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大佬级人物——唐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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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斯文，态度冷静，在黄埔受训时经常给蒋介石打“小报告”，深得其信任；胆子很小，生怕遭人暗算，军统中有名的阴谋家，被称为“智多星”
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于湖南省酃县，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初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
唐纵这个人，从外表上看，是很斯文的样子。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镜，白瘦的面孔，说话时不但声音很轻，而且老是带着微微的笑容，态度很冷静。从表面上，既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军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凶残的杀人魔王和特务头子。但在他那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和秀丽的笔迹下，却不知残杀过多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他那种坚持个人意见的态度，非要别人同意他的意见才肯收场的劲头，又常常使每个接触他的人感到他是个异常倔强的人。他甚至对待那个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这一套办法。他常常告诉下属，这就是“柔能克刚”。
唐纵在黄埔六期受训的时间，就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介石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介石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介石汇报。因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没有发觉他，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介石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唐纵从黄埔毕业后，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他有公开的身份，是某军队的参谋，后来在南京创办《建业日报》。1930年任戴笠部情报处主任秘书，他先是自己做情报，以后看情报。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纵帮助戴笠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蒋介石这样安排，也是要把他身边为他搞特务的人员集中起来和组织起来。
唐纵在军统中是有名的阴谋家，一向以稳健冷静得到戴笠的器重。戴笠每遇到有特别重大问题想不出好办法时，总是叫毛人凤去问计于唐纵。戴笠死后，毛人凤也同样经常向他请教，许多大特务背地里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纵的胆子很小，每次去上海总是通知下属到车站去接他，并给他租好房间。他一般总是住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或三马路惠中旅馆，因这两个地方房租不算太贵，而且比较不复杂。他约好上海区的一些直属通讯员（大都是民主党派中或反蒋介石集团中的成员）谈话时，总叫人配带手枪暗中保护他。有时他还临时改变约定的谈话地点，生怕别人暗算他。
约在1933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人反蒋介石分子在某地秘密会，问唐纵怎么办。唐纵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其秘密逮捕来处理。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介石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戴笠匆匆赶回南京后，一面安慰唐、赵两人，一面向蒋介石力请保释。赵世瑞在被扣期间牢骚满腹，表现得很不好，而唐纵不但自己不发牢骚，还再三劝慰赵，叫他应抱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点委屈没有关系。戴笠听到这一情况后，对唐纵非常满意。
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酆悌奉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纵被任为副武官，随酆去德。当时蒋介石派酆悌、唐纵去的目的，是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人民的统治办法。唐纵出国前经过上海时，和几个同事吃饭时说这次去德国的任务很大，一定要尽全力学到一些东西，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一再说“一定不辱使命”。
唐纵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戴笠，极力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戴笠对这些意见很重视，先后在浙江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几十人去学习。
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以后，对这个机构究竟应当怎样发展，最初没有一套计划，也不知该怎么办。自从唐纵去德国写回报告以后，戴笠才亦步亦趋地极力仿效德国法西斯那一套办法。唐纵向戴笠提出的建议究竟有些什么，外人并不清楚。后来戴笠推荐吴迺宪担任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入了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德国法西斯特务的作法。
唐纵在德国学习后回国，戴笠坚决邀请他回特务处，唐纵这时的任务虽然和以前的还是一样，不过官衔上多了一个“长”字。因为唐纵出国以后，特务处有一任书记是黄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笠为了尊重他，加了一个“长”字。以后相沿下来，特务处的书记都叫“书记长”，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唐纵回国后，本来不想再搞特务，很希望转到行政方面去工作，因戴笠向蒋介石一再请求，并且亲自跑去找唐纵几次，他才答应了，当时许多人都说戴笠是“三顾茅庐”，礼贤下士。
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尽力扩大特务组织，将原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将军统局交与戴笠。这时，蒋介石感到在他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蒋介石推荐唐纵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唐纵仍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介石身边搞过这项工作，很快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将唐纵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纵再度去到蒋介石的左右，比过去更加卖力。抗战期间，蒋介石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了4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6个组，唐纵便被提升为第六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主管情报业务。
当侍从室准备在第一处设立一个组专管情报时，CC派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向蒋介石推荐中统局的特务担任组长，戴笠怕这个单位被CC派抢过去，便请宋子文向蒋介石要求，由他兼任这个职务，唐纵为副组长代他负责。后来蒋介石决定提升唐纵为组长，唐纵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要大家都尊重唐纵。实际上第六组不能直接领导军统，只是蒋介石身边的幕僚机构，不过戴笠故意要这么说，以表示对这个单位的重视。
唐纵自1938年调到侍从室当参谋以后，与军统已无关系，1939年调升组长。戴笠为了要拉拢唐纵，便规定要对唐纵在生活上予以补助。唐纵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但是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纵一笔现款，也是交给唐纵的老婆。直到1943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后，蒋介石为了让戴笠多抽出时间与美合作，才手令派唐纵兼任军统局的帮办。从那时起，唐纵才自己开口向戴笠要东西，请客也由军统报销。戴笠又派一辆汽车供他专用，他因为自己住所没有停车间，而且平日去办公穿过小门就到了，不需要用车，把车仍停在军统局，需要时才打电话来要。唐纵平日很拘谨，不但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郑介民和毛人凤放纵自己老婆不断向军统要这要那完全不同。
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之后，戴笠总希望他处处能多多帮助军统而去压抑中统和其他特务单位。其实唐纵并没有遵照戴笠的意思去做，而另有打算。有一次，戴笠为了宪兵和军统的水陆交通检查特务发生冲突，彼此都向蒋介石攻击对方。戴笠生怕自己的报告去迟了，蒋介石先看了宪兵的报告便责备他，就叫一个亲信去找唐纵说明这一情况，希望唐纵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介石看。那个亲信当晚去找唐纵，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来。唐纵听对方说明来意之后，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量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那个亲信回去把他的话告诉了戴笠。戴笠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纵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当时唐纵的作风，是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和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显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蒋介石身边的一个侍从秘书曹圣芬，是湖南人，戴笠想把他拉拢，除了直接送东西送钱给曹外，还要身边的人经常请曹上馆子或送东西。戴笠因此从曹的口中也了解到了唐纵的不少情况。曹告诉戴笠，唐纵对军统从来不敢公开包庇。
唐纵有一个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蒋介石集团中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这一点最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喜。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听不到他说什么机密的问题。
生活清苦，办事拘谨，极力拥护蒋介石，在戴笠死后开始发迹
1943年以后，唐纵虽以帮办名义到军统局办公，每周一两次，而且在戴笠出门时到军统局主持纪念周作报告，也只谈一般形势问题。军统局许多处长在他休息时爱围着他问长问短，他的回答都很审慎。有次军统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
他笑着说：“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不再讲下去，大家听了也认为这次回答还比较着点边际，比平日要好一些。
唐纵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切言行，是想尽办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埋头在他办公桌上，他的生活很清苦，有时候一天就吃两餐便饭，但是他办事拘谨，对每一件送给蒋介石去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具意见和整理得端端正正。1943年，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唐纵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阅读外，还指示沈醉由总务处会同训练处向书店购买5000本，分发给每一个在重庆的特务。他还规定各个训练都要把这书列为必读课本。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这本书，说这是“挽救”中国的“振兴”中国的“法宝”。当时许多特务对阅读这本书兴趣不大，虽然每人免费得到一本，但看完的却没有几个人。
唐纵经常在重庆特务训练班作“精神讲话”。许多特务学生都希望他多讲讲他在蒋介石身边主管的业务情况，以便为毕业后升官发财找一条捷径，可是他在这方面却讲得极少。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是蒋介石的言行一类东西。在他口中，往往把蒋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圣人”。他总爱讲他所亲自见到蒋介石的许多小事，用来证实他讲话的正确性。如说蒋介石如何“谦恭下士，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把蒋介石对于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情况举出作为例子。他说到蒋介石如何“英明伟大”的时候，便举出过去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如何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为例证。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唐纵曾煞费苦心地编出一套神话般的东西来。他从当时跟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些随从口中听到一些捏造出来的情况，再加以渲染美化，说得有声有色。戴笠非常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他也爱经常谈，因为他是从侧面入手，不像曾扩情、刘健等人只从正面讲，所以收效更大。戴笠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一方面是捧了蒋介石，同时也捧了戴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抗战实行独裁统治，曾公开提出：“为了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决反对个人自由主义。”唐纵极力拥护蒋介石的这种论调，几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中，遇到由他讲话时总要重复说明，强调由于中国人爱讲个自由，所以把中国弄得如同一盘散沙，因而招致亡国灭种的外侮。在他主持的军统局局务会议上和纪念周上，以及训练班的精神讲话中，都能听到这样的话，好像中国所以落后和受日寇的侵略，都是由于中国人爱个人自由的关系。
在唐纵家的会客室正中，悬挂着一幅蒋介石和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照片。他教育他的儿女时，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照片。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唐纵逢迎蒋介石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找到同样的东西去看看，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他平日读得烂熟的书，是蒋介石经常看的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的自传。他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他除将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记录下来外，还把读书心得写上去。他曾多次告诉身边的人，一定要坚持记日记，而且要那些人照他的办法去做，他很得意地说过，一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介石突然问到一件事，随行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介石大发脾气。他便从他日记中翻出来抄给蒋介石看，曾受到蒋介石的称赞。他认为这是写日记的好处。
