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三章 商人运货的厘金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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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明那这么低的税率，国库的钱财应付正常的政府开支是足够的，但一旦遇到动乱、打仗怎么办呢
明末的大明皇帝自然要想办法。
有明一代，人丁数最多为1000多万户，人丁银为140万左右，不管是占正赋2100万的比例，还是加了三饷4100万后的比例来看，都只是一个零头。
明末最大的负担来自田赋，而人丁，从洪武之后基本没涨过，逃税严重，明朝官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人丁银聊胜于无。
明末崇祯十四年间，农税2000多万两、工商税223.8万两、杂色收入348.7万两，合计财税收入2652.6万两，从构成来看，明朝的崇祯年间财政主要依赖农税，占总收入的78.4。
明朝税收以实物税为主，虽然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税法。但是到了崇祯十四年间也只有白银800多万两，其余为米2000多万石、麦580多万石，合计米麦2500多万石，草1300多万束包、丝绵320万两、白麻12万斤、棉花25万斤、绢25万匹、棉布18万匹、钞6500多万贯、钱8200多万文、茶叶20多万斤、胆矾22万斤、铁44.8万斤，纸120万张，木炭2259万斤、木柴2519万斤以及其他杂项。
实际运往京城的白银，才区区二三百万两，大明户部和大明皇帝居然为了这二三百万两银子，再朝堂之上吵得不可开交。
到了崇祯年间，有北方官员看江南腹地肥的流油，就告诉崇祯，要重新再加苏松的赋税。而“苏松重赋”是晚明人们的共识，江南的官员要求大明内阁减免钱粮的正当理由，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政府继续加重田赋的禁区。
一旦崇祯皇帝欲在这一地区增加税收，“苏松重赋”便成为反对加派的正当理由。更何况，尽管晚明时期朝野党派林立，但人数众多、财力雄厚的江南籍官员无疑占了上风。<>从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五年，内阁成员共37人，除1人未记载籍贯外，共有33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区，占总人数的70.2。同一期间的内阁首辅，几乎清一色为江南人，中央决策层出现了“一边倒”的地域构成，导致了江南人掌握决策权、话语权。
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立即挺身而出，拟旨下刑部提问，并且提出：“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王锡爵、钱士升所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代表着江南士大夫的一贯态度：一旦损害到江南地区经济利益时，即群起反对。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护江南地区的经济利益，却显然不顾全局利益。
而大明内阁反过来逼着大明皇帝，在就是正税之外再征收杂税。比如和辽东后金打仗，就征辽饷，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就收剿饷，要练兵，就收练饷。大明内阁的官员们对老百姓讲，我没有随意提高税率啊我只是为了渡过眼前难关暂时性的多收一点钱罢了，当然，至于“暂时”到什么时候，那就另说了。当然，大明的皇帝也是捏着鼻子稀里糊涂的认下了。
辽饷、剿饷和练饷合称三饷。
明代末期为筹集抵御后金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在田赋之上另加三饷，称三饷加派或额外提编。三饷最早始于嘉靖三十年正式加派则起于万历四十六年的辽饷加派。规定全国田地每亩加征辽饷5厘，前后三次，每亩计加征9厘。崇祯时又有助饷、均输、剿饷、练饷。其中以辽饷、剿饷、练饷三项为主要附加。
三饷同时征收时加起来大概有二千一百万两白银。而这两千一百万并不全是田赋，属于田赋的，为辽饷650万剿饷280万练饷481万，合计1400万田赋。也就是说，加入了三饷后的田赋岁入，为万两。
崇祯明白自从加了三饷在赋税上，现在是，征无可争，大明朝已经是狼烟四起，官逼民fan了。<>崇祯十五年初，大明的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户部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
此刻的崇祯皇帝坐在龙椅上，听着大学士陈演吐出两个字，“厘金。”崇祯忽然泄气了。崇祯还以大学士陈演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崇祯皇帝大概，也许，知道“厘金”就好像是，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奏折上写到的，广东肇庆的“黄江税厂“，对过往商船征收赋税所收起的赋税，那有多少。
