魁奈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农业是多么的重要，是唯一的价值来源，工商税都是无意义的，直接取缔工商税只收工业税，让科尔贝尔滚蛋，让工商业自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而大顺这边此时的这一套东西，也是类似，证明了“新兴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改革是多么的正确、江山社稷需要产业不断发展才能稳固”。
但实际上，刘玉又对后续的改革不报任何的期望。
因为他自觉能改的都差不多了，剩下的还能改的都是小问题，而大问题根本改不动。
并且认为不折腾还能多撑几年，真要是折腾的话，肯定要折腾出来大事，基本大顺就要炸。
当然，不折腾的话，那么大变革也就无法到来，或者说不会出现巨大的混乱，使得那些大的东西能彻底改动。
只要大顺先乱了，崩了，改的天怒人怨、改的旧阶层离心离德新阶层心有不满，靠着这些年积攒下的遗产，才能浴火重生，革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封建套路。
不乱的话，起义都不好起，造反都不好造。为王前驱，那也得有那条件，就现在的情况，兵精粮足，国库充裕，内政安稳，朝堂不乱，想为王前驱那也极难。
所以此时所立之言，一部分是为新兴阶层和工商业发展辩护。
另一部分，还是希望借助大顺开国之初的制衡体系，将与科举制制衡的那批人，给他们立下“经”。
以前，大顺的制衡体系是存在的。
但，制衡科举士绅的那批人，有力而无经。
甚至于，两拨互相制衡的人，用的是同一种经。
这很正常。用同一种经的人，依旧可以互相对抗。
正如前些年，日本大儒的弟子询问大儒一样：如果孔孟复生，孔子为主将、孟轲副之，来攻日本，我等儒生将如何？日本大儒回答的就非常明确：哪怕孔孟复生，也干。
所以，连写经的“圣人“，都可以因为政治因素而被“反对”，何况大顺内部同用一种经的军功贵族和科举大夫的相互制衡呢？
现在，刘玉在尝试依靠大顺的制衡体系，为这些人准备经书。
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去的经书，以及义利、标尺、评价体系等。
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这群人继续改革，把大顺折腾炸了。
不折腾，还能多活几年。折腾，炸的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