唐纵为讨好蒋介石，对蒋介石的两个儿子便极力设法接近。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每来重庆，戴笠总是和唐纵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纵作陪时，他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时候，只要通知他，他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单独在他家中招待一番。
蒋纬国经常自己开汽车横冲直撞，有次被军统局的警卫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给过问。
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对于唐纵越来越客气，戴笠看到唐纵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一天天愈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对待他，便改用笼络的手法。1945年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戴笠将唐纵和郑介民同时提出来竞选中委。当时军统掌握有几千张票，全部都是选他们两人。戴笠这样顺水推舟做人情，唐纵也看得很清楚，但他并不很感激。
抗战胜利后，唐纵大走鸿运。蒋介石在戴笠没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纵，以便更好地实现他的特务统治。
1945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介石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一个亲信在他出任参军时看他，问到他以后的工作是否和过去一样，他只简单地回答：“差不多。”那个亲信知道他的老脾气，不会谈这些。
1946年春天，蒋介石先后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视察时，除了带着俞济时、陈希曾、竺培基等侍从人员外，唐纵是参军中唯一的随行人员，他每次随蒋介石出发的前一两天，总要先到军统局找毛人凤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一些刚从这些地方发到军统局的电报，还没有来得及缮呈蒋介石的重要情况，他都亲自摘抄在他的手册中，以便随时当面向蒋介石报告，或备充蒋介石查询时的材料。
1946年2月间，唐纵随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时，报纸上发表了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的消息。他一回重庆，许多大特务去向他道喜。他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心辜负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位发展。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也不肯给我。”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纵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
1946年3月2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毛人凤准备向蒋介石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时，曾召集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商谈。到场的人有副主任秘书张毅夫，处长何芝园、郑修元，戴笠的侄儿医务所长戴夏民，还有沈醉。大家商定请求蒋介石指定郑介民当局长。会后，毛人凤再三叮嘱，不能让唐纵知道这件事。当时不仅毛人凤不欢迎唐纵来当局长，在场的几个人也和毛人凤一样认为唐纵为人太拘谨，气魄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郑介民一向不注意小节，而且当时已去北平担任军调部工作，由郑介民继任，等于由毛人凤负责。如由唐继任，他马上可以来办公，一定抓得很紧，所以不愿意他去。
尽管毛人凤再三叮嘱，沈醉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还是悄悄地去看过唐纵，并把毛人凤的决定告诉了他，他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他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当沈醉从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上午，唐纵打电话找沈醉去他家。沈醉向他报告戴笠暴死的惨状时，他丝毫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而且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听沈醉谈戴笠死的情况。沈醉只好很简单地说完，听完后他只冷淡地说：“这是没有办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难过也无用。”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工作和过去不同，天天得出去办公。你回去把戴先生过去用的汽车挑一辆好点的给我用。”
沈醉一听心里好不难过，感到这个人太寡情了，不想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他马上去办。沈醉正要走，他又说：“委员长已决定要郑介民先生当局长，要我和毛人凤先生当副局长，在郑介民没有回来前，由我代表。我坚辞不了，实际上我是不会去的。他们不欢喜我，我也没有时间去。”他还表示，以后军统局的问题多得很，戴笠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他乐得不去插手。
大约在3月底或4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不久，又发表了以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为副局长的简短消息。郑介民马上在报上公开否认，唐纵也打电话向沈醉查询这一消息是否为军统所发，并且很不高兴地说：“这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发这些消息？”以后沈醉查明这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采访到的，向他报告后，他虽没有和郑介民一样公开否认，对外却一直说他根本不过问军统局的事。事实上他的确很少过问军统局的工作，虽然蒋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长，他还是一样，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郑介民毛人凤两人一再邀请才去一下。等到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时候，他这个挂名的副局长兼代局长也取消了。
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处理“李、闻血案”大伤脑筋
戴笠死之后，蒋介石对唐纵更加重视了。
戴笠生前拟有统一掌握全国警察的计划，准备成立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总监。当时，李士珍也正在倾注全力夺取这一职位，以实现他的“十年建警计划”。后来，戴笠突然死去，军统中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单位一定会被李士珍抢去。正在这时，蒋介石找唐纵去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天，唐纵突然向毛人凤要戴笠所拟的有关建警计划的其他材料。唐纵自己虽然没有透露蒋介石已属意于他，而毛人凤却向许多大特务谈出了蒋介石连续找唐纵研究的消息。
戴笠原来拟订的警察总监部的计划，规模很庞大，与中央各部组织差不多。这个规划大致上是这样：总监之下设副总监、正副秘书长各一，分设四个署执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业务。署之下设几个处，分掌总务、教育、交通、通讯等。又有几个室，主管秘书、人事、会计、督察等。唐纵在起草拟订这个机构时，首先感到这个名称太刺目，组织也太庞大。他力主缩小一点，只求职权范围能达到掌管全国警察为度，名称和组织应比中央一般的部要低一些。这时参加帮他起草的特务们，如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副司长汪弼，原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等人，虽一再建议不必多作更改，他始终不予接受。潘其武几次与毛人凤谈到这个问题，希望毛人凤去劝劝他，毛人凤总是笑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见。
1946年7月，蒋介石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免去他内政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当时，唐纵非常高兴，因他从没有做过主管官，对这样一个署长已感到心满意足了。而许多准备转到警察界去做官的大特务却很失望，暗地里说：“唐纵先生得手了，我们却没有着落。”
唐纵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在酝酿起草成立警察总署期间，他一直不先作人事上的安排。他在军统中关系最深的一些人，如他的小同乡刘国宪、罗杏芳，都是他从小学同学一直到黄埔六期同队，抗战期间由他介绍分别在重庆稽查处任副督察长、邮检所长、军统特务团副团长，还有他的堂弟唐振文、堂兄唐振寰，几乎经常去找他，希望早点知道给他们什么职位，但他始终不肯表示。直到他拿到了任命状，他才找毛人凤、郑介民商量人事安排问题，忙了一个多月才大体上作出决定。8月中旬，警察总署宣告成立，同时人事也初步快定，大致如下：署长唐纵，副署长酆裕坤；（1947年又加了一个副署长，原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第一处处长汪弼，主管行政；第二处处长李搴，主管教育；第三处处长李国俊，主管保安；第四处处长潘其武，主管刑事；第五处处长黄天迈，主管外事；第六处处长李叶，主管总务。
主任秘书马策，督导室主任胡国振。
以后这些处长常有变动，这里不一一列举。当时这个署的人事安排，包括唐纵、郑介民、秘各派的人。其中的李国俊、李叶、胡国振、马策等，是唐纵自己找去的。黄天迈是郑介民推荐的郑介民派中的骨干分子。潘其武是毛人凤的左右手。还有大批科长、股长、督导员，也是原来毛派中的骨干。此外，还有李士珍介绍的人。第一处处长汪弼是副署长酆裕坤多年的得力副手。警察总署刚成立形成为清一色的唐派天下了。
在起草警察总署的规划时，唐纵已露出了他的野心，那便是过去连戴笠都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控制各省保安团队，使“保”、“警”一元化。
一次，唐纵去昆明公干，当时云南省警务处长李毓桢向唐纵报告，说云南警务处在执行任务中最伤脑筋的问题，是保安团队与警务处的职权没有明确划分，因此不能很好地配合，彼此之间经常闹摩擦。特别是在有共产党游击部队出没的地区中，警察局的保警队和地方的保安团队在“清剿”中不但不能统一行动，往往各自为政，坐失良机。唐纵听了之后只是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很快就可得到解决，将来可以把事权统一起来就好办了。”
虽说保安团队是军队组织，警察机关管不了，但在他的计划里，警察机关是可以管保安团队的，可见他的野心之大。
1947年初，国防部又设立了一个保安事务局，由唐纵兼任局长。这个局主管全国保安团队的整编、训练和装备。下面只设两个处，由唐纵选定刚从陆大将官班毕业的军统特务赵世瑞等去担任处长，全部人员只有40多人。这个局的编制虽然不大，却很有权，可以主管全国所有的保安团队。终于实现了唐纵的计划。
蒋介石这一新的措施，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不明白唐纵是用什么方法使蒋介石同意他的计划的。
后来警察总署第四处处长潘其武在和毛人凤谈话时透露，原来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时，早就了解到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就会进行反共内战。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感到担心。唐纵便建议统一全国警察和保安部队，并举出云南警保之间存在矛盾而使中共地方武装力量日益坐大为例证。因此蒋介石把主管保安部队的职权一起交给了唐纵。
1947年4月，各省扩大警务处的职权，改组成为警保处把警察和保安部队的领导权集中统一起来。在蒋介石反共的罪恶行动中，唐纵也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
抗战胜利后，唐纵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使他伤脑筋的事层出不穷。
他刚刚成为警察总署长，连总署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是一个光杆署长的时候，就在昆明发生了举世震惊、全国人民一致愤慨万分的“李、闻血案”。蒋介石为了应付各方面的责难，急电召唐纵赴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调查这个血案，他回到南京连觉都不能睡，连呼“伤脑筋”不止。
唐纵回南京求援于毛人凤，希望毛人凤尽全力协助他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第一件任务，带几个得力助手去昆明协同办案。毛人凤因为刚从重庆“还都”南京，身边只有少数干部，分不出人来帮他。警察总署的刑事警察处长潘其武又以尚未明令发表，并且正碰上中美所办理结束工作，不愿随他同去。后来还是毛人凤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去重庆选几个人。因为当时有些人还没有走，有些走了又回到了重庆。他无可奈何，只好先去重庆。他先从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军委会原邮航检查处长李肖白和军统局行动处长郑修元，叫他们不要离开重庆，准备随他去昆明。他到重庆后，李肖白又向他推荐曾任军统特务队长、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当时任中美所汽车总队长的许建业一同前去。
唐纵过去执行蒋介石交办事件，没有一次不是上午奉命下午就动身的，可是这次他却迟迟不飞昆明，而在重庆呆了几天，有人说唐纵在南京时就已知道李、闻血案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所干的，但实际并非如此，要是那样，他便不必跑重庆找人了。实际上，他了解到霍揆彰有重大嫌疑，还是毛人凤打电报告诉他的，他才决定马上带沈醉和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4人动身去昆明。在没有得到毛人凤的电报前，他每晚在寓所花园中徘徊到深夜，还不断找沈醉和李肖白等研究，他那时的苦闷心情是过去很少看到的。
唐纵到了昆明，听到军统云南站长王巍向他详细报告，知道确系霍揆彰派人暗杀李、闻的情况后，本来可以放下重担，但他仍旧感到伤脑筋。因为霍揆彰是陈诚系统的重要骨干分子，唐纵不但怕得罪霍，更怕得罪陈，因此对此案如何处理很感棘手。
霍揆彰认为蒋介石派唐纵去昆明查办此案，是蒋介石有意包庇他，所以不愿承认这一罪责。因此唐纵在向蒋介石报告中，有些问题也不敢肯定。霍揆彰只承认自己约束部下不严，以致发生这种由于一时激愤所造成的偶然事件。蒋介石看出唐纵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困难，便另派顾祝同前往。消息传到昆明，唐纵一方面很高兴，感到责任轻松了，不必自己出面去得罪人；另一方面感到自己的面子有些难堪，堂堂一个警察总署长第一次出马亲自查办案件就遇到这样头痛的事。唐纵回到南京，毛人凤请他吃饭时，他还说：“昆明气候虽然很好，但这件事太伤脑筋，一直没有睡好吃好，体重比去时减轻了。”