记得，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给他的奏折上，广东肇庆的“黄江税厂“，一年才区区的商税银两，明面上才有两不到的银子，这是最最忠心的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奏折上所奏。“黄江税厂“是广东最大的税厂，崇祯以为指挥使骆养性就算贪一点，“黄江税厂“，能有个两银子就差不多了。
实际上，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这次来到广东，在广州府上了岸就立即指派精兵强将奔袭肇庆府展开清查行动，很快就把黄江税厂收税小吏的不法行为弄得一清二楚。
比如，少报货量，西江上的商家少交税，税厂得回扣；比如税厂向商家加收税款，加收的钱不上报，装进私人口袋；比如收税小吏让商人出钱给自己的上级送规礼，一送就是一千、甚至一万两银子
接着，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的锦衣卫又调查了黄江税厂和梧关税厂，锦衣卫们一共收缴了数额达到近30万两银子。然而，指挥使骆养性写的奏折里面，给崇祯皇帝汇报时却故意隐瞒这笔收入，就说查无此事。
只是，“黄江税厂“，的商税银从两，增加到了两不到的银子，多了2000千来两银子。这可算指挥使骆养性稽查有功，回到京师，崇祯皇帝还要论功行赏了。
为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崇祯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
这个时候，大学士陈演发明的新税种：厘金。
厘金其实就是大明变种的商业税。
怎么个收法呢
大学士陈演在乾清宫御书房内打开一幅画，上面是曹明府画的图例。大学士陈演手舞足蹈得指着画上图例对崇祯皇帝和一帮大臣们讲。
“比如你谢升要做生意，在甲地收购了一批货物，刚装上车，好，就有收厘金税的来了，这叫“起厘”。你谢升交了起厘钱，运着货物出发了，我算了一下，各地的厘金局在80里设一关卡，看你运货运得多远，货物的价值，详细商人运货厘金的列表我已经呈报圣上。80里交官道的过路费。来到目的地，你谢升还要交“落地厘”。当然，各地的厘金局在80里设一关卡，是我的学生曹雅兴计算的出来的。陛下以为如何“
首辅周延儒聚精会神的听看大学士陈演的画上图例，抬起头这才现在，崇祯正看着太监王承恩送过去的一本册子，应该就是曹雅兴得“商人运货的厘金列表”。
崇祯看的入迷，突然大学士陈演没了声音，他头也不抬，就说了一个字，“讲。”
大学士陈演就继续讲着第二幅图例，“以往，我大明两京十三省二百三十六个税场，印信较简单，通常开个条子上面盖上印章就可成为交税的凭证，交税者则在衙门征税官的账册上的名字下方按手印，由此一来就给那些衙门征税官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未完待续。
整个大明那这么低的税率，国库的钱财应付正常的政府开支是足够的，但一旦遇到动乱、打仗怎么办呢
明末的大明皇帝自然要想办法。
有明一代，人丁数最多为1000多万户，人丁银为140万左右，不管是占正赋2100万的比例，还是加了三饷4100万后的比例来看，都只是一个零头。
明末最大的负担来自田赋，而人丁，从洪武之后基本没涨过，逃税严重，明朝官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人丁银聊胜于无。
明末崇祯十四年间，农税2000多万两、工商税223.8万两、杂色收入348.7万两，合计财税收入2652.6万两，从构成来看，明朝的崇祯年间财政主要依赖农税，占总收入的78.4。
明朝税收以实物税为主，虽然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税法。但是到了崇祯十四年间也只有白银800多万两，其余为米2000多万石、麦580多万石，合计米麦2500多万石，草1300多万束包、丝绵320万两、白麻12万斤、棉花25万斤、绢25万匹、棉布18万匹、钞6500多万贯、钱8200多万文、茶叶20多万斤、胆矾22万斤、铁44.8万斤，纸120万张，木炭2259万斤、木柴2519万斤以及其他杂项。
实际运往京城的白银，才区区二三百万两，大明户部和大明皇帝居然为了这二三百万两银子，再朝堂之上吵得不可开交。
到了崇祯年间，有北方官员看江南腹地肥的流油，就告诉崇祯，要重新再加苏松的赋税。而“苏松重赋”是晚明人们的共识，江南的官员要求大明内阁减免钱粮的正当理由，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政府继续加重田赋的禁区。
一旦崇祯皇帝欲在这一地区增加税收，“苏松重赋”便成为反对加派的正当理由。更何况，尽管晚明时期朝野党派林立，但人数众多、财力雄厚的江南籍官员无疑占了上风。<>从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五年，内阁成员共37人，除1人未记载籍贯外，共有33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区，占总人数的70.2。同一期间的内阁首辅，几乎清一色为江南人，中央决策层出现了“一边倒”的地域构成，导致了江南人掌握决策权、话语权。
