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康熙四十二三年穿越的原因以及饥民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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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多年,全国特别是山东临淄、河间等地水灾旱灾特别严重。
一、史书中有关水灾的记载是这样的:“四十二年五月...东阿、江陵...大水...平地水深丈余,民舍倾圮;青城、阳谷...陆地行舟.十一月...济南府属大水。”
“四十二年五月...昌邑、掖县淫雨害稼;高密淫雨弥月,禾稼尽没。八月,邹平大雨害稼;齐河淫雨四十余昼夜...潍县、平度淫雨害稼。”
二、《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对水灾的记载是这样的:“癸未(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天雨丹,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风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陇中清流瀚澈出焉。农苦不得耨,草迷疆界,与稼争雄长”。
根据记载,灾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六月十九日,始大晴,遂不复雨。低田水没胫,久晴不涸,经烈日,汤若煮,禾以尽槁。”水灾转为了更为可怕的旱灾。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史书中仅有寥寥数语:“四十三年春,青浦、沛县、沂州、乐安、临朐旱。”
三、除了当时“田深半尺无润土”越来越严峻的旱情形势,还发生了蜚灾(臭虫灾害)。“顾久旱,田深半尺无润土,种麦愆期。”“中秋小雨,不可耕,农憋憋自急,”只好在“犁入地,仅没其锐,耕且稷,湿覆而干承之”的恶劣条件下勉强种下希望的种子。
这种强种的结果是“初种者苗出断复续,细才如丝;后种者不复出。爬视之,一二萌生焉...垄无断际,但瘠不肥”。
更为不幸的是,一冬无雪,农民们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一整年再没有霖雨滋润庄稼。种在高处的虽然勉强度过了旱涝灾,却遭受了蜚灾,“高田差耐潦,然多蜚;蜚奇臭,族集禾箨,箨为坟起。”
这种虫子“类最繁,又善蛰,冬冰雪之不死。”
又“不可逐,不可扑灭,为害无已时。”以致“禾被嘈以枯、以秕,蘸尽臭”。虽然豆子没有遭蜚灾,但同样由于无雨,“人无复望”。各种农作物歉收最终造成了“六郡皆饥,粟暴贵,腊将尽,麦粱斗七百,菽粟五百”的结果。
四、根据史书的记载,在这紧要关头,朝廷仍继续推行新的货币政策:“四十一年,以循旧制改轻钱,私铸复起,新旧钱暂兼行,新钱千准银一两,旧钱准七钱,然私铸竟不能止。”
新货币政策对大灾中的百姓来说真是雪上加霜:“而钱之选也苛。先是官谕:市中杂钱,姑从民便,都中新钱下,不许复行矣。”买卖的人都很怕这项政策,“非旧日官钱斥不用”,又有私铸者将官钱一毁为两,因此正常的货币流通受到了严重影响。
过了很久,新的货币还是没有发行,“携千钱并不能籴升米,胶、莱间多有抱钱而饿死者,上下官又严刑驱迫.”。这里指出了朝廷推行新的货币政策是加剧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天灾加上人祸使得百姓只能以“壳倍焉”的糠充饥,处于社会底层的乞丐“即糠秕亦不能嗟来之”。
五、次年(康熙四十三年刚刚下了两场雪又开始出现旱情:“麦秋种者旱死之,春种者蜚死之,转湾种者高田亢死之”,“粟至此价亦腾,斗至千钱”。
百姓只好食树叶果腹:“春初,榆皮一空,遥望玉树成林,杨柳槐因叶及枝,髡之童童焉。”而山东淄川受灾更为严重:“六郡皆患荒,淄独患再荒;六郡皆患旱,淄独兼患蜚”。
老百姓在大灾中绝望无奈,“人无复望”。
大灾下,治安混乱,盗贼蜂拥,淄川则更为动荡:“六郡皆患饥,淄兼患盗。自冬警盗,邑无宁村,村无宁日”。
家中如果存有满斗的粟,成贯的钱,箱子里有完整的衣服,那么就没人敢闭眼睛睡觉,一旦防备稍稍松懈,就会“白刃加颈矣”。
社会财富急剧减少,又分配不均,导致“盗又益多”,“或至四五十人为族,纵火烧村舍,杀人行淫,罔不至”。
大部分百姓面对强人只如待屠羔羊一般:“微独不敢报,亦不敢伤”;敢于反抗的百姓却面对着“盗杀人官不问,人杀盗惧官问”的尴尬处境。出现了“盖为盗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盗犯无死法,人命犯无生法也”的黑自颠倒、善恶不分的情况。
这些详尽的记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大灾当前,清朝政府亦失去了强制力;清代基层官吏管理无力、昏聩;法制软弱、不合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百姓对盗贼只能进行“但矢去镞,铳去丸以惊之”之类自欺欺人的反抗,只求盗贼“散焉则已”,小心翼翼地苟全性命于乱世。