第二件使唐纵大伤脑筋的事是1947年发生在上海的“金都血案”。事情是发生在上海金都戏院门口，由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双方开枪射击，宪兵人多火力强，当场打死警察6人，打死打伤过路的市民10余人。当时，火并行动虽被制止，但双方均认为吃了亏而不服气。第二天起，全市警察一律罢勤，要求严办肇事宪兵。宪兵也全体罢岗，要求严办警察。当时，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用了最大力量压制两方不准再闹，而个别地区的警察与宪兵仍时起冲突，动辄开枪互击。蒋介石据报后，曾打长途电话给宣铁吾，大骂一顿，叫他把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报。那几天，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多不敢随便外出，怕遇上宪警互相射击时成为流弹下的冤死鬼。
这场轰动上海、南京的大案件，当时报上曾连篇累牍地作了详细报道。“金都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唐纵派了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会同宪兵司令部一个科长一同去上海实地调查。隔了几天，唐纵在国民政府的纪念周上遇到宪兵司令张镇还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赔人？”唐纵平日和张一向很要好，说话也很随便。哪知这次却不同于往常，张因刚受到蒋介石的责骂，正在为上海肇事的宪兵抵赖，说是警察先开枪，宪兵有几个人被打伤。张见唐纵这样质问，怀疑唐纵向蒋介石告了他的状，立刻冒起火来，气冲冲地指着唐纵的鼻子说：“你不要乱说，究竟谁先开的枪你弄清没有？”唐纵一向有涵养，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责难，总是一笑置之，连忙把话扯开，又经在旁的人劝说，两人都走了。唐纵回到办公室，立即叫人打电话到上海催李哲赶快查明真相，据实上报。
此案虽经调处，但双方各执一词，都向蒋介石告状，请求严惩对方。蒋介石大发脾气，把唐纵和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叫去大骂一顿，责令他们两人迅即查个水落石出。唐纵奉令后，又认为是件大伤脑筋的事。第二天，唐纵去到上海亲自进行调查。他除了听取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的报告外，还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以及在警察局工作的军统特务派去研究，并从各方搜集材料。唐纵在上海搞了一个星期左右，总算把事情真相弄明白，确定是宪兵先开枪打死了警察，警察才进行还击。
秦德纯调查的结果，也和唐纵所查得的情况差不多。他们研究了以后，决定把几个首先开枪的宪兵带到南京交国防部军法局去审讯。
南京军法局将解到的六七个宪兵，经过一两个月的审讯，才决定把首先开枪打死警察的宪兵罗国新予以枪决，其余的几个分别判以徒刑。这场宪警血战案虽然是警察方面得到胜利，张镇却将唐纵当作仇人。原来，张被蒋介石狠狠骂了几次，把怨气都怪到唐纵的身上，两个人弄得都不讲话。唐纵虽竭力避免闹人事摩擦，结果还是没有避免。有一天，唐纵到保密局和毛人凤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感叹地说：“过去总认为戴先生爱和人闹意气，弄得各方面印象不好。今天才感到负起责任以后，这些事总是无法避免得了的。”毛人凤等他一走，便幸灾乐祸地对几个处长说：“唐纵先生过去一直说别人不会处好人事关系，今天轮到了自己头上才懂得这种困难。不像他在侍从室那样不与别人直接接触，与人没有冲突，什么事都好办。”
经过这次宪警大纠纷，在唐纵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才正式颁布《宪警职权调整办法》，明确规定一般性的治定问题由警察处理，只有军人违反治安的案子才由宪兵处理。军民之间有纠纷，军人交宪兵，老百姓交警察处理。这样，过去宪兵驻在哪里便和哪里的警察争权夺利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第三件使唐纵大伤脑筋的事是警保合一的问题。他虽处心积虑地想把警察和保安团队一起抓到手中，成为镇压人民的强大力量，以博取蒋介石对他进一步的重用。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经常使他感到头痛。
1947年3月前后，国民政府正式通过法令，改组各省警务处，与各省保安处合并而成立警保处，但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为止，唐纵的这一如意算盘始终没有实现，虽然他以警察总署长兼保安局长身份来执行这一改组任务，但仍旧行不通。各省主席表面同意而暗中反对。他们采取拖延对付的办法，迟迟不肯将两处合并，把保安处实权仍抓在手中。这是因为各省主席都把这些保安团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手。当时，保安团的经费出自地方政府，各省主席便以此要挟，说如果要将保安团划给警保处，便请中央负责经费。
唐纵为实现这一计划，于1947年6、7月间，亲自跑到浙江、福建等省去商谈，希望有几个省能率先做到真正的警保合一。结果到处碰钉子，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由警保处掌握到各县的保安队。这一让步，也只是得到表面上的同意，实行起来仍是问题很多。各县县长也同省主席一样，认为自己要抓住县保安队这一点点实力才行。这样一来，各县又不断发生警察与保安队争权的冲突，唐纵为了这些问题，时常弄到深夜都不能入睡，后来只好拟具一个“警保自卫队队员职务划分办法”签报蒋介石由内政部通令各省施行。
“警保自卫队队员职务划分办法”主要是规定各县（包括省辖市）城区治安与清查户口等工作由警察担任，重要据点与交通线的保护，以及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或保安团对零星人民武装的“清剿”工作由保安队负责。对于乡村的防御和要道口出入行人的检查和乡村户口的检查，则由各地人民自卫队负责。
这个职务划分办法颁布以后，实际上又恢复了过去“警保分治”的情形，这个闹了许久的警保合一的计划无形中成为了昙花一现，徒有空名，有些省连这名义上的合并工作也都没有实现。
第四件使唐纵伤脑筋的事是推行“警管区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
在警察总署没有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试行“警管区制”。这是利用警察对人进行的一种特务统治办法，主要是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警管区”，每个区约二三百户人家，每区设一警员，切实掌握住这个区的一切情况，这个警员可以随时抽查户口或盘查区内居民，遇到可疑的人可以随时配合各个区派出所进行搜查，唐纵对这一制度极为重视。他上任后，便下令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推行。结果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强烈反对，认为警管区制度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要求取消。最后弄到国民党的立法院也出来反对，他只好去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种办法对肃清城市暗藏的共产党和维护城市治安有很大作用，便叫他坚持实行下去。后来立法院开会叫他说明，指责他这种办法是“违法”的措施，他又不能把蒋介石这块招牌抬出来作为挡箭牌，因为蒋介石还要装出一副“中正”的假面孔。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什么警管区制实际上就是警察勤务制度的一种，只是使警察业务更加精密化的一项分工，采用警员也只是为了提高警察业务的素质等。结果，有的立法委员会仍不满意他这们的说明，仍旧要他取消这种侵犯人民自由的制度。他虽口头上答应可以考虑，实际上一直到全国解放也没有改变，而且在变本加厉地实行这一制度。蒋介石退踞到台湾后，仍把这一办法正式规定下来，不过一直遭到反对。
第五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警察不能免除兵役的问题。
唐纵上台后，提出了一个动听的口号，以说明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到处宣传：“建国期间，警察比军队更重要。”因此，他认为警察可以不服兵役。
在这个问题上，唐纵完全失望了，也使他伤脑筋。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根本不是在作建国的打算，而是要坚持发动反共的内战。打仗便要炮灰，警察大多是适龄壮丁，许多人怕被征当兵而当警察，也以为可以得到免役。但各省的征兵机关照样征召这些警察入伍，当时，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办法，各省市的警察局纷纷请求总署解决这一问题。唐纵最初也以为不成问题，正式函请国防部兵役局通令各省军管区一律免予征召现在服勤的警察入伍。但出乎意外，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要他通令各省警察单位服从兵役机关的征召。他唯一的法宝是找蒋介石，但报告上去，许久没有批下来。他直接又去找兵役局长徐恩平商量，也没有结果，弄了很久，才勉强达成一项协议，规定23岁以下的警官警察仍旧要服兵役，只有23岁以上才准绥役，必要时仍得应征，他对这项规定很不满意，曾在保密局向许多人发过牢骚，说这样一来，谁还肯来当警察。
第六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重庆发生用小孩肉喂警犬的惨案。
唐纵上台后一直标榜警察工作要“科学化”、“现代化”，他提倡办案要采用科学办法。不主张老一套凭经验来进行调查判断，所以重视科学设备，提倡大量训练警犬。但没有料到为了训练警犬的问题，又使他大伤脑筋。
事情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那时南岸烟雨堡附近山腰上有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单位，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因为口渴了，想找点水喝，便跑进了这个警犬训练所的厨房去找。他见没有人，便想在锅内偷点吃的东西，不料揭开锅盖，他看到锅内正有煮一个被支解了的小孩尸体，大吓一跳，便一路叫起来“煮娃儿喂狗！”附近的居民一听，连忙集合起来，准备冲进去看个究竟。这个所的特务们听到喊声，一面把门关上，一面赶紧把锅内的尸体投入深井内。群众破门而入时，锅内已不见东西，便到处搜寻，结果在垃圾中发现有些残余的骨头。有一个居民的小孩正在前几天失踪，便认定一定是被这些特务偷去喂了狗，立刻大哭起来。在一声“打”的喊叫下，群众把这个训练所全部捣毁，所长和几个“狗教官”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几十条警犬也被打死或跑。群众对此仍不甘心，便请求重庆警察局逮捕这个所的特务法办。他们还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便找唐纵去骂了一顿，叫他派员查明严办。
唐纵便叫沈醉去查明真实情况。沈醉到重庆后找了几个特务询问情况。据说杀活人喂狗的事还没有过，有时因为牛肉贵买不起，挖出刚刚死去埋下不久的小孩尸体去喂狗的事却有过几次。沈醉去这个所里看了一下，只见房屋已被捣毁，无法进行详细调查，便根据特务们所告诉他的一点情况，回南京时答复了唐纵。唐纵听完沈醉的话以后，一直摇头，又把他那句经常用的口头禅搬出来：“真伤脑筋！”他一边把沈醉谈的情况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一边向沈醉说：“这些人太不懂事，为了省几块买牛肉的钱，做出这种事来，被人告到委员长面前，叫我怎样去回复呢？”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让唐纵“伤脑筋”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他最怕见新闻记者，怕一言不当而引来祸事。
洞察先机，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反共的准备工作，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在过去，军统局运用警察进行反共活动时，一般都是由各地区的区、站等组织通过所能掌握的警察机关去执行。唐纵任署长后，便把这一任务统一起来，由他以“训令”、“通令”和“密令”指挥所有警察机关来执行。这就比过去力量大得多了，也方便多了。
在国共和谈期间，凡有中共机构的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各省的警保处、警务处，都经常接到唐纵的密令，要求详细调查和监视这些地区的中共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情况。其中，重庆警察局和刑警察处为此时常遭到唐纵的指责，因为重庆的中共人员不少，警察局和刑警处都不易调查清楚，致使唐纵很不满意。
和谈破裂以后，蒋介石悍然不顾一切下令遣送中共人员回延安时，唐纵立刻发出指示，命令各地警察局长切实认真执行，监督中共人员全部撤离，并认真查明是否仍有中共人员留下继续进行活动。唐纵对此非常认真，曾密令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对留下的中共人员秘密逮捕，或强迫留下的中共人员自首。唐纵的密令中还规定，这项命令要由各级主官亲自负责执行，不能作为一般例行公文看待，如执行不力要受到严厉处分。
1947年冬天，唐纵去南京召集各省市警察负责人开了一次“警政检讨会”，到会的有福建、江西、浙江、河南等省的警保处长严泽元、龚建勋、竺鸣涛、杨蔚等，和北平、成都、安庆等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刘崇朴、林超等共40余人。
在这次警政检讨会上，唐纵自己承认在和中共斗争方面，警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并引咎自责。他说，他过去对这问题重视得不够，各地也放松了这一工作，因此表现不出一点成绩来。他强调国共和谈业已破裂，中共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一定要竭尽全力配合前沿军事行动，在后方彻底消灭共产党。他一再说明，只有后方消灭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好，前方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蒋介石对于这种全国性的警察会议很重视，在百忙中还听取了唐纵对他的报告，并批示唐纵对出席人员转达他的期望，勉励这些人全力把后方治安工作做好，防止中共地下人员在后方各大城市的活动等。会议结束前，唐纵请求蒋介石召见出席人员，当面给以训示，蒋介石没有答应。事后据唐纵说，这是由于参加的人太少，蒋介石对此不甚满意。
唐纵原计划在1948年再召开一次全国警政会议。蒋介石马上批准，并指示一定要全国各省市的领导人亲自参加。于是唐纵从这年春天开始就作准备，由于蒋介石的军队一再惨败，人员召不齐，这个会也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拥护中共的民主党派和反蒋人士，唐纵也是运用警察权力，尽力进行迫害和打击。1948年云南人民在中共和民革的领导下，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唐纵对此异常注意，曾三令五申叫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动用一切权力，配合中央驻滇军队把云南人民武装部队消灭掉，不能让这个大后方不安宁。邱开基在保密局云南站召开的公秘单位会报上，多次提出请求，希望云南站和其他在云南的军统组织尽力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唐纵对邱开基很不满意，认为这个人干劲太差，没有做出一点成绩，甚至连情况都摸不清楚，终于将其撤换。
在遣送中共代表返回延安不久，蒋介石又宣布解散民主同盟。唐纵的嗅觉很灵敏，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解散民盟之前，就先密集各省市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各地民盟组织的活动，并切实做好关于取缔民盟的各项准备。当唐纵叫秘书拟好这个密令时，副署长酆裕坤还向他建议暂缓发出，以免影响到对民盟的拉拢，因为这时蒋介石正在要张群、吴铁城等拉拢民盟的某些领导人。但唐纵的回答是：一定不会有结果，务必趁早叫各地作好准备，等到公开宣布解散的时候，一些人又会转入地下活动，那时困难就多了。
隔了几天，唐纵又拟出取缔民盟的一套办法，要求民盟成员登记自首，并规定只要向警察机关自首登记后，不再参加民盟活动，便可不再视为民盟成员政府可予保护，如果拒不登记而继续进行活动时，即以不遵守宪法及违反“动员勘乱实施纲要”予以取缔，情节重大的立即拘捕。
蒋介石正式宣布取缔民盟后，唐纵便大吹其牛，说他早有预见，能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准备工作。他说：“这就是为领袖担扰分劳。”据说，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有人曾好奇地问过唐纵，像这类问题，要是没有看得准，是不是会闹出乱子来？因为一方面拉拢，一方面又准备取缔，这不是增加麻烦，给别人一个借口吗？他笑着回答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措施，不但不是增加麻烦，而是有利于工作。”他说，这是对民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就范。反正是两条路，要么跟国民党走，要么跟共产党走。先给他们一点压力，跟了国民党之后，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不愉快。如果拉不过来，也早已作好取缔的准备工作，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这叫“制敌机先”之法。