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立即挺身而出，拟旨下刑部提问，并且提出：“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王锡爵、钱士升所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代表着江南士大夫的一贯态度：一旦损害到江南地区经济利益时，即群起反对。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护江南地区的经济利益，却显然不顾全局利益。
而大明内阁反过来逼着大明皇帝，在就是正税之外再征收杂税。比如和辽东后金打仗，就征辽饷，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就收剿饷，要练兵，就收练饷。大明内阁的官员们对老百姓讲，我没有随意提高税率啊我只是为了渡过眼前难关暂时性的多收一点钱罢了，当然，至于“暂时”到什么时候，那就另说了。当然，大明的皇帝也是捏着鼻子稀里糊涂的认下了。
辽饷、剿饷和练饷合称三饷。
明代末期为筹集抵御后金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在田赋之上另加三饷，称三饷加派或额外提编。三饷最早始于嘉靖三十年正式加派则起于万历四十六年的辽饷加派。规定全国田地每亩加征辽饷5厘，前后三次，每亩计加征9厘。崇祯时又有助饷、均输、剿饷、练饷。其中以辽饷、剿饷、练饷三项为主要附加。
三饷同时征收时加起来大概有二千一百万两白银。而这两千一百万并不全是田赋，属于田赋的，为辽饷650万剿饷280万练饷481万，合计1400万田赋。也就是说，加入了三饷后的田赋岁入，为万两。
崇祯明白自从加了三饷在赋税上，现在是，征无可争，大明朝已经是狼烟四起，官逼民fan了。<>崇祯十五年初，大明的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户部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
此刻的崇祯皇帝坐在龙椅上，听着大学士陈演吐出两个字，“厘金。”崇祯忽然泄气了。崇祯还以大学士陈演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崇祯皇帝大概，也许，知道“厘金”就好像是，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奏折上写到的，广东肇庆的“黄江税厂“，对过往商船征收赋税所收起的赋税，那有多少。
记得，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给他的奏折上，广东肇庆的“黄江税厂“，一年才区区的商税银两，明面上才有两不到的银子，这是最最忠心的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奏折上所奏。“黄江税厂“是广东最大的税厂，崇祯以为指挥使骆养性就算贪一点，“黄江税厂“，能有个两银子就差不多了。
实际上，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这次来到广东，在广州府上了岸就立即指派精兵强将奔袭肇庆府展开清查行动，很快就把黄江税厂收税小吏的不法行为弄得一清二楚。
比如，少报货量，西江上的商家少交税，税厂得回扣；比如税厂向商家加收税款，加收的钱不上报，装进私人口袋；比如收税小吏让商人出钱给自己的上级送规礼，一送就是一千、甚至一万两银子
接着，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的锦衣卫又调查了黄江税厂和梧关税厂，锦衣卫们一共收缴了数额达到近30万两银子。然而，指挥使骆养性写的奏折里面，给崇祯皇帝汇报时却故意隐瞒这笔收入，就说查无此事。
只是，“黄江税厂“，的商税银从两，增加到了两不到的银子，多了2000千来两银子。这可算指挥使骆养性稽查有功，回到京师，崇祯皇帝还要论功行赏了。
为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崇祯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
这个时候，大学士陈演发明的新税种：厘金。
厘金其实就是大明变种的商业税。
怎么个收法呢
大学士陈演在乾清宫御书房内打开一幅画，上面是曹明府画的图例。大学士陈演手舞足蹈得指着画上图例对崇祯皇帝和一帮大臣们讲。
“比如你谢升要做生意，在甲地收购了一批货物，刚装上车，好，就有收厘金税的来了，这叫“起厘”。你谢升交了起厘钱，运着货物出发了，我算了一下，各地的厘金局在80里设一关卡，看你运货运得多远，货物的价值，详细商人运货厘金的列表我已经呈报圣上。80里交官道的过路费。来到目的地，你谢升还要交“落地厘”。当然，各地的厘金局在80里设一关卡，是我的学生曹雅兴计算的出来的。陛下以为如何“
首辅周延儒聚精会神的听看大学士陈演的画上图例，抬起头这才现在，崇祯正看着太监王承恩送过去的一本册子，应该就是曹雅兴得“商人运货的厘金列表”。
崇祯看的入迷，突然大学士陈演没了声音，他头也不抬，就说了一个字，“讲。”
大学士陈演就继续讲着第二幅图例，“以往，我大明两京十三省二百三十六个税场，印信较简单，通常开个条子上面盖上印章就可成为交税的凭证，交税者则在衙门征税官的账册上的名字下方按手印，由此一来就给那些衙门征税官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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