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五章 务虚的问题（一）（5K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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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五章务虚的问题（一）
面对着张世德，那镜片背后的眼眸里，既有不明，也有不甘，还有不少期待，更多的，却是坦然。
这反而让毕文谦难于开口了——他很担心，自己在此刻说出的话，会被张世德虚心接受，就像四年前张世德接受莫干山上的那批年轻人的意见那样——可他并不确定，自己的看法是否就是对的。
10年代的美国逐渐衰落的一个表征，就是其自身培养的数学家，都扎堆跑去了华尔街。这也恰恰从侧面说明了，无论是研究还是指导经济问题，越是理论上的方向，越需要扎实的数学素养。
可自己，从来都算不得数学家，不，那简直是离得老远了。何况，自己这辈子也没想过当数学家。
但张世德的目光就在那里，毕文谦不可能一直缄默下去。
“张常委，我不得不再一次强调：我说的，不一定是对的。我说的一切，都建立在我所接触过的那些黎华为我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的思考，但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考察那些资料的可靠性。我个人可以无保留地信任黎华，但站在您这样的位置，一个中顾委的角度，虽然也可以信任一个具体的人，却不能如此轻易信任一个结论。”
张世德没有应声，但从两人眼神的交汇里，毕文谦大约读懂了他的态度。
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
“如果要谈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那首先需要明确，这在中国，都是新中国之后才有的事物。确切地说，公有制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才真正确立的体制，而计划经济，新中国，根本就没有实行过真正的计划经济。即使不用理想的局面为标准，只参照苏联已经达到的水平，我们国家的所谓计划经济，只能够算是搭起了架子的猴版，制定了目标，却没有详细可靠的内容。”
“所谓计划经济，一般在谈论的时候，都是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也许有很多人觉得，这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是原则上的对立，无法兼容。但如果把眼光放大一点儿，心态放客观一点儿，却可以看到不同的格局。”
“简单地说，而今的现实世界中，既没有绝对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绝对的计划经济。即使在吹嘘自由精神、资·本主义的欧美社会里，财团或者企业，奉行着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就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样——然而无论是多大多小的鱼，在鱼的内部，运行的本质，其实是计划经济。哪怕是一个家庭式的小作坊，接受和分析外部市场现有的信息，然后得出自己未来生产的方向和规模，以及是否扩大生产，升级产业技术……这些，都是计划。而如果从国家的视角去看，即便所有国家都实行了计划经济，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角逐的层面，奉行的，其实是市场经济。”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集体，我们自己管得了的范畴，就可以做计划；我们管不到的范畴，那就只能是市场——这是简单而理想的情况。问题在于，很多时候，管得了却不见得管得过来，这取决于管理能力的高低。管不过来却又要强行去管，结果必然是所谓的一抓就死。从经济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低效。而如果本来管得过来却不去管，那就意味着，原本的自己人成为了竞争者，内耗，就产生了。”
“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选择和吹捧市场经济，并且以美国最为鲜明的原因——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群财团的联盟，从1963年肯尼迪的头盖骨飞扬，到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抬头，再到里根经济学的掀起，美国，已经渐渐走上了极端市场化的不归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以及私有化，这是极度倾向于市场经济的经济思路，极度弱化中央政府对于经济状态的干预，意味着把经济的主导权拱手交给了企业，或者说财团，或者说非政府控制的资本。那么，政府和企业在经济层面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很简单，政府对所有人民有责任，越是权力强而集中的政府，责任越大越广泛，甚至可以说是无限的责任；而企业，它从来都不需要对人民负责，它只需要对资本负责，它只需要考虑自己现有的管理水平，追求尽大的规模和尽高的效率。如果外部市场发生了震荡，利好了，企业可以立马扩编，利空了，它可以立马裁员，在全面实行私有化的社会制度下，理论上企业可以裁员到只有一个人。”
“不负社会责任是极端市场化的特征之一，这显然被追求利润为天性的资本所喜爱。从短期的角度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所谓可千日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对市场极度敏感的资本在竞争中根本没有余地去考虑什么社会责任，或者说良心。因为在乎这些的资本，必然会被完全抛弃道德资本所淘汰。可是，越是如此，长远的发展就越成为空白。只知道扩编和裁员的企业，是无法自身成规模地培养人才的，甚至于，它们在垄断一个行业之后，将把精力和资源用于挤牙膏式地将产业和产品的每一寸升级的精细营销，以保证在市场中榨压出最大的利润，而不是那些投入之后不能保证回报的基础科研。”