后来据毛人凤说，并不是唐纵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也不是他有胆量敢先来这一手，主要是从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人口中先了解到拉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一定会弄到取缔这一步，唐纵由于先了解情况，才敢抢先来了这么一下。
要求警察总署做到“不浪费一文钱，不浪费一个人”，却在人事问题上一直吃力不讨好
唐纵任署长两年多的时间里，对警察制度和法规等搞了一些名堂。
在解放以前，警察对违警罚款最感兴趣，罚款越多，好处也越多。但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民不聊生，连靠罚款增加收入的警察官员们也叫苦连天。根据国民政府原来的规定，违警罚款最高额为30元，超过这个数目，警察机关算“违法”。这种罚款数目是抗战前规定的，抗战后法币不断贬值，各省市县的警察机关将这项罚款各自为政变相提高，有的按银元折算，有的罚实物或按实物折价，一直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合理规定。
警察部署刚一成立，各省市警察机关纷纷请示，要求制订统一的罚款办法。有些省市的警察局擅自折合银元或按实物折价的罚款办法，又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责难，没法继续行使下去。唐纵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复文措辞也很含糊，只说正在拟具统一办法中，但直至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唐纵一上台就叫嚷要制订一套统一的警察法规和制度，可是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制定统一的警察服装。据他说，这是由简入繁，先从仪容着手，慢慢再进一步制订一些有关根本性的条例。
唐纵认为任署长后的得意之作，是举办全国警官登记和制定统一的指纹制度，以及推行警员制与修定警察法规等。但举办全国警官登记的工作搞了两年多，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能够全部完成。许多边远省市对这个工作一直拖延未办。
唐纵对统一全国警察机构的指纹工作，曾请过不少所谓“专家”来研究。据说，警察采用指纹登记已实行了一二十年，在个别大城市的警察局里设有主管指纹的单位，由于搞指纹工作的人员，有的学德国，有的又分别学英、美、奥、法、日。都是各搞一套，因此非常混乱。往往在甲地犯过案的人，到乙地再犯案后，警员采取指纹时，因办法不一致，分类归档各有不同，调阅档案时便发生许多困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一些专家的研究后，决定采用统一的规定：凡采取两手十指指纹时，一律采用亨利爱德华式；采取单指纹时，一律采用白脱里式。这是因为这两种方式分类简便明显易于推行，过去采取指纹的纸型也很零乱，有的过简，也有的过于繁琐，这时由警察总署统一划定标准格式，分发到各省市警局实行。
唐纵推行警员制度，是为了使警察完全“特务化”。过去各大城市的警察一般都是警士待遇，素质参差不齐。有少数警士是中学程度，绝大部分只是高小初小的文化程度。他认为要这些人担任错综复杂的反共斗争是无法胜任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待遇才可能提高质量。可是警察经费又无法增加，便只好采用裁员增薪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两三个警士的钱来养活一个警员。据他说，这是非常合算的事，因为一个质量好的警员，比起那些质量差的警士来，在反共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便不止可顶两三个，而是可以一当十。
唐纵当时亟需解决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是如何安置军统缩编后裁汰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小特务。这一大批在抗战期中扩充组织时吸收来的小特务，既无资历又无学历，又将他们大量转送到中央警官学校转业警官人员训练班去受短期的警察业务训练。这批人别的事做不来，反共却都是“老手”，唐纵将警士改为警员后，便毫不费力地可以把这批人安置下来，既可增加自己的力量，又可向蒋介石讨好，因此他将这一制度一直坚持下来。不过以后解放地区一天天扩大，特务逃往后方的越来越多，也就无法安置得了。
在他的“健全警察制度，必须使警察现代化和科学化”口号下，经费却大成问题，唯一办法是依靠中美合作所的剩余物资来装点门面。他接受毛人凤推荐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担任刑事警察处处长，还接收了原中美所的警械实验器材和上百只从美国空运来华的警犬。当时军统收下这批东西，不但没有多大用场，连警犬的喂养也感困难。郑介民和毛人凤落得做顺水人情，将这些器材和警犬一起送给了他。因此他在警察总署内增设了一个刑事实验室，由原任中美所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副主任刘人奎任主任。军统局原有一个警犬室，主任王芝禄，有几十条警犬，毛人凤也连人带狗一起送给了唐纵。这批器材和警犬便成了他实现科学化的“宝贝”了。他不止一次公开招待记者们去参观这些美国最新式的科学设备，吹嘘这是远东唯一的现代化装置。在召开全国警政会议时，他也亲自陪同各地赴南京开会的代表去参观这些新式刑具的表演。
中美所留下来的大批美国脚镣手铐，他也全部要了去，分发到几个大城市的刑警处，用这些东西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
他原来一向是崇拜德国警察制度的，抗战胜利后又改为崇拜美国，他曾准备聘请美国一个“犯罪学专家”为警察总署的顾问，以便更好地模仿美国的那一套。但那位“专家”对他所出的价钱不满意而不肯来，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唐纵在“不浪费一文钱”的口号下，尽力施展了他那种“小家气”的作风（这是特务们背地里埋怨他）。他在一般的事情上可以马虎一点，在用钱方面却非经他亲自审批不行。副署长和主任秘书可以批其他公文，却不能代他批发特别经费。每天别人下班了，他还埋头坐在办公室里一件一件地批阅从几十到几万元的经费卷宗。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得不到他一文钱的特别照顾，他既不像戴笠那样逢年过节送特别费，更不准透支薪金，弄得许多人叫苦连天，大特务另有生财之道，一些小特务便只好与外面的特务勾结起来搞点花样来维持生活。
唐纵很少花钱请客，有次他和毛人凤两人出面请内政部次长和司长们吃饭，毛人凤叫下属完全由保密局开支。那个下属故意说，既是两个出面请客，便得各摊一半，毛人凤笑笑说：“你不是不知道唐先生的脾气。要他出钱的话，他会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去的。”
那次他们两人为什么要请客，说来也是一件内幕新闻，胡宗南率领大军政下延安之后，一心想仿照卫立煌的先例，将金家寨改为立煌县的故伎，希望把延安改为“宗南县”，以显示他反共的“丰功伟绩”。胡宗南以为只要有发起，就可以顺利实现他那幻梦。在他的授意之下，首先由陕西省参议会提了出来，他满以为陕西省政府就可决定这个问题，殊不知一个县名的更改要经过内政部办理许多手续才行，胡只能指挥陕西省政府和省参议会，却指挥不了内政部，便叫他的老婆叶霞翟和毛人凤商谈，毛人凤认为唐纵当过内政部政务次长，所以请唐纵出面和他一起请一次客，唐纵对拉拢胡宗南也是很愿意的，所以立刻答应了。宴会之后，唐、毛人凤两人从中活动，自然顺利解决。不过等到一切手续都快办好，只等正式公布时，而延安又被解放军收复，胡宗南部狼狈逃出延安。事后，毛人凤用非常懊丧的神情对唐纵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能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么。”
唐纵提出的“不浪费一个人”的口号，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他最初由于怕别人说他滥用私人，不便把自己的堂弟唐振文留在警察总署，而介绍到交警总局去当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实际上到后来各方面介绍来的人他都是应付。俞济时一次介绍给他十多个亲戚和小同乡，指定要做大城市的警官，唐纵都一一予以照办。
在人事问题上，唐纵一直是弄得吃力不讨好。特别是1947年5月间，第一批警保处长上任的时候，军统特务所占的比例很小，除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是军统外，其余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有的与军统有点关系，有的完全没有关系，弄得军统特务们大吵大闹，认为他当了署长忘了本。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他，目的是听听他的意见。他当时心情很不宁静，听完之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慢腾腾地说：“大家太不谅解我，这批人是刚从中央警校高级研究班毕业的，他们当中不少是抗战时期的军长、副军长或师长，对抗战都有功劳。蒋介石委员长交下来要妥善安置，不给他们当处长是不行的。”
他为了说明他对军统特务的照顾是尽到了他的力量，举出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为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关照“内部”的。东方白是下班在家拜佛，上班就下令抓人杀人的一个有名的刽子手。他当了贵阳省会警察局局长后，竟听信了一个姓吴的江湖术士的话，在警察局里设了一个炼丹炉，大炼其“长生不老”的什么“仙丹”。一些善男信女，天天到警察局去找局长和吴某大谈修行炼丹等秘法，有人把这情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要唐纵彻查此事。但唐纵认为东方白虽然有点迷信，执行任务时还很认真的。在镇压贵阳学生运动和搜捕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方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他根据这些向蒋介石报告，说东方白工作一贯认真，“成绩”不错，至于个人迷信并未影响执行任务，因此仍旧保留了这个局长，只不过叫他不要把炼丹炉设在警察局内。接着，他加重语气说，正是因为东方白是军统的“老同志”，所以他尽力维护。他说到这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有些人的行为也太有点荒唐了，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叫我也很为难，他们还不能谅解我。”
自第一批警保处长上任受到军统特务的指责后，他不能不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许多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表现出很明显的不满，背地里的闲话越来越多。毛人凤的人也从中煽动，散布流言蜚语。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后上任的警保处长中便出现大批军统老特务了。
在健全警察制度方面，他的确花了不少工夫。警察部门过去的一些法令条文，许多省市实行起来各自为政，唐纵对此都作了些修订，警察部门过去所没有的或不统一的东西，如警察法、警察抚恤条例、奖惩制度、退休办法等，都一一加以制定。他还选定以白色警鸽为警察的标志，制定各种奖章。他对他的这些“成绩”很满意，总爱向比较亲近的人介绍一下。但他却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官吏，爱在报纸上大吹大擂，专做自我宣传。
他最怕见新闻记者，记者们也不易采访到警察总署的消息，当时只有军统办的大同通讯社的特务们能出入该署，所以报纸上公开报道的东西很少。这是由于一方面这个机关的许多措施都是与人民为敌的，不便公开发表，另一方面是他怕出问题挨蒋介石骂。他出任署长后，许多记者想找他的照片和履历去报上刊出，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但他却拒绝。
有一次在喝酒喝多了之后，唐纵对别人说：“我最不愿意在报上出风头，因为委员长看到了这些东西会不高兴。”
听了这句话，大家才明白过来。
和李士珍形同水火，在蒋经国的帮助下击垮对手
唐纵在出任警察总署之前，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一向处得不错。戴笠过去与李士珍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时，他从不介入，有时还说戴笠对李太过分了一些。他去侍从室几年中，李经常去找他。他当了上署长以后，初时也很想避免和李发生矛盾，希望李在训练警官方面能与他很好地配合工作。他不但首先去拜访过李，同时对李也很恭维，他甚至当着很多人的面称李为“老大哥”。但李士珍却并不因为唐纵对他的态度好，就能真正和他合作而消除嫌怨。李士珍等了十多年，眼看戴笠死于非命，满以为十拿九稳可以把全国警察领导权夺到手中，连做梦也没想到唐纵把这个职位抢走了，他怎么会甘心？
最初唐纵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他刚当上署长不久，有人就向他提出过，要警惕李士珍这个人。他回答说：“你以为戴先生处不好的人我也会处不好？”他又笑了笑，补充说他和李过去关系不错等一些话，好像很有信心，能把过去与军统为敌的人变成朋友。
问题很快就揭开了。不到两个月，有人告诉他，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内公开批评他，说他是“完全外行”，由这样的人来主持全国警政，非弄得一团糟不可。究竟为什么这么快闹翻了脸？原来，李向他推荐一批骨干想在新成立的警察总署中抢地盘，他虽然接受了几个人，却没有全部满足李的愿望。这样一来，李就大大不满，内心愤懑，于是爆发了出来，不过这还只是刚揭开的序幕，激烈紧张的“肉搏战”却还在后头。
李士珍多年来准备了一个《十年建警计划》，抢在戴笠之前送给了蒋介石，满以为抗战胜利后成立警察总署时第一任署长就会轮到他。结果署长被唐纵抢了。李就把他的《计划》印成小册子，向人分送。可是这个计划送到蒋介石处，遭到了“阅而不批”的命运，被蒋介石搁置下来。
唐纵针对李的计划的缺点，迎合蒋介石的意图另外赶制了一个《五年建警计划》。他究竟在蒋介石身边多年，懂得蒋介石的心理比李多得多。他的这一计划大受蒋介石的赏识，准其按计划逐步施行。
唐纵计划的主旨是“统一事权，加强职能”，这就和蒋介石“戡乱建国”的方针相吻合了。他计划中的“警保合一”以及运用警察力量巩固后方治安，与大城市的警管区制、警员制，使警察与特务一元化等，都符合蒋介石的心理，因而使他这个“外行”比李士珍那个“内行”在蒋介石面前吃香得多。
为了进一步和李士珍争夺警察教育权，唐纵的计划中也采用了李的一些办法，所以看起来比李的就更完善了。
唐纵对李的那个计划，曾用讥讽的口吻批评过，说是“书生之见”。最使李伤心的是唐纵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李大哥对教育长很有兴趣，还想再当上十年的样子。”自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李的耳中。据说李士珍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大骂唐纵的计划是“邪门歪道”、“流氓作风”。从此以后，唐纵和李士珍两人从当初互找对方工作上的毛病，发展到进行人身攻击，仇恨越来越深，形同水火。不过他们在公开场合中见面的时候，彼此还是有礼貌地招呼一下，唐纵有时还故意表示亲热的样子。
唐、李之间的第一场“肉搏战”是争夺在东北设立警官学校的领导权。先是，李士珍呈准蒋介石，在东北设立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因此，在警察总署成立之前，他就作好了种种准备，内定黄埔二期毕业的严正任分校教育长。严是他黄埔同期同队的同学，经他推荐给蒋介石，也批准了。当李士珍正在筹备的时候，唐纵给蒋介石一个报告，请求由他派人去东北主办中央警官学校分校。理由是：当时在东北设分校，不应该是去招收训练正科学生，而是将接收下来的原东北伪满洲国的警官和替日寇充当特务的汉奸们加以短期训练，利用这些有经验的人进行反共工作。因此，必须针对当时情况，由他派人去办，才能顺利完成反共的任务。
李士珍对唐纵突然来这一手，非常愤慨。
唐纵是了解蒋介石的，只要提出反共措施，蒋介石总是非常高兴采纳，所以唐纵在和李争夺东北分校领导权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当蒋介石正在考虑将东北分校交与唐纵的时候，李士珍以辞去中央警校教育长的职务来要挟。蒋介石权衡之后决定仍将东北分校交给李去办。
