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９、单干不就我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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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木林满脸汗水，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听见丁南香介绍，慢悠悠地说：“你们校长找我有什么事情？”
“呵，丁木林同志，我是红光中学的周全信，来找你有个事情。”周全信走过去，站在红薯地里，说。
“呵，周校长，你好，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看这红薯的长势，就知道你是一个勤劳的同志。”周全信想先让丁木林高兴高兴，“现在有的人只想偷懒，却想获得。”
“可不是，那些社员，有几个是肯做事的？上工只是敷衍了事。”丁木林说，“整天那么多的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哪里是做事的架势。”
“也是，有的社员觉悟不高，不积极做事，需要想办法提高人的积极性。”周全信说，“不过，贫下中农加入社了，大家一起劳动，统一分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员们成为平等的。”
“大家一起劳动，都偷懒不做事，哪里有粮食吃？”丁木林反驳说，“旧社会我没有田地，孩子没有读书，现在多谢共产党，我有田地了，也好让孩子读书。我一个孩子在高中读书，小女在中学读书，没有粮食怎么供养？”
丁木林的意思，就是不肯加入合作社。
周全信记得丁祥福书记说过，要让丁木林知道自己的幸福生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习习相连，要把他的女儿读书是受到党的恩情。
为了更快结束这次访问，周全信只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丁木林同志，我们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全靠我党的政策英明，把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打败了，现在不但你家有粮食，而且，儿女也读书了，现在党要求你加入合作社的大家庭，也是为你以后子女有更加好的学习机会……”
丁木林听了这话，显得很不耐烦，说：“我知道，田地是党给我的，我也没有说党不好，只是我有困难。如果我儿女不能在公家学校读书，我就去读民办的中学！”
话都说完了。
就这么回去，只怕难向丁书记交代。周全信显得很尴尬。
“周校长，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我要做事了。”丁木林边说，就要动手解开捆着的树叶。
想了想，周全信只有最后一招了，说：“丁木林同志，我是受乡党委丁书记来做你的思想工作的，希望你三思。目前，我们都是同志，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希望你不要固执。”
“怎么，周老师，想威胁我了？”丁木林根本不买账，很不高兴地说，“村里的干部也是这么对我说的。现在是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合作社是自愿的。我也是贫苦农民，不相信党就逼迫我加入合作社。”
话说到份上，绝了。周全信只有无功而返。
“丁木林同志，我走了，你做事。”周全信告辞。
“不送。”丁木林边做事情边说。
师生两人刚走了几步，丁木林的妻子叶贵英跑来，老远就叫：“孩子他爹，不好了。”
“什么事情？”丁木林问。
叶贵英吼了几口气，说：“爹在渡口被老五打伤了。”
此时，师生俩人已经走下了旱地，在丁南香的带路下，返回学校。
路上，胡天健问：“周老师，现在不是社会主义了吗，怎么还有单干的？”
“你不知道，天健”周全信说，“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党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的贫苦人家。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就是新民主主义成功了。我们党的目标，是要带领人民群众进入社会主义，将来还要进入共产主义。因此，从５３年开始，我们党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互助组运动，再后来，就进行了合作社。以前是小社，每个村庄几个小社，现在是把小社合并成大社，将来还要进一步发展。最终要进入共同劳动，统一分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不肯加入合作社，不响应党的号召。”
“听丁木林说，参加合作社是自愿的，那他不加入不是也符合党的政策吗？”胡天健觉得丁木林没有错。
“话是这么说，”周全信说，“他搞单干，由于干活卖力，粮食收的多，与别社员的生活不一样，这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凝集力。”
原来这样，胡天健就不说话了。
沿着乡政府门前的公路往南走，大约四公里，面前是横断山脉在眼前高耸。再往左走五百米，就可以看见一排房子。
远远的，可以看见房子的黄色土墙壁上写着几个红色的正楷美术字——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再走近，看见这房子墙脚是灰色的大石头砌成的，大约有一米多高，上面才是土砖。房子上面，则是盖着瓦。
房子朝西南向，与前面山脚下的村子有一段距离，显得是孤立的。
走进学校，胡天健发现，学校的校舍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三间瓦房子，两间教室，一间寝室。另外，还有一间茅屋的厨房。还有一间，就是三间小瓦房子，是老师的办公室。
教室面前的墙壁上，也有一句红色的大美术字——文艺应该面向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
这不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句子吗？是说文艺的，怎么就上了学校的墙壁上了？
周全信把胡天健带到北面的一间教室门口。七成新的木门，也并没有上锁，周全信推开门，指着两层铺的靠后窗户一个铺，说：“呐，天健，那就是你的床。”