但是这种软弱的反抗只会造成社会更加混乱,混乱导致百姓进一步陷入困苦境地,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到了“盗日横”,“惟贼不逃,如虱附物,物虽瘠,未死,尚可附也”的地步。当时底层百姓面对着三重灾难:一重天灾,一重人祸,一重盗贼。
六、大饥荒。史书中是这样记录大饥荒的:“四十二年秋,沛县、毫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大饥,人相食。”
当时淄川农村“淄至是弥望无青草...于是荷担糨子,流离道中,皆淄人也。”淄人在烈日的烘烤下无奈地离开了故土,有的整个村子都空了:“是时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贼二。”
百姓们走投无路,“虽生亦忘情”,此刻也顾不得家族亲情夫妻情深。自己家人饿死却置之不顾者有之:“或偕口俱出,死其一,行矣不顾,尸横路衢,无呜哭者。”抛儿弃妇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至是人益贱,垂髫女才易斗粟。”
逃荒的队伍中,有人饿死在路边,“道瑾无人瘗,禽犬分葬之。”灾民们流离失所,“盖上无青草,无食所,下无湿土,无栖所,故子母皆焦毙。”只因无雨,土地干燥,逃荒在外的妻女竟被活活晒死在骄阳下!
“郡城为流人所聚,国若焦”,“露秽眠道侧”,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流民大量死亡,于是“郊关善士,为掘眢井,深数尺,纳尸焉;既满复掘,盖十余井,犹未已也。”这不能称之为埋葬的埋葬,在活人看来却是“得入眢井,犹大葬也。”
灾情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人世间最惨烈的悲剧:人吃人!“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坛,击铜板市上,价视乌麻之槽磨者。”大灾面前人竟恢复了动物的本性,吃起了自己的同类,人命尚不如羊值钱。
人伦社会在自然灾害面前几于崩溃!
而且康熙四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九年,是疫灾高发期,根据史书记载,共发生了22次这样的疫灾。
而康熙元年到雍正十三年,一共发生了50多次的疫灾,所以康熙年间根本不是什么盛世。
而选择这个时候穿越也是最容易拉起反抗大军,席卷全国。
康熙四十多年,全国特别是山东临淄、河间等地水灾旱灾特别严重。
一、史书中有关水灾的记载是这样的:“四十二年五月...东阿、江陵...大水...平地水深丈余,民舍倾圮;青城、阳谷...陆地行舟.十一月...济南府属大水。”
“四十二年五月...昌邑、掖县淫雨害稼;高密淫雨弥月,禾稼尽没。八月,邹平大雨害稼;齐河淫雨四十余昼夜...潍县、平度淫雨害稼。”
二、《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对水灾的记载是这样的:“癸未(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天雨丹,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风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陇中清流瀚澈出焉。农苦不得耨,草迷疆界,与稼争雄长”。
根据记载,灾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六月十九日,始大晴,遂不复雨。低田水没胫,久晴不涸,经烈日,汤若煮,禾以尽槁。”水灾转为了更为可怕的旱灾。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史书中仅有寥寥数语:“四十三年春,青浦、沛县、沂州、乐安、临朐旱。”
三、除了当时“田深半尺无润土”越来越严峻的旱情形势,还发生了蜚灾(臭虫灾害)。“顾久旱,田深半尺无润土,种麦愆期。”“中秋小雨,不可耕,农憋憋自急,”只好在“犁入地,仅没其锐,耕且稷,湿覆而干承之”的恶劣条件下勉强种下希望的种子。
这种强种的结果是“初种者苗出断复续,细才如丝;后种者不复出。爬视之,一二萌生焉...垄无断际,但瘠不肥”。
更为不幸的是,一冬无雪,农民们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一整年再没有霖雨滋润庄稼。种在高处的虽然勉强度过了旱涝灾,却遭受了蜚灾,“高田差耐潦,然多蜚;蜚奇臭,族集禾箨,箨为坟起。”
这种虫子“类最繁,又善蛰,冬冰雪之不死。”
又“不可逐,不可扑灭,为害无已时。”以致“禾被嘈以枯、以秕,蘸尽臭”。虽然豆子没有遭蜚灾,但同样由于无雨,“人无复望”。各种农作物歉收最终造成了“六郡皆饥,粟暴贵,腊将尽,麦粱斗七百,菽粟五百”的结果。