这天，蒋介石把唐纵找去，说明改变决定的经过和原因。唐纵满口答应。其实当时他要办的事还很多，他之所以要同李士珍争权，真正的目的是想给李来一个下马威，给点颜色让李看看。
第二个回合是唐、李抢夺警察局最高领导权的问题。在蒋介石统治前期，边区几省一向由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权力达不到这些边区，因此没有设立国境警察机构。抗战后期，这些边区逐渐由蒋介石掌握，抗战胜利后军统便想将国境警察局掌握起来。李士珍的十年建警计划中也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戴笠死后，毛人凤一度准备抢夺这一机构，因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无意再提这事。1947年春，唐纵向内政部正式提出，请求成立8个国境警察局：西南边境4个，分设于云南、广西境内；西北4个，分设于新疆和内蒙古。这些国境警察局，组织规模都很庞大，拟定的编制每个局都有警官百余人和警察几千名。
李士珍知道唐纵提出的计划后，立刻集中力量来抢夺。他倡言，训练国境警察局的警官，应由中央警校专门设立一个特别班来进行国境警察业务训练，等这批警官毕业以后，才能成立国境警察局。他认为，以现有人员仓促组成，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弄得笑话百出，有辱国体，不如暂时维持现状。他振振有辞地扬言，应以国家主权和声威的为重，反对草率从事。李士珍的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连立法院也同意先训练出一批人员才能设置这种机构。
李士珍向内政部提出的报告，唐纵第二天就了解到了。他立刻针对李的意见又提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从速成立国境警察局。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当时一心在搞他的反共军事部署，便将这个问题交内政部处理，并指示：将来成立国境警察局应由内政部直辖，不归警察总署领导；训练国境警察局警官事，交由中央警官学校主办。
在这一回合中，唐纵没有得势。后来内政部找他去研究，他也只派一两个不重要的人去参加，他曾很气愤地说：“我们争不到手，他（指李）也不会有希望。大家都不搞算了！”就这样，直到蒋介石退居台湾，这个酝酿了两年多的国境警察局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第三个回合是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唐纵在前两次的争夺中没有取得胜利，便利用他掌握各省的警察人事权与李士珍为难。他对李派人员借故更换了不少，或不再派充重要领导工作。李士珍为此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找唐纵问话，唐纵的答复是：这些过去一向干军事工作的人，只经过短期警察训练，担负起一省的责任不太适宜，还是多留在总署见习。
李士珍在训练警务人员时，要求受训人员都要参加他所领导的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结业后参加中央警校同学会。李一直想运用这两个组织来和军统争夺警察领导权。
唐纵针对李的这套手法，运用他的职权对这些人员亲自进行一番拉拢活动。他在警察总署召集他们座谈，照例还请他们吃饭，并送给每人一张他自己穿最高警官制服的照片和一笔特别费。警察总署人事室在分发这些人去各地工作时，还叮嘱他们要参加当地的中国警察学会，并说明这个会是由唐纵亲自领导的。
唐纵好几次曾用非常得意的口吻说过，李士珍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培训的人，他只花半天的工夫就轻轻地拉过来了。
与此同时，唐纵还在全国警政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各省设立一所警察学校，每县设警察教练所，由各省自己训练警官，不必由中央警官学校代办。最使李士珍不满的是唐纵还要在南京设立一所首都警察学校，培植高一级的警官。这样一来，中央警官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据李士珍身边的人透露，李得到这一消息，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了。他向部下发牢骚说，他对这个教育长职务并不重视，早就准备辞职不干，是蒋介石坚决挽留，他才留下来。现在唐纵这样对付他，他反而要再干下去，不能让唐纵的如意算盘得逞，要使唐纵明白李某不是好欺的。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唐、李双方斗法相持不下，到了台湾还是继续斗争。后来唐纵在老蒋与小蒋的支持下，力量一天天发展，李最终被赶出了中央警官学校，由唐纵推荐军统特务乐干当了教育长，结束了李、唐之间多年来的这一场斗争。
对“党国”的前途充满悲观，认为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政策
唐纵任署长之后，使他最感不快的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由宪兵中的元老韩文焕抢去了。蒋介石驭人的一贯手法，是有意识地丢出几根骨头让下属们争来夺去，使这些人为他拼命卖命。他虽以军统头子唐纵当警察总署长，却并不将警察大权全部交给唐纵。
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蒋介石手下有名的刽子手谷正伦（绰号谷屠夫，任宪兵司令多年，杀人以万计）极力向蒋介石推荐的。韩自恃有宪兵作后盾，自己又是“老资格”，加上与李士珍有勾结，便想把首都警察厅里的人弄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竭力排挤厅内的军统分子，因此与唐纵不断发生摩擦。
唐纵表面上虽不主张马上向韩开火，内心里却是很讨厌韩的。警察总署发出的命令，韩有时敷衍一下，有时就干脆搁下不理。有次唐纵发出一个防止各地学潮的命令，韩认为不合首都情况未予执行，而且未将命令转发下去。唐纵了解到这一情况，加上韩自己拟的办法又不向他备案，非常不痛快，立刻打电话向韩查问，韩答复使唐纵很不满意，两人在电话中争执起来，韩才答应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韩虽然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但并不遵照执行。加之特务们从中挑拔，两人之间矛盾越来越大。
特务们挑拔唐、韩两人矛盾的一个手法，是每次唐纵召集韩去总署开会时，故意把通知迟点送去，有时干脆不送。他们的办法很巧妙，在送这些通知时，往往先把一件不重要的东西送去。唐纵是很细心的人，遇到韩没有按时来开会，便要追问通知送了没有？特务们便拿出送文簿给他看，明明是按时送了去。其实，送文簿登记的是一份普通公文，而开会通告却是隔了些时才送去的。韩不能准时参加或不参加时，唐纵总认为韩目中无人，瞧他不起，更恨韩。特务们这种做法，是希望唐纵把首都警察厅夺过来。这样他们在南京为所欲为就更方便了。
从1947年夏天开始，唐纵决心要去掉韩文焕这个眼中钉。他自己并不直接出面去请求蒋介石撤换，而是经常跑到保密局请求郑介民、毛人凤帮助他；发动在南京的军统特务从各方面搜集韩的贪污不法罪证，通过保密局向蒋介石去检举。韩任厅长后，大大小小的贪污事件本来就很多，经过特务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搜罗，几个月工夫便找出一大堆来，蒋介石便决定要撤换韩文焕。
唐、毛两人都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们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都准备把与自己有关的亲信推荐出来接替韩的职务。正当唐、毛两人为此争夺不休的时候，郑介民却轻易地抢了过来。郑介民提出他的小同乡和私交最深的黄珍吾来，蒋介石一向很器重这个人，果然一保就准。黄珍吾虽不是军统分子，但军统可以完全控制他。宪兵方面也因黄是老团长，夙有渊源，就这样很顺利地接掌了首都警察厅长。黄对唐纵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从此改变了警察总署命令刚出署门就碰钉子的现象。
唐纵收拾宪兵系统的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是没有费多大气力的。韩文焕下台后，特务们便怂恿唐纵，一不做二不休，把汤也拉下来，而以军统特务杨清植接替。蒋介石批准后，特务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失去的“地盘”又一个接一个夺了回来。
唐纵和毛人凤对上海警察局长一职早就想夺了过来，淮海战役发生后，原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内外夹攻之下，由汤恩伯出面保荐毛森接替了这个职务。
在两年多时间中，唐纵终于把要抢的都抢到手中。
到1949年4月，唐纵已不再是那么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了。当时由于蒋军主力大部已被歼灭，南京人心惶惶，高官们的家眷都在作逃往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打算。唐纵还在故作镇静不送他的老婆和孩子们走。有人问唐纵为什么还不送家眷走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一动，别人的闲话就更多。”他沉思了一会又说：“迟早是要送走了。我们都得走的。”接着他谈到当时的局势，认为很难乐观。他非常恨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还不能和蒋介石合作，要抢总统当。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说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会被拉过去。
他的话中充满着悲观情绪。
几个月后，唐纵从上海坐飞机离开了大陆。到台湾后的第二年，他被蒋介石派往韩国任驻韩国大使，1954年回台后先后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中国农民银行”总裁等要职。1976年蒋介石病逝后，他在家中伤心了一个多月，1981年在台北病逝,终年76岁。
外表斯文，态度冷静，在黄埔受训时经常给蒋介石打“小报告”，深得其信任；胆子很小，生怕遭人暗算，军统中有名的阴谋家，被称为“智多星”
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于湖南省酃县，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初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
唐纵这个人，从外表上看，是很斯文的样子。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镜，白瘦的面孔，说话时不但声音很轻，而且老是带着微微的笑容，态度很冷静。从表面上，既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军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凶残的杀人魔王和特务头子。但在他那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和秀丽的笔迹下，却不知残杀过多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他那种坚持个人意见的态度，非要别人同意他的意见才肯收场的劲头，又常常使每个接触他的人感到他是个异常倔强的人。他甚至对待那个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这一套办法。他常常告诉下属，这就是“柔能克刚”。
唐纵在黄埔六期受训的时间，就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介石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介石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介石汇报。因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没有发觉他，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介石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唐纵从黄埔毕业后，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他有公开的身份，是某军队的参谋，后来在南京创办《建业日报》。1930年任戴笠部情报处主任秘书，他先是自己做情报，以后看情报。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纵帮助戴笠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蒋介石这样安排，也是要把他身边为他搞特务的人员集中起来和组织起来。
唐纵在军统中是有名的阴谋家，一向以稳健冷静得到戴笠的器重。戴笠每遇到有特别重大问题想不出好办法时，总是叫毛人凤去问计于唐纵。戴笠死后，毛人凤也同样经常向他请教，许多大特务背地里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纵的胆子很小，每次去上海总是通知下属到车站去接他，并给他租好房间。他一般总是住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或三马路惠中旅馆，因这两个地方房租不算太贵，而且比较不复杂。他约好上海区的一些直属通讯员（大都是民主党派中或反蒋介石集团中的成员）谈话时，总叫人配带手枪暗中保护他。有时他还临时改变约定的谈话地点，生怕别人暗算他。
约在1933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人反蒋介石分子在某地秘密会，问唐纵怎么办。唐纵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其秘密逮捕来处理。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介石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戴笠匆匆赶回南京后，一面安慰唐、赵两人，一面向蒋介石力请保释。赵世瑞在被扣期间牢骚满腹，表现得很不好，而唐纵不但自己不发牢骚，还再三劝慰赵，叫他应抱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点委屈没有关系。戴笠听到这一情况后，对唐纵非常满意。
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酆悌奉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纵被任为副武官，随酆去德。当时蒋介石派酆悌、唐纵去的目的，是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人民的统治办法。唐纵出国前经过上海时，和几个同事吃饭时说这次去德国的任务很大，一定要尽全力学到一些东西，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一再说“一定不辱使命”。
唐纵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戴笠，极力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戴笠对这些意见很重视，先后在浙江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几十人去学习。
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以后，对这个机构究竟应当怎样发展，最初没有一套计划，也不知该怎么办。自从唐纵去德国写回报告以后，戴笠才亦步亦趋地极力仿效德国法西斯那一套办法。唐纵向戴笠提出的建议究竟有些什么，外人并不清楚。后来戴笠推荐吴迺宪担任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入了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德国法西斯特务的作法。
唐纵在德国学习后回国，戴笠坚决邀请他回特务处，唐纵这时的任务虽然和以前的还是一样，不过官衔上多了一个“长”字。因为唐纵出国以后，特务处有一任书记是黄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笠为了尊重他，加了一个“长”字。以后相沿下来，特务处的书记都叫“书记长”，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唐纵回国后，本来不想再搞特务，很希望转到行政方面去工作，因戴笠向蒋介石一再请求，并且亲自跑去找唐纵几次，他才答应了，当时许多人都说戴笠是“三顾茅庐”，礼贤下士。