胡天健走过去一看，一床白色圆点花纹青色被子折叠放在木板床尽头，木板上锯齿依然，凹凸不平，两块木板相连，缝隙裂开很大。
丁木林满脸汗水，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听见丁南香介绍，慢悠悠地说：“你们校长找我有什么事情？”
“呵，丁木林同志，我是红光中学的周全信，来找你有个事情。”周全信走过去，站在红薯地里，说。
“呵，周校长，你好，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看这红薯的长势，就知道你是一个勤劳的同志。”周全信想先让丁木林高兴高兴，“现在有的人只想偷懒，却想获得。”
“可不是，那些社员，有几个是肯做事的？上工只是敷衍了事。”丁木林说，“整天那么多的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哪里是做事的架势。”
“也是，有的社员觉悟不高，不积极做事，需要想办法提高人的积极性。”周全信说，“不过，贫下中农加入社了，大家一起劳动，统一分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员们成为平等的。”
“大家一起劳动，都偷懒不做事，哪里有粮食吃？”丁木林反驳说，“旧社会我没有田地，孩子没有读书，现在多谢共产党，我有田地了，也好让孩子读书。我一个孩子在高中读书，小女在中学读书，没有粮食怎么供养？”
丁木林的意思，就是不肯加入合作社。
周全信记得丁祥福书记说过，要让丁木林知道自己的幸福生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习习相连，要把他的女儿读书是受到党的恩情。
为了更快结束这次访问，周全信只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丁木林同志，我们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全靠我党的政策英明，把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打败了，现在不但你家有粮食，而且，儿女也读书了，现在党要求你加入合作社的大家庭，也是为你以后子女有更加好的学习机会……”
丁木林听了这话，显得很不耐烦，说：“我知道，田地是党给我的，我也没有说党不好，只是我有困难。如果我儿女不能在公家学校读书，我就去读民办的中学！”
话都说完了。
就这么回去，只怕难向丁书记交代。周全信显得很尴尬。
“周校长，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我要做事了。”丁木林边说，就要动手解开捆着的树叶。
想了想，周全信只有最后一招了，说：“丁木林同志，我是受乡党委丁书记来做你的思想工作的，希望你三思。目前，我们都是同志，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希望你不要固执。”
“怎么，周老师，想威胁我了？”丁木林根本不买账，很不高兴地说，“村里的干部也是这么对我说的。现在是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合作社是自愿的。我也是贫苦农民，不相信党就逼迫我加入合作社。”
话说到份上，绝了。周全信只有无功而返。
“丁木林同志，我走了，你做事。”周全信告辞。
“不送。”丁木林边做事情边说。
师生两人刚走了几步，丁木林的妻子叶贵英跑来，老远就叫：“孩子他爹，不好了。”
“什么事情？”丁木林问。
叶贵英吼了几口气，说：“爹在渡口被老五打伤了。”
此时，师生俩人已经走下了旱地，在丁南香的带路下，返回学校。
路上，胡天健问：“周老师，现在不是社会主义了吗，怎么还有单干的？”
“你不知道，天健”周全信说，“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党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的贫苦人家。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就是新民主主义成功了。我们党的目标，是要带领人民群众进入社会主义，将来还要进入共产主义。因此，从５３年开始，我们党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互助组运动，再后来，就进行了合作社。以前是小社，每个村庄几个小社，现在是把小社合并成大社，将来还要进一步发展。最终要进入共同劳动，统一分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不肯加入合作社，不响应党的号召。”
“听丁木林说，参加合作社是自愿的，那他不加入不是也符合党的政策吗？”胡天健觉得丁木林没有错。
“话是这么说，”周全信说，“他搞单干，由于干活卖力，粮食收的多，与别社员的生活不一样，这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凝集力。”
原来这样，胡天健就不说话了。
沿着乡政府门前的公路往南走，大约四公里，面前是横断山脉在眼前高耸。再往左走五百米，就可以看见一排房子。
远远的，可以看见房子的黄色土墙壁上写着几个红色的正楷美术字——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再走近，看见这房子墙脚是灰色的大石头砌成的，大约有一米多高，上面才是土砖。房子上面，则是盖着瓦。
房子朝西南向，与前面山脚下的村子有一段距离，显得是孤立的。
走进学校，胡天健发现，学校的校舍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三间瓦房子，两间教室，一间寝室。另外，还有一间茅屋的厨房。还有一间，就是三间小瓦房子，是老师的办公室。
教室面前的墙壁上，也有一句红色的大美术字——文艺应该面向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
这不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句子吗？是说文艺的，怎么就上了学校的墙壁上了？
周全信把胡天健带到北面的一间教室门口。七成新的木门，也并没有上锁，周全信推开门，指着两层铺的靠后窗户一个铺，说：“呐，天健，那就是你的床。”
胡天健走过去一看，一床白色圆点花纹青色被子折叠放在木板床尽头，木板上锯齿依然，凹凸不平，两块木板相连，缝隙裂开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