“换句话说，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其实就是快速而低性价比地把整个国家的社会、科研和教育潜力变现成为直接经济实力的兴奋剂。这既是冷战到现在美国斗红了眼的结果，也符合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巅峰以及末期的历史规律。”
“这在美国这个国家家底还很丰厚的今天，如此短视的折腾，一时半会儿还要不了命，甚至可以说疾在腠理。就像刚才那个鱼的比喻——现在的美国，就像是一片海洋，有着许许多多的大鱼小鱼，体格最大同时保持健康的那一撮大鱼，联合起来，让海洋本身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有力的生命，让自己在海洋里可以肆无忌惮地弱肉强食。在里根经济学的主动放纵之下，大鱼们吃得美滋滋，同时，大鱼们很清醒，相比整个地球，美国这片海洋很小，所以它们在不断竭力鼓吹，不择手段地让美国之外的地区也奉行一样的制度——在没有强有力的政府的情况下，美国的资本是最强大的，这是欧洲殖民时代以来直到二战结束的历史脉络所决定的现状。其他任何一个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国家，最终都会沦为美国资本的餐厅，自身的市场成为美国财团的猎场，自身培养的人才被美国企业所吸引，自身的新技术被美国资本所抢夺。这也为什么，在2、30年代就产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会在美国而不是别的地区兴起的原因：别的国家的资本，不够强大，选择新自由主义等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可这终究是短视的小格局下的搏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能让美国真正强大起来，不断强大的，只是美国的资本而不是整个国家，随着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资本的越发膨胀，美国资本的利益将和美国国家的利益渐行渐远，到那个时候，不被政府所控制而反而控制了政府的资本，将成为整个国家尾大不掉的恶性肿瘤，衰落还是灭亡，不过是一个倒计时的选择题。到那个时候，整个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地区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发展，都将渐渐停滞，甚至是大幅度的倒退，从而在全局上陷入系统性的困境。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不过，由于有苏联的存在，美国资本存在着外部的危机，它们还不至于过于肆无忌惮，而看地图头现在的尿性，如果哪天苏联真的不存在了，美国走进死胡同，就真的是板上钉钉了——所谓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而已。”
“就像两年前我就说过的，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新中国的起点，一穷二白，经济积累被常凯申席卷而走，科技人才稀缺，综合国力非常弱小，哪怕是已经初步建立了完整工业体系的今天，仍然和美国这个最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我们今天也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世界其他的彻底市场化的地区接轨，结果只有一个——被美国为首的资本吃干抹净。换句话说，在只考虑经济层面的前提下，如果历史的脉络让我们中国拥有着地球上最强的资本基础，那么鼓吹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的，就不是美国，而是我们中国了。”
“也许，在你们看来，这像是一个笑话，但这真的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经济学的事实。如果有一天，中国成为了地球这个经济海洋里最大的一条鱼，哪怕美国的那群资本大鱼的体格加起来仍然比我们更大，它们也会害怕我们，不但不再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而会重新建立起贸易壁垒之类的东西。”
毕文谦散发着穿越者特有的自信，把酒临风般地把玻璃杯里的水一口满饮。
“没错，所谓经济上的问题，只能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观点虽然很片面，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极端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些而今在欧美大行其道的显学，虽然都是死胡同，但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是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遵循的框架，这一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平等的。”
“以前我用围棋做过比喻，也说过，围棋和治国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封闭的系统，一个是开放的系统。封闭的系统里，你死我活的斗争占据着浓烈的比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封闭系统里，是王道；在开放系统里，是可笑。”