四、根据史书的记载,在这紧要关头,朝廷仍继续推行新的货币政策:“四十一年,以循旧制改轻钱,私铸复起,新旧钱暂兼行,新钱千准银一两,旧钱准七钱,然私铸竟不能止。”
新货币政策对大灾中的百姓来说真是雪上加霜:“而钱之选也苛。先是官谕:市中杂钱,姑从民便,都中新钱下,不许复行矣。”买卖的人都很怕这项政策,“非旧日官钱斥不用”,又有私铸者将官钱一毁为两,因此正常的货币流通受到了严重影响。
过了很久,新的货币还是没有发行,“携千钱并不能籴升米,胶、莱间多有抱钱而饿死者,上下官又严刑驱迫.”。这里指出了朝廷推行新的货币政策是加剧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天灾加上人祸使得百姓只能以“壳倍焉”的糠充饥,处于社会底层的乞丐“即糠秕亦不能嗟来之”。
五、次年(康熙四十三年刚刚下了两场雪又开始出现旱情:“麦秋种者旱死之,春种者蜚死之,转湾种者高田亢死之”,“粟至此价亦腾,斗至千钱”。
百姓只好食树叶果腹:“春初,榆皮一空,遥望玉树成林,杨柳槐因叶及枝,髡之童童焉。”而山东淄川受灾更为严重:“六郡皆患荒,淄独患再荒;六郡皆患旱,淄独兼患蜚”。
老百姓在大灾中绝望无奈,“人无复望”。
大灾下,治安混乱,盗贼蜂拥,淄川则更为动荡:“六郡皆患饥,淄兼患盗。自冬警盗,邑无宁村,村无宁日”。
家中如果存有满斗的粟,成贯的钱,箱子里有完整的衣服,那么就没人敢闭眼睛睡觉,一旦防备稍稍松懈,就会“白刃加颈矣”。
社会财富急剧减少,又分配不均,导致“盗又益多”,“或至四五十人为族,纵火烧村舍,杀人行淫,罔不至”。
大部分百姓面对强人只如待屠羔羊一般:“微独不敢报,亦不敢伤”;敢于反抗的百姓却面对着“盗杀人官不问,人杀盗惧官问”的尴尬处境。出现了“盖为盗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盗犯无死法,人命犯无生法也”的黑自颠倒、善恶不分的情况。
这些详尽的记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大灾当前,清朝政府亦失去了强制力;清代基层官吏管理无力、昏聩;法制软弱、不合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百姓对盗贼只能进行“但矢去镞,铳去丸以惊之”之类自欺欺人的反抗,只求盗贼“散焉则已”,小心翼翼地苟全性命于乱世。
但是这种软弱的反抗只会造成社会更加混乱,混乱导致百姓进一步陷入困苦境地,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到了“盗日横”,“惟贼不逃,如虱附物,物虽瘠,未死,尚可附也”的地步。当时底层百姓面对着三重灾难:一重天灾,一重人祸,一重盗贼。
六、大饥荒。史书中是这样记录大饥荒的:“四十二年秋,沛县、毫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大饥,人相食。”
当时淄川农村“淄至是弥望无青草...于是荷担糨子,流离道中,皆淄人也。”淄人在烈日的烘烤下无奈地离开了故土,有的整个村子都空了:“是时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贼二。”
百姓们走投无路,“虽生亦忘情”,此刻也顾不得家族亲情夫妻情深。自己家人饿死却置之不顾者有之:“或偕口俱出,死其一,行矣不顾,尸横路衢,无呜哭者。”抛儿弃妇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至是人益贱,垂髫女才易斗粟。”
逃荒的队伍中,有人饿死在路边,“道瑾无人瘗,禽犬分葬之。”灾民们流离失所,“盖上无青草,无食所,下无湿土,无栖所,故子母皆焦毙。”只因无雨,土地干燥,逃荒在外的妻女竟被活活晒死在骄阳下!
“郡城为流人所聚,国若焦”,“露秽眠道侧”,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流民大量死亡,于是“郊关善士,为掘眢井,深数尺,纳尸焉;既满复掘,盖十余井,犹未已也。”这不能称之为埋葬的埋葬,在活人看来却是“得入眢井,犹大葬也。”
灾情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人世间最惨烈的悲剧:人吃人!“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坛,击铜板市上,价视乌麻之槽磨者。”大灾面前人竟恢复了动物的本性,吃起了自己的同类,人命尚不如羊值钱。
人伦社会在自然灾害面前几于崩溃!
而且康熙四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九年,是疫灾高发期,根据史书记载,共发生了22次这样的疫灾。
而康熙元年到雍正十三年,一共发生了50多次的疫灾,所以康熙年间根本不是什么盛世。
而选择这个时候穿越也是最容易拉起反抗大军,席卷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