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尽力扩大特务组织，将原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将军统局交与戴笠。这时，蒋介石感到在他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蒋介石推荐唐纵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唐纵仍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介石身边搞过这项工作，很快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将唐纵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纵再度去到蒋介石的左右，比过去更加卖力。抗战期间，蒋介石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了4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6个组，唐纵便被提升为第六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主管情报业务。
当侍从室准备在第一处设立一个组专管情报时，CC派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向蒋介石推荐中统局的特务担任组长，戴笠怕这个单位被CC派抢过去，便请宋子文向蒋介石要求，由他兼任这个职务，唐纵为副组长代他负责。后来蒋介石决定提升唐纵为组长，唐纵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要大家都尊重唐纵。实际上第六组不能直接领导军统，只是蒋介石身边的幕僚机构，不过戴笠故意要这么说，以表示对这个单位的重视。
唐纵自1938年调到侍从室当参谋以后，与军统已无关系，1939年调升组长。戴笠为了要拉拢唐纵，便规定要对唐纵在生活上予以补助。唐纵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但是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纵一笔现款，也是交给唐纵的老婆。直到1943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后，蒋介石为了让戴笠多抽出时间与美合作，才手令派唐纵兼任军统局的帮办。从那时起，唐纵才自己开口向戴笠要东西，请客也由军统报销。戴笠又派一辆汽车供他专用，他因为自己住所没有停车间，而且平日去办公穿过小门就到了，不需要用车，把车仍停在军统局，需要时才打电话来要。唐纵平日很拘谨，不但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郑介民和毛人凤放纵自己老婆不断向军统要这要那完全不同。
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之后，戴笠总希望他处处能多多帮助军统而去压抑中统和其他特务单位。其实唐纵并没有遵照戴笠的意思去做，而另有打算。有一次，戴笠为了宪兵和军统的水陆交通检查特务发生冲突，彼此都向蒋介石攻击对方。戴笠生怕自己的报告去迟了，蒋介石先看了宪兵的报告便责备他，就叫一个亲信去找唐纵说明这一情况，希望唐纵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介石看。那个亲信当晚去找唐纵，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来。唐纵听对方说明来意之后，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量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那个亲信回去把他的话告诉了戴笠。戴笠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纵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当时唐纵的作风，是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和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显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蒋介石身边的一个侍从秘书曹圣芬，是湖南人，戴笠想把他拉拢，除了直接送东西送钱给曹外，还要身边的人经常请曹上馆子或送东西。戴笠因此从曹的口中也了解到了唐纵的不少情况。曹告诉戴笠，唐纵对军统从来不敢公开包庇。
唐纵有一个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蒋介石集团中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这一点最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喜。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听不到他说什么机密的问题。
生活清苦，办事拘谨，极力拥护蒋介石，在戴笠死后开始发迹
1943年以后，唐纵虽以帮办名义到军统局办公，每周一两次，而且在戴笠出门时到军统局主持纪念周作报告，也只谈一般形势问题。军统局许多处长在他休息时爱围着他问长问短，他的回答都很审慎。有次军统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
他笑着说：“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不再讲下去，大家听了也认为这次回答还比较着点边际，比平日要好一些。
唐纵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切言行，是想尽办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埋头在他办公桌上，他的生活很清苦，有时候一天就吃两餐便饭，但是他办事拘谨，对每一件送给蒋介石去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具意见和整理得端端正正。1943年，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唐纵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阅读外，还指示沈醉由总务处会同训练处向书店购买5000本，分发给每一个在重庆的特务。他还规定各个训练都要把这书列为必读课本。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这本书，说这是“挽救”中国的“振兴”中国的“法宝”。当时许多特务对阅读这本书兴趣不大，虽然每人免费得到一本，但看完的却没有几个人。
唐纵经常在重庆特务训练班作“精神讲话”。许多特务学生都希望他多讲讲他在蒋介石身边主管的业务情况，以便为毕业后升官发财找一条捷径，可是他在这方面却讲得极少。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是蒋介石的言行一类东西。在他口中，往往把蒋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圣人”。他总爱讲他所亲自见到蒋介石的许多小事，用来证实他讲话的正确性。如说蒋介石如何“谦恭下士，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把蒋介石对于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情况举出作为例子。他说到蒋介石如何“英明伟大”的时候，便举出过去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如何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为例证。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唐纵曾煞费苦心地编出一套神话般的东西来。他从当时跟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些随从口中听到一些捏造出来的情况，再加以渲染美化，说得有声有色。戴笠非常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他也爱经常谈，因为他是从侧面入手，不像曾扩情、刘健等人只从正面讲，所以收效更大。戴笠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一方面是捧了蒋介石，同时也捧了戴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抗战实行独裁统治，曾公开提出：“为了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决反对个人自由主义。”唐纵极力拥护蒋介石的这种论调，几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中，遇到由他讲话时总要重复说明，强调由于中国人爱讲个自由，所以把中国弄得如同一盘散沙，因而招致亡国灭种的外侮。在他主持的军统局局务会议上和纪念周上，以及训练班的精神讲话中，都能听到这样的话，好像中国所以落后和受日寇的侵略，都是由于中国人爱个人自由的关系。
在唐纵家的会客室正中，悬挂着一幅蒋介石和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照片。他教育他的儿女时，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照片。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唐纵逢迎蒋介石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找到同样的东西去看看，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他平日读得烂熟的书，是蒋介石经常看的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的自传。他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他除将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记录下来外，还把读书心得写上去。他曾多次告诉身边的人，一定要坚持记日记，而且要那些人照他的办法去做，他很得意地说过，一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介石突然问到一件事，随行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介石大发脾气。他便从他日记中翻出来抄给蒋介石看，曾受到蒋介石的称赞。他认为这是写日记的好处。
唐纵为讨好蒋介石，对蒋介石的两个儿子便极力设法接近。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每来重庆，戴笠总是和唐纵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纵作陪时，他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时候，只要通知他，他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单独在他家中招待一番。
蒋纬国经常自己开汽车横冲直撞，有次被军统局的警卫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给过问。
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对于唐纵越来越客气，戴笠看到唐纵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一天天愈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对待他，便改用笼络的手法。1945年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戴笠将唐纵和郑介民同时提出来竞选中委。当时军统掌握有几千张票，全部都是选他们两人。戴笠这样顺水推舟做人情，唐纵也看得很清楚，但他并不很感激。
抗战胜利后，唐纵大走鸿运。蒋介石在戴笠没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纵，以便更好地实现他的特务统治。
1945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介石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一个亲信在他出任参军时看他，问到他以后的工作是否和过去一样，他只简单地回答：“差不多。”那个亲信知道他的老脾气，不会谈这些。
1946年春天，蒋介石先后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视察时，除了带着俞济时、陈希曾、竺培基等侍从人员外，唐纵是参军中唯一的随行人员，他每次随蒋介石出发的前一两天，总要先到军统局找毛人凤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一些刚从这些地方发到军统局的电报，还没有来得及缮呈蒋介石的重要情况，他都亲自摘抄在他的手册中，以便随时当面向蒋介石报告，或备充蒋介石查询时的材料。
1946年2月间，唐纵随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时，报纸上发表了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的消息。他一回重庆，许多大特务去向他道喜。他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心辜负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位发展。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也不肯给我。”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纵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
1946年3月2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毛人凤准备向蒋介石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时，曾召集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商谈。到场的人有副主任秘书张毅夫，处长何芝园、郑修元，戴笠的侄儿医务所长戴夏民，还有沈醉。大家商定请求蒋介石指定郑介民当局长。会后，毛人凤再三叮嘱，不能让唐纵知道这件事。当时不仅毛人凤不欢迎唐纵来当局长，在场的几个人也和毛人凤一样认为唐纵为人太拘谨，气魄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郑介民一向不注意小节，而且当时已去北平担任军调部工作，由郑介民继任，等于由毛人凤负责。如由唐继任，他马上可以来办公，一定抓得很紧，所以不愿意他去。
尽管毛人凤再三叮嘱，沈醉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还是悄悄地去看过唐纵，并把毛人凤的决定告诉了他，他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他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当沈醉从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上午，唐纵打电话找沈醉去他家。沈醉向他报告戴笠暴死的惨状时，他丝毫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而且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听沈醉谈戴笠死的情况。沈醉只好很简单地说完，听完后他只冷淡地说：“这是没有办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难过也无用。”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工作和过去不同，天天得出去办公。你回去把戴先生过去用的汽车挑一辆好点的给我用。”
沈醉一听心里好不难过，感到这个人太寡情了，不想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他马上去办。沈醉正要走，他又说：“委员长已决定要郑介民先生当局长，要我和毛人凤先生当副局长，在郑介民没有回来前，由我代表。我坚辞不了，实际上我是不会去的。他们不欢喜我，我也没有时间去。”他还表示，以后军统局的问题多得很，戴笠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他乐得不去插手。
大约在3月底或4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不久，又发表了以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为副局长的简短消息。郑介民马上在报上公开否认，唐纵也打电话向沈醉查询这一消息是否为军统所发，并且很不高兴地说：“这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发这些消息？”以后沈醉查明这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采访到的，向他报告后，他虽没有和郑介民一样公开否认，对外却一直说他根本不过问军统局的事。事实上他的确很少过问军统局的工作，虽然蒋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长，他还是一样，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郑介民毛人凤两人一再邀请才去一下。等到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时候，他这个挂名的副局长兼代局长也取消了。