“就像在爱尔兰的时候，大晓琳因为发现美国有上百万的人流离失所，怀疑我说美国正如日中天的论断。当时，我就告诉了她。美国政府可以不在乎人民的死活，正是它强大的原因。因为管不过来的就不去管，在短期的格局下，的确是最高效的选择。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复兴中华文明是我们必然的目标之一，历史的脉络断绝了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成功的可能，人类文明先进的科技水平也让资·本主义开始步入夕阳，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开历史的倒车去走什么封建制度的道路——在我们面前的，只剩下社·会主义这一条路了。”
“未来的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淘汰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纪，这个说法也许听起来很有鼓舞性，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在20世纪的末期，也就是现在，我们将经历黎明前的黑暗，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艰难。特别是在美国给自己打上经济兴奋剂，药效正浓，还没迎来后遗症的时期。”
“张常委，您既然负责了经济领域多年，应该记得，197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派了一批人，确切地说，是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到西欧诸多国家进行了考察。考察之后，他们认为，中国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大大落后了，认为国家以及政府对于经济运作的处理手段和理论，已经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老概念了。”
“张常委，我可以相信，那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在西欧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他们也没有必要说谎；但我也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从现象总结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错误？”
张世德的目光明显起了波动，甚至于说话时，嘴唇也有些抖。
“事实上，从新中国建国到1978年，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扩大，相反，是大大地缩小了！当时的代表团，是用线性的思路看问题；可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更接近于指数的模型。用简单的数字来比喻：1949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力是1，发达国家是100，将近30年后，我们发展到了100，发达国家发展到了1000——线性的差距从当初的99扩大到了900，但我们的发展速度，是人家的10倍——差距，究竟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人类文明，从人猿相揖别到旧石器时代，花了多少年？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又花了多少年？这能用线性的思路去看待吗？”
“而且，我们新中国，讲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发展，我们左右不了别人会不会来掐我们的脖子，但我们绝不会主动把脖子伸进别人抓着的绞索里去。哪怕是法国，在五月风暴之后也放弃了金融主权，向美国投降了。而我们却始终是独立自主的，这自然在别人眼里面目可憎，一开始，美国觉得我们讨厌，后来，苏联也觉得我们讨厌。全方位的封堵，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代价，可如果不这么坚持，中国的生死存亡，就将不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是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不是常凯申那样的买办。”
“所以，看待发展的问题，独立自主的我们，不能仅仅是简单地和某一个国家进行比较，也应该和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圈比较。而今的地球上大的经济圈，说白了就两个，关贸总协定和经互会，虽然，华约里有些国家已经加入了关贸总协定，我们自己也已经申请回归关贸总协定的创始会员国了。这两个，体量都比我们大，积累的家底也比我们丰厚，但都其内部的凝聚力都远不如我们。”
“我以前说过，中国应该努力成为两个经济圈之间交汇的重要枢纽。事实上，我们国家也的确对外宣称并逐渐落实了——我们正致力于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旨在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将把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整合在一起并与关贸总协定的宗旨相适应。而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实际的标志之一。”
“也就是说，无论是内部的远期战略，还是对外的战术手段，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是我们现在的必然选择。单纯的计划经济我们还没能力做到，单纯的市场经济是死胡同。”
“我相信，这也是张常委您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思虑的重点之一。”
话到此时，阳光早已从窗户照了进来，毕文谦又一次起身续杯，顺便打开了电风扇。
“以上这些话，虽然和您的问题有所偏差，但我也相信，这些，是在78年的考察代表团之后，您这些年在别的地方难于听到的话——在告诉了您为什么单纯的市场经济不可行之后，再谈计划经济的面貌时，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平和而理智了。”
第五百一十五章务虚的问题（一）
面对着张世德，那镜片背后的眼眸里，既有不明，也有不甘，还有不少期待，更多的，却是坦然。
这反而让毕文谦难于开口了——他很担心，自己在此刻说出的话，会被张世德虚心接受，就像四年前张世德接受莫干山上的那批年轻人的意见那样——可他并不确定，自己的看法是否就是对的。
10年代的美国逐渐衰落的一个表征，就是其自身培养的数学家，都扎堆跑去了华尔街。这也恰恰从侧面说明了，无论是研究还是指导经济问题，越是理论上的方向，越需要扎实的数学素养。
可自己，从来都算不得数学家，不，那简直是离得老远了。何况，自己这辈子也没想过当数学家。
但张世德的目光就在那里，毕文谦不可能一直缄默下去。
“张常委，我不得不再一次强调：我说的，不一定是对的。我说的一切，都建立在我所接触过的那些黎华为我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的思考，但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考察那些资料的可靠性。我个人可以无保留地信任黎华，但站在您这样的位置，一个中顾委的角度，虽然也可以信任一个具体的人，却不能如此轻易信任一个结论。”
张世德没有应声，但从两人眼神的交汇里，毕文谦大约读懂了他的态度。
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
“如果要谈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那首先需要明确，这在中国，都是新中国之后才有的事物。确切地说，公有制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才真正确立的体制，而计划经济，新中国，根本就没有实行过真正的计划经济。即使不用理想的局面为标准，只参照苏联已经达到的水平，我们国家的所谓计划经济，只能够算是搭起了架子的猴版，制定了目标，却没有详细可靠的内容。”
“所谓计划经济，一般在谈论的时候，都是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也许有很多人觉得，这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是原则上的对立，无法兼容。但如果把眼光放大一点儿，心态放客观一点儿，却可以看到不同的格局。”
“简单地说，而今的现实世界中，既没有绝对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绝对的计划经济。即使在吹嘘自由精神、资·本主义的欧美社会里，财团或者企业，奉行着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就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样——然而无论是多大多小的鱼，在鱼的内部，运行的本质，其实是计划经济。哪怕是一个家庭式的小作坊，接受和分析外部市场现有的信息，然后得出自己未来生产的方向和规模，以及是否扩大生产，升级产业技术……这些，都是计划。而如果从国家的视角去看，即便所有国家都实行了计划经济，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角逐的层面，奉行的，其实是市场经济。”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集体，我们自己管得了的范畴，就可以做计划；我们管不到的范畴，那就只能是市场——这是简单而理想的情况。问题在于，很多时候，管得了却不见得管得过来，这取决于管理能力的高低。管不过来却又要强行去管，结果必然是所谓的一抓就死。从经济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低效。而如果本来管得过来却不去管，那就意味着，原本的自己人成为了竞争者，内耗，就产生了。”
“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选择和吹捧市场经济，并且以美国最为鲜明的原因——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群财团的联盟，从1963年肯尼迪的头盖骨飞扬，到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抬头，再到里根经济学的掀起，美国，已经渐渐走上了极端市场化的不归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以及私有化，这是极度倾向于市场经济的经济思路，极度弱化中央政府对于经济状态的干预，意味着把经济的主导权拱手交给了企业，或者说财团，或者说非政府控制的资本。那么，政府和企业在经济层面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很简单，政府对所有人民有责任，越是权力强而集中的政府，责任越大越广泛，甚至可以说是无限的责任；而企业，它从来都不需要对人民负责，它只需要对资本负责，它只需要考虑自己现有的管理水平，追求尽大的规模和尽高的效率。如果外部市场发生了震荡，利好了，企业可以立马扩编，利空了，它可以立马裁员，在全面实行私有化的社会制度下，理论上企业可以裁员到只有一个人。”
“不负社会责任是极端市场化的特征之一，这显然被追求利润为天性的资本所喜爱。从短期的角度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所谓可千日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对市场极度敏感的资本在竞争中根本没有余地去考虑什么社会责任，或者说良心。因为在乎这些的资本，必然会被完全抛弃道德资本所淘汰。可是，越是如此，长远的发展就越成为空白。只知道扩编和裁员的企业，是无法自身成规模地培养人才的，甚至于，它们在垄断一个行业之后，将把精力和资源用于挤牙膏式地将产业和产品的每一寸升级的精细营销，以保证在市场中榨压出最大的利润，而不是那些投入之后不能保证回报的基础科研。”