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处理“李、闻血案”大伤脑筋
戴笠死之后，蒋介石对唐纵更加重视了。
戴笠生前拟有统一掌握全国警察的计划，准备成立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总监。当时，李士珍也正在倾注全力夺取这一职位，以实现他的“十年建警计划”。后来，戴笠突然死去，军统中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单位一定会被李士珍抢去。正在这时，蒋介石找唐纵去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天，唐纵突然向毛人凤要戴笠所拟的有关建警计划的其他材料。唐纵自己虽然没有透露蒋介石已属意于他，而毛人凤却向许多大特务谈出了蒋介石连续找唐纵研究的消息。
戴笠原来拟订的警察总监部的计划，规模很庞大，与中央各部组织差不多。这个规划大致上是这样：总监之下设副总监、正副秘书长各一，分设四个署执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业务。署之下设几个处，分掌总务、教育、交通、通讯等。又有几个室，主管秘书、人事、会计、督察等。唐纵在起草拟订这个机构时，首先感到这个名称太刺目，组织也太庞大。他力主缩小一点，只求职权范围能达到掌管全国警察为度，名称和组织应比中央一般的部要低一些。这时参加帮他起草的特务们，如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副司长汪弼，原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等人，虽一再建议不必多作更改，他始终不予接受。潘其武几次与毛人凤谈到这个问题，希望毛人凤去劝劝他，毛人凤总是笑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见。
1946年7月，蒋介石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免去他内政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当时，唐纵非常高兴，因他从没有做过主管官，对这样一个署长已感到心满意足了。而许多准备转到警察界去做官的大特务却很失望，暗地里说：“唐纵先生得手了，我们却没有着落。”
唐纵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在酝酿起草成立警察总署期间，他一直不先作人事上的安排。他在军统中关系最深的一些人，如他的小同乡刘国宪、罗杏芳，都是他从小学同学一直到黄埔六期同队，抗战期间由他介绍分别在重庆稽查处任副督察长、邮检所长、军统特务团副团长，还有他的堂弟唐振文、堂兄唐振寰，几乎经常去找他，希望早点知道给他们什么职位，但他始终不肯表示。直到他拿到了任命状，他才找毛人凤、郑介民商量人事安排问题，忙了一个多月才大体上作出决定。8月中旬，警察总署宣告成立，同时人事也初步快定，大致如下：署长唐纵，副署长酆裕坤；（1947年又加了一个副署长，原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第一处处长汪弼，主管行政；第二处处长李搴，主管教育；第三处处长李国俊，主管保安；第四处处长潘其武，主管刑事；第五处处长黄天迈，主管外事；第六处处长李叶，主管总务。
主任秘书马策，督导室主任胡国振。
以后这些处长常有变动，这里不一一列举。当时这个署的人事安排，包括唐纵、郑介民、秘各派的人。其中的李国俊、李叶、胡国振、马策等，是唐纵自己找去的。黄天迈是郑介民推荐的郑介民派中的骨干分子。潘其武是毛人凤的左右手。还有大批科长、股长、督导员，也是原来毛派中的骨干。此外，还有李士珍介绍的人。第一处处长汪弼是副署长酆裕坤多年的得力副手。警察总署刚成立形成为清一色的唐派天下了。
在起草警察总署的规划时，唐纵已露出了他的野心，那便是过去连戴笠都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控制各省保安团队，使“保”、“警”一元化。
一次，唐纵去昆明公干，当时云南省警务处长李毓桢向唐纵报告，说云南警务处在执行任务中最伤脑筋的问题，是保安团队与警务处的职权没有明确划分，因此不能很好地配合，彼此之间经常闹摩擦。特别是在有共产党游击部队出没的地区中，警察局的保警队和地方的保安团队在“清剿”中不但不能统一行动，往往各自为政，坐失良机。唐纵听了之后只是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很快就可得到解决，将来可以把事权统一起来就好办了。”
虽说保安团队是军队组织，警察机关管不了，但在他的计划里，警察机关是可以管保安团队的，可见他的野心之大。
1947年初，国防部又设立了一个保安事务局，由唐纵兼任局长。这个局主管全国保安团队的整编、训练和装备。下面只设两个处，由唐纵选定刚从陆大将官班毕业的军统特务赵世瑞等去担任处长，全部人员只有40多人。这个局的编制虽然不大，却很有权，可以主管全国所有的保安团队。终于实现了唐纵的计划。
蒋介石这一新的措施，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不明白唐纵是用什么方法使蒋介石同意他的计划的。
后来警察总署第四处处长潘其武在和毛人凤谈话时透露，原来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时，早就了解到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就会进行反共内战。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感到担心。唐纵便建议统一全国警察和保安部队，并举出云南警保之间存在矛盾而使中共地方武装力量日益坐大为例证。因此蒋介石把主管保安部队的职权一起交给了唐纵。
1947年4月，各省扩大警务处的职权，改组成为警保处把警察和保安部队的领导权集中统一起来。在蒋介石反共的罪恶行动中，唐纵也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
抗战胜利后，唐纵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使他伤脑筋的事层出不穷。
他刚刚成为警察总署长，连总署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是一个光杆署长的时候，就在昆明发生了举世震惊、全国人民一致愤慨万分的“李、闻血案”。蒋介石为了应付各方面的责难，急电召唐纵赴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调查这个血案，他回到南京连觉都不能睡，连呼“伤脑筋”不止。
唐纵回南京求援于毛人凤，希望毛人凤尽全力协助他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第一件任务，带几个得力助手去昆明协同办案。毛人凤因为刚从重庆“还都”南京，身边只有少数干部，分不出人来帮他。警察总署的刑事警察处长潘其武又以尚未明令发表，并且正碰上中美所办理结束工作，不愿随他同去。后来还是毛人凤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去重庆选几个人。因为当时有些人还没有走，有些走了又回到了重庆。他无可奈何，只好先去重庆。他先从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军委会原邮航检查处长李肖白和军统局行动处长郑修元，叫他们不要离开重庆，准备随他去昆明。他到重庆后，李肖白又向他推荐曾任军统特务队长、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当时任中美所汽车总队长的许建业一同前去。
唐纵过去执行蒋介石交办事件，没有一次不是上午奉命下午就动身的，可是这次他却迟迟不飞昆明，而在重庆呆了几天，有人说唐纵在南京时就已知道李、闻血案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所干的，但实际并非如此，要是那样，他便不必跑重庆找人了。实际上，他了解到霍揆彰有重大嫌疑，还是毛人凤打电报告诉他的，他才决定马上带沈醉和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4人动身去昆明。在没有得到毛人凤的电报前，他每晚在寓所花园中徘徊到深夜，还不断找沈醉和李肖白等研究，他那时的苦闷心情是过去很少看到的。
唐纵到了昆明，听到军统云南站长王巍向他详细报告，知道确系霍揆彰派人暗杀李、闻的情况后，本来可以放下重担，但他仍旧感到伤脑筋。因为霍揆彰是陈诚系统的重要骨干分子，唐纵不但怕得罪霍，更怕得罪陈，因此对此案如何处理很感棘手。
霍揆彰认为蒋介石派唐纵去昆明查办此案，是蒋介石有意包庇他，所以不愿承认这一罪责。因此唐纵在向蒋介石报告中，有些问题也不敢肯定。霍揆彰只承认自己约束部下不严，以致发生这种由于一时激愤所造成的偶然事件。蒋介石看出唐纵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困难，便另派顾祝同前往。消息传到昆明，唐纵一方面很高兴，感到责任轻松了，不必自己出面去得罪人；另一方面感到自己的面子有些难堪，堂堂一个警察总署长第一次出马亲自查办案件就遇到这样头痛的事。唐纵回到南京，毛人凤请他吃饭时，他还说：“昆明气候虽然很好，但这件事太伤脑筋，一直没有睡好吃好，体重比去时减轻了。”
第二件使唐纵大伤脑筋的事是1947年发生在上海的“金都血案”。事情是发生在上海金都戏院门口，由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双方开枪射击，宪兵人多火力强，当场打死警察6人，打死打伤过路的市民10余人。当时，火并行动虽被制止，但双方均认为吃了亏而不服气。第二天起，全市警察一律罢勤，要求严办肇事宪兵。宪兵也全体罢岗，要求严办警察。当时，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用了最大力量压制两方不准再闹，而个别地区的警察与宪兵仍时起冲突，动辄开枪互击。蒋介石据报后，曾打长途电话给宣铁吾，大骂一顿，叫他把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报。那几天，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多不敢随便外出，怕遇上宪警互相射击时成为流弹下的冤死鬼。
这场轰动上海、南京的大案件，当时报上曾连篇累牍地作了详细报道。“金都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唐纵派了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会同宪兵司令部一个科长一同去上海实地调查。隔了几天，唐纵在国民政府的纪念周上遇到宪兵司令张镇还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赔人？”唐纵平日和张一向很要好，说话也很随便。哪知这次却不同于往常，张因刚受到蒋介石的责骂，正在为上海肇事的宪兵抵赖，说是警察先开枪，宪兵有几个人被打伤。张见唐纵这样质问，怀疑唐纵向蒋介石告了他的状，立刻冒起火来，气冲冲地指着唐纵的鼻子说：“你不要乱说，究竟谁先开的枪你弄清没有？”唐纵一向有涵养，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责难，总是一笑置之，连忙把话扯开，又经在旁的人劝说，两人都走了。唐纵回到办公室，立即叫人打电话到上海催李哲赶快查明真相，据实上报。
此案虽经调处，但双方各执一词，都向蒋介石告状，请求严惩对方。蒋介石大发脾气，把唐纵和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叫去大骂一顿，责令他们两人迅即查个水落石出。唐纵奉令后，又认为是件大伤脑筋的事。第二天，唐纵去到上海亲自进行调查。他除了听取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的报告外，还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以及在警察局工作的军统特务派去研究，并从各方搜集材料。唐纵在上海搞了一个星期左右，总算把事情真相弄明白，确定是宪兵先开枪打死了警察，警察才进行还击。
秦德纯调查的结果，也和唐纵所查得的情况差不多。他们研究了以后，决定把几个首先开枪的宪兵带到南京交国防部军法局去审讯。
南京军法局将解到的六七个宪兵，经过一两个月的审讯，才决定把首先开枪打死警察的宪兵罗国新予以枪决，其余的几个分别判以徒刑。这场宪警血战案虽然是警察方面得到胜利，张镇却将唐纵当作仇人。原来，张被蒋介石狠狠骂了几次，把怨气都怪到唐纵的身上，两个人弄得都不讲话。唐纵虽竭力避免闹人事摩擦，结果还是没有避免。有一天，唐纵到保密局和毛人凤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感叹地说：“过去总认为戴先生爱和人闹意气，弄得各方面印象不好。今天才感到负起责任以后，这些事总是无法避免得了的。”毛人凤等他一走，便幸灾乐祸地对几个处长说：“唐纵先生过去一直说别人不会处好人事关系，今天轮到了自己头上才懂得这种困难。不像他在侍从室那样不与别人直接接触，与人没有冲突，什么事都好办。”
经过这次宪警大纠纷，在唐纵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才正式颁布《宪警职权调整办法》，明确规定一般性的治定问题由警察处理，只有军人违反治安的案子才由宪兵处理。军民之间有纠纷，军人交宪兵，老百姓交警察处理。这样，过去宪兵驻在哪里便和哪里的警察争权夺利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第三件使唐纵大伤脑筋的事是警保合一的问题。他虽处心积虑地想把警察和保安团队一起抓到手中，成为镇压人民的强大力量，以博取蒋介石对他进一步的重用。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经常使他感到头痛。
1947年3月前后，国民政府正式通过法令，改组各省警务处，与各省保安处合并而成立警保处，但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为止，唐纵的这一如意算盘始终没有实现，虽然他以警察总署长兼保安局长身份来执行这一改组任务，但仍旧行不通。各省主席表面同意而暗中反对。他们采取拖延对付的办法，迟迟不肯将两处合并，把保安处实权仍抓在手中。这是因为各省主席都把这些保安团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手。当时，保安团的经费出自地方政府，各省主席便以此要挟，说如果要将保安团划给警保处，便请中央负责经费。
唐纵为实现这一计划，于1947年6、7月间，亲自跑到浙江、福建等省去商谈，希望有几个省能率先做到真正的警保合一。结果到处碰钉子，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由警保处掌握到各县的保安队。这一让步，也只是得到表面上的同意，实行起来仍是问题很多。各县县长也同省主席一样，认为自己要抓住县保安队这一点点实力才行。这样一来，各县又不断发生警察与保安队争权的冲突，唐纵为了这些问题，时常弄到深夜都不能入睡，后来只好拟具一个“警保自卫队队员职务划分办法”签报蒋介石由内政部通令各省施行。
“警保自卫队队员职务划分办法”主要是规定各县（包括省辖市）城区治安与清查户口等工作由警察担任，重要据点与交通线的保护，以及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或保安团对零星人民武装的“清剿”工作由保安队负责。对于乡村的防御和要道口出入行人的检查和乡村户口的检查，则由各地人民自卫队负责。
这个职务划分办法颁布以后，实际上又恢复了过去“警保分治”的情形，这个闹了许久的警保合一的计划无形中成为了昙花一现，徒有空名，有些省连这名义上的合并工作也都没有实现。
第四件使唐纵伤脑筋的事是推行“警管区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
在警察总署没有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试行“警管区制”。这是利用警察对人进行的一种特务统治办法，主要是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警管区”，每个区约二三百户人家，每区设一警员，切实掌握住这个区的一切情况，这个警员可以随时抽查户口或盘查区内居民，遇到可疑的人可以随时配合各个区派出所进行搜查，唐纵对这一制度极为重视。他上任后，便下令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推行。结果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强烈反对，认为警管区制度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要求取消。最后弄到国民党的立法院也出来反对，他只好去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种办法对肃清城市暗藏的共产党和维护城市治安有很大作用，便叫他坚持实行下去。后来立法院开会叫他说明，指责他这种办法是“违法”的措施，他又不能把蒋介石这块招牌抬出来作为挡箭牌，因为蒋介石还要装出一副“中正”的假面孔。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什么警管区制实际上就是警察勤务制度的一种，只是使警察业务更加精密化的一项分工，采用警员也只是为了提高警察业务的素质等。结果，有的立法委员会仍不满意他这们的说明，仍旧要他取消这种侵犯人民自由的制度。他虽口头上答应可以考虑，实际上一直到全国解放也没有改变，而且在变本加厉地实行这一制度。蒋介石退踞到台湾后，仍把这一办法正式规定下来，不过一直遭到反对。