“换句话说，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其实就是快速而低性价比地把整个国家的社会、科研和教育潜力变现成为直接经济实力的兴奋剂。这既是冷战到现在美国斗红了眼的结果，也符合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巅峰以及末期的历史规律。”
“这在美国这个国家家底还很丰厚的今天，如此短视的折腾，一时半会儿还要不了命，甚至可以说疾在腠理。就像刚才那个鱼的比喻——现在的美国，就像是一片海洋，有着许许多多的大鱼小鱼，体格最大同时保持健康的那一撮大鱼，联合起来，让海洋本身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有力的生命，让自己在海洋里可以肆无忌惮地弱肉强食。在里根经济学的主动放纵之下，大鱼们吃得美滋滋，同时，大鱼们很清醒，相比整个地球，美国这片海洋很小，所以它们在不断竭力鼓吹，不择手段地让美国之外的地区也奉行一样的制度——在没有强有力的政府的情况下，美国的资本是最强大的，这是欧洲殖民时代以来直到二战结束的历史脉络所决定的现状。其他任何一个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国家，最终都会沦为美国资本的餐厅，自身的市场成为美国财团的猎场，自身培养的人才被美国企业所吸引，自身的新技术被美国资本所抢夺。这也为什么，在2、30年代就产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会在美国而不是别的地区兴起的原因：别的国家的资本，不够强大，选择新自由主义等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可这终究是短视的小格局下的搏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能让美国真正强大起来，不断强大的，只是美国的资本而不是整个国家，随着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资本的越发膨胀，美国资本的利益将和美国国家的利益渐行渐远，到那个时候，不被政府所控制而反而控制了政府的资本，将成为整个国家尾大不掉的恶性肿瘤，衰落还是灭亡，不过是一个倒计时的选择题。到那个时候，整个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地区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发展，都将渐渐停滞，甚至是大幅度的倒退，从而在全局上陷入系统性的困境。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不过，由于有苏联的存在，美国资本存在着外部的危机，它们还不至于过于肆无忌惮，而看地图头现在的尿性，如果哪天苏联真的不存在了，美国走进死胡同，就真的是板上钉钉了——所谓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而已。”
“就像两年前我就说过的，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新中国的起点，一穷二白，经济积累被常凯申席卷而走，科技人才稀缺，综合国力非常弱小，哪怕是已经初步建立了完整工业体系的今天，仍然和美国这个最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我们今天也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世界其他的彻底市场化的地区接轨，结果只有一个——被美国为首的资本吃干抹净。换句话说，在只考虑经济层面的前提下，如果历史的脉络让我们中国拥有着地球上最强的资本基础，那么鼓吹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的，就不是美国，而是我们中国了。”
“也许，在你们看来，这像是一个笑话，但这真的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经济学的事实。如果有一天，中国成为了地球这个经济海洋里最大的一条鱼，哪怕美国的那群资本大鱼的体格加起来仍然比我们更大，它们也会害怕我们，不但不再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而会重新建立起贸易壁垒之类的东西。”
毕文谦散发着穿越者特有的自信，把酒临风般地把玻璃杯里的水一口满饮。
“没错，所谓经济上的问题，只能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观点虽然很片面，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极端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些而今在欧美大行其道的显学，虽然都是死胡同，但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是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遵循的框架，这一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平等的。”
“以前我用围棋做过比喻，也说过，围棋和治国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封闭的系统，一个是开放的系统。封闭的系统里，你死我活的斗争占据着浓烈的比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封闭系统里，是王道；在开放系统里，是可笑。”
“就像在爱尔兰的时候，大晓琳因为发现美国有上百万的人流离失所，怀疑我说美国正如日中天的论断。当时，我就告诉了她。美国政府可以不在乎人民的死活，正是它强大的原因。因为管不过来的就不去管，在短期的格局下，的确是最高效的选择。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复兴中华文明是我们必然的目标之一，历史的脉络断绝了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成功的可能，人类文明先进的科技水平也让资·本主义开始步入夕阳，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开历史的倒车去走什么封建制度的道路——在我们面前的，只剩下社·会主义这一条路了。”
“未来的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淘汰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纪，这个说法也许听起来很有鼓舞性，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在20世纪的末期，也就是现在，我们将经历黎明前的黑暗，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艰难。特别是在美国给自己打上经济兴奋剂，药效正浓，还没迎来后遗症的时期。”
“张常委，您既然负责了经济领域多年，应该记得，197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派了一批人，确切地说，是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到西欧诸多国家进行了考察。考察之后，他们认为，中国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大大落后了，认为国家以及政府对于经济运作的处理手段和理论，已经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老概念了。”
“张常委，我可以相信，那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在西欧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他们也没有必要说谎；但我也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从现象总结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错误？”
张世德的目光明显起了波动，甚至于说话时，嘴唇也有些抖。
“事实上，从新中国建国到1978年，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扩大，相反，是大大地缩小了！当时的代表团，是用线性的思路看问题；可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更接近于指数的模型。用简单的数字来比喻：1949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力是1，发达国家是100，将近30年后，我们发展到了100，发达国家发展到了1000——线性的差距从当初的99扩大到了900，但我们的发展速度，是人家的10倍——差距，究竟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人类文明，从人猿相揖别到旧石器时代，花了多少年？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又花了多少年？这能用线性的思路去看待吗？”
“而且，我们新中国，讲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发展，我们左右不了别人会不会来掐我们的脖子，但我们绝不会主动把脖子伸进别人抓着的绞索里去。哪怕是法国，在五月风暴之后也放弃了金融主权，向美国投降了。而我们却始终是独立自主的，这自然在别人眼里面目可憎，一开始，美国觉得我们讨厌，后来，苏联也觉得我们讨厌。全方位的封堵，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代价，可如果不这么坚持，中国的生死存亡，就将不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是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不是常凯申那样的买办。”
“所以，看待发展的问题，独立自主的我们，不能仅仅是简单地和某一个国家进行比较，也应该和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圈比较。而今的地球上大的经济圈，说白了就两个，关贸总协定和经互会，虽然，华约里有些国家已经加入了关贸总协定，我们自己也已经申请回归关贸总协定的创始会员国了。这两个，体量都比我们大，积累的家底也比我们丰厚，但都其内部的凝聚力都远不如我们。”
“我以前说过，中国应该努力成为两个经济圈之间交汇的重要枢纽。事实上，我们国家也的确对外宣称并逐渐落实了——我们正致力于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旨在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将把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整合在一起并与关贸总协定的宗旨相适应。而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实际的标志之一。”
“也就是说，无论是内部的远期战略，还是对外的战术手段，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是我们现在的必然选择。单纯的计划经济我们还没能力做到，单纯的市场经济是死胡同。”
“我相信，这也是张常委您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思虑的重点之一。”
话到此时，阳光早已从窗户照了进来，毕文谦又一次起身续杯，顺便打开了电风扇。
“以上这些话，虽然和您的问题有所偏差，但我也相信，这些，是在78年的考察代表团之后，您这些年在别的地方难于听到的话——在告诉了您为什么单纯的市场经济不可行之后，再谈计划经济的面貌时，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平和而理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