第五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警察不能免除兵役的问题。
唐纵上台后，提出了一个动听的口号，以说明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到处宣传：“建国期间，警察比军队更重要。”因此，他认为警察可以不服兵役。
在这个问题上，唐纵完全失望了，也使他伤脑筋。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根本不是在作建国的打算，而是要坚持发动反共的内战。打仗便要炮灰，警察大多是适龄壮丁，许多人怕被征当兵而当警察，也以为可以得到免役。但各省的征兵机关照样征召这些警察入伍，当时，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办法，各省市的警察局纷纷请求总署解决这一问题。唐纵最初也以为不成问题，正式函请国防部兵役局通令各省军管区一律免予征召现在服勤的警察入伍。但出乎意外，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要他通令各省警察单位服从兵役机关的征召。他唯一的法宝是找蒋介石，但报告上去，许久没有批下来。他直接又去找兵役局长徐恩平商量，也没有结果，弄了很久，才勉强达成一项协议，规定23岁以下的警官警察仍旧要服兵役，只有23岁以上才准绥役，必要时仍得应征，他对这项规定很不满意，曾在保密局向许多人发过牢骚，说这样一来，谁还肯来当警察。
第六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重庆发生用小孩肉喂警犬的惨案。
唐纵上台后一直标榜警察工作要“科学化”、“现代化”，他提倡办案要采用科学办法。不主张老一套凭经验来进行调查判断，所以重视科学设备，提倡大量训练警犬。但没有料到为了训练警犬的问题，又使他大伤脑筋。
事情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那时南岸烟雨堡附近山腰上有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单位，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因为口渴了，想找点水喝，便跑进了这个警犬训练所的厨房去找。他见没有人，便想在锅内偷点吃的东西，不料揭开锅盖，他看到锅内正有煮一个被支解了的小孩尸体，大吓一跳，便一路叫起来“煮娃儿喂狗！”附近的居民一听，连忙集合起来，准备冲进去看个究竟。这个所的特务们听到喊声，一面把门关上，一面赶紧把锅内的尸体投入深井内。群众破门而入时，锅内已不见东西，便到处搜寻，结果在垃圾中发现有些残余的骨头。有一个居民的小孩正在前几天失踪，便认定一定是被这些特务偷去喂了狗，立刻大哭起来。在一声“打”的喊叫下，群众把这个训练所全部捣毁，所长和几个“狗教官”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几十条警犬也被打死或跑。群众对此仍不甘心，便请求重庆警察局逮捕这个所的特务法办。他们还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便找唐纵去骂了一顿，叫他派员查明严办。
唐纵便叫沈醉去查明真实情况。沈醉到重庆后找了几个特务询问情况。据说杀活人喂狗的事还没有过，有时因为牛肉贵买不起，挖出刚刚死去埋下不久的小孩尸体去喂狗的事却有过几次。沈醉去这个所里看了一下，只见房屋已被捣毁，无法进行详细调查，便根据特务们所告诉他的一点情况，回南京时答复了唐纵。唐纵听完沈醉的话以后，一直摇头，又把他那句经常用的口头禅搬出来：“真伤脑筋！”他一边把沈醉谈的情况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一边向沈醉说：“这些人太不懂事，为了省几块买牛肉的钱，做出这种事来，被人告到委员长面前，叫我怎样去回复呢？”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让唐纵“伤脑筋”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他最怕见新闻记者，怕一言不当而引来祸事。
洞察先机，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反共的准备工作，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在过去，军统局运用警察进行反共活动时，一般都是由各地区的区、站等组织通过所能掌握的警察机关去执行。唐纵任署长后，便把这一任务统一起来，由他以“训令”、“通令”和“密令”指挥所有警察机关来执行。这就比过去力量大得多了，也方便多了。
在国共和谈期间，凡有中共机构的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各省的警保处、警务处，都经常接到唐纵的密令，要求详细调查和监视这些地区的中共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情况。其中，重庆警察局和刑警察处为此时常遭到唐纵的指责，因为重庆的中共人员不少，警察局和刑警处都不易调查清楚，致使唐纵很不满意。
和谈破裂以后，蒋介石悍然不顾一切下令遣送中共人员回延安时，唐纵立刻发出指示，命令各地警察局长切实认真执行，监督中共人员全部撤离，并认真查明是否仍有中共人员留下继续进行活动。唐纵对此非常认真，曾密令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对留下的中共人员秘密逮捕，或强迫留下的中共人员自首。唐纵的密令中还规定，这项命令要由各级主官亲自负责执行，不能作为一般例行公文看待，如执行不力要受到严厉处分。
1947年冬天，唐纵去南京召集各省市警察负责人开了一次“警政检讨会”，到会的有福建、江西、浙江、河南等省的警保处长严泽元、龚建勋、竺鸣涛、杨蔚等，和北平、成都、安庆等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刘崇朴、林超等共40余人。
在这次警政检讨会上，唐纵自己承认在和中共斗争方面，警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并引咎自责。他说，他过去对这问题重视得不够，各地也放松了这一工作，因此表现不出一点成绩来。他强调国共和谈业已破裂，中共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一定要竭尽全力配合前沿军事行动，在后方彻底消灭共产党。他一再说明，只有后方消灭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好，前方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蒋介石对于这种全国性的警察会议很重视，在百忙中还听取了唐纵对他的报告，并批示唐纵对出席人员转达他的期望，勉励这些人全力把后方治安工作做好，防止中共地下人员在后方各大城市的活动等。会议结束前，唐纵请求蒋介石召见出席人员，当面给以训示，蒋介石没有答应。事后据唐纵说，这是由于参加的人太少，蒋介石对此不甚满意。
唐纵原计划在1948年再召开一次全国警政会议。蒋介石马上批准，并指示一定要全国各省市的领导人亲自参加。于是唐纵从这年春天开始就作准备，由于蒋介石的军队一再惨败，人员召不齐，这个会也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拥护中共的民主党派和反蒋人士，唐纵也是运用警察权力，尽力进行迫害和打击。1948年云南人民在中共和民革的领导下，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唐纵对此异常注意，曾三令五申叫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动用一切权力，配合中央驻滇军队把云南人民武装部队消灭掉，不能让这个大后方不安宁。邱开基在保密局云南站召开的公秘单位会报上，多次提出请求，希望云南站和其他在云南的军统组织尽力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唐纵对邱开基很不满意，认为这个人干劲太差，没有做出一点成绩，甚至连情况都摸不清楚，终于将其撤换。
在遣送中共代表返回延安不久，蒋介石又宣布解散民主同盟。唐纵的嗅觉很灵敏，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解散民盟之前，就先密集各省市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各地民盟组织的活动，并切实做好关于取缔民盟的各项准备。当唐纵叫秘书拟好这个密令时，副署长酆裕坤还向他建议暂缓发出，以免影响到对民盟的拉拢，因为这时蒋介石正在要张群、吴铁城等拉拢民盟的某些领导人。但唐纵的回答是：一定不会有结果，务必趁早叫各地作好准备，等到公开宣布解散的时候，一些人又会转入地下活动，那时困难就多了。
隔了几天，唐纵又拟出取缔民盟的一套办法，要求民盟成员登记自首，并规定只要向警察机关自首登记后，不再参加民盟活动，便可不再视为民盟成员政府可予保护，如果拒不登记而继续进行活动时，即以不遵守宪法及违反“动员勘乱实施纲要”予以取缔，情节重大的立即拘捕。
蒋介石正式宣布取缔民盟后，唐纵便大吹其牛，说他早有预见，能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准备工作。他说：“这就是为领袖担扰分劳。”据说，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有人曾好奇地问过唐纵，像这类问题，要是没有看得准，是不是会闹出乱子来？因为一方面拉拢，一方面又准备取缔，这不是增加麻烦，给别人一个借口吗？他笑着回答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措施，不但不是增加麻烦，而是有利于工作。”他说，这是对民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就范。反正是两条路，要么跟国民党走，要么跟共产党走。先给他们一点压力，跟了国民党之后，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不愉快。如果拉不过来，也早已作好取缔的准备工作，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这叫“制敌机先”之法。
后来据毛人凤说，并不是唐纵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也不是他有胆量敢先来这一手，主要是从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人口中先了解到拉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一定会弄到取缔这一步，唐纵由于先了解情况，才敢抢先来了这么一下。
要求警察总署做到“不浪费一文钱，不浪费一个人”，却在人事问题上一直吃力不讨好
唐纵任署长两年多的时间里，对警察制度和法规等搞了一些名堂。
在解放以前，警察对违警罚款最感兴趣，罚款越多，好处也越多。但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民不聊生，连靠罚款增加收入的警察官员们也叫苦连天。根据国民政府原来的规定，违警罚款最高额为30元，超过这个数目，警察机关算“违法”。这种罚款数目是抗战前规定的，抗战后法币不断贬值，各省市县的警察机关将这项罚款各自为政变相提高，有的按银元折算，有的罚实物或按实物折价，一直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合理规定。
警察部署刚一成立，各省市警察机关纷纷请示，要求制订统一的罚款办法。有些省市的警察局擅自折合银元或按实物折价的罚款办法，又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责难，没法继续行使下去。唐纵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复文措辞也很含糊，只说正在拟具统一办法中，但直至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唐纵一上台就叫嚷要制订一套统一的警察法规和制度，可是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制定统一的警察服装。据他说，这是由简入繁，先从仪容着手，慢慢再进一步制订一些有关根本性的条例。
唐纵认为任署长后的得意之作，是举办全国警官登记和制定统一的指纹制度，以及推行警员制与修定警察法规等。但举办全国警官登记的工作搞了两年多，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能够全部完成。许多边远省市对这个工作一直拖延未办。
唐纵对统一全国警察机构的指纹工作，曾请过不少所谓“专家”来研究。据说，警察采用指纹登记已实行了一二十年，在个别大城市的警察局里设有主管指纹的单位，由于搞指纹工作的人员，有的学德国，有的又分别学英、美、奥、法、日。都是各搞一套，因此非常混乱。往往在甲地犯过案的人，到乙地再犯案后，警员采取指纹时，因办法不一致，分类归档各有不同，调阅档案时便发生许多困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一些专家的研究后，决定采用统一的规定：凡采取两手十指指纹时，一律采用亨利爱德华式；采取单指纹时，一律采用白脱里式。这是因为这两种方式分类简便明显易于推行，过去采取指纹的纸型也很零乱，有的过简，也有的过于繁琐，这时由警察总署统一划定标准格式，分发到各省市警局实行。
唐纵推行警员制度，是为了使警察完全“特务化”。过去各大城市的警察一般都是警士待遇，素质参差不齐。有少数警士是中学程度，绝大部分只是高小初小的文化程度。他认为要这些人担任错综复杂的反共斗争是无法胜任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待遇才可能提高质量。可是警察经费又无法增加，便只好采用裁员增薪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两三个警士的钱来养活一个警员。据他说，这是非常合算的事，因为一个质量好的警员，比起那些质量差的警士来，在反共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便不止可顶两三个，而是可以一当十。
唐纵当时亟需解决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是如何安置军统缩编后裁汰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小特务。这一大批在抗战期中扩充组织时吸收来的小特务，既无资历又无学历，又将他们大量转送到中央警官学校转业警官人员训练班去受短期的警察业务训练。这批人别的事做不来，反共却都是“老手”，唐纵将警士改为警员后，便毫不费力地可以把这批人安置下来，既可增加自己的力量，又可向蒋介石讨好，因此他将这一制度一直坚持下来。不过以后解放地区一天天扩大，特务逃往后方的越来越多，也就无法安置得了。
在他的“健全警察制度，必须使警察现代化和科学化”口号下，经费却大成问题，唯一办法是依靠中美合作所的剩余物资来装点门面。他接受毛人凤推荐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担任刑事警察处处长，还接收了原中美所的警械实验器材和上百只从美国空运来华的警犬。当时军统收下这批东西，不但没有多大用场，连警犬的喂养也感困难。郑介民和毛人凤落得做顺水人情，将这些器材和警犬一起送给了他。因此他在警察总署内增设了一个刑事实验室，由原任中美所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副主任刘人奎任主任。军统局原有一个警犬室，主任王芝禄，有几十条警犬，毛人凤也连人带狗一起送给了唐纵。这批器材和警犬便成了他实现科学化的“宝贝”了。他不止一次公开招待记者们去参观这些美国最新式的科学设备，吹嘘这是远东唯一的现代化装置。在召开全国警政会议时，他也亲自陪同各地赴南京开会的代表去参观这些新式刑具的表演。
中美所留下来的大批美国脚镣手铐，他也全部要了去，分发到几个大城市的刑警处，用这些东西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
他原来一向是崇拜德国警察制度的，抗战胜利后又改为崇拜美国，他曾准备聘请美国一个“犯罪学专家”为警察总署的顾问，以便更好地模仿美国的那一套。但那位“专家”对他所出的价钱不满意而不肯来，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唐纵在“不浪费一文钱”的口号下，尽力施展了他那种“小家气”的作风（这是特务们背地里埋怨他）。他在一般的事情上可以马虎一点，在用钱方面却非经他亲自审批不行。副署长和主任秘书可以批其他公文，却不能代他批发特别经费。每天别人下班了，他还埋头坐在办公室里一件一件地批阅从几十到几万元的经费卷宗。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得不到他一文钱的特别照顾，他既不像戴笠那样逢年过节送特别费，更不准透支薪金，弄得许多人叫苦连天，大特务另有生财之道，一些小特务便只好与外面的特务勾结起来搞点花样来维持生活。
唐纵很少花钱请客，有次他和毛人凤两人出面请内政部次长和司长们吃饭，毛人凤叫下属完全由保密局开支。那个下属故意说，既是两个出面请客，便得各摊一半，毛人凤笑笑说：“你不是不知道唐先生的脾气。要他出钱的话，他会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去的。”
那次他们两人为什么要请客，说来也是一件内幕新闻，胡宗南率领大军政下延安之后，一心想仿照卫立煌的先例，将金家寨改为立煌县的故伎，希望把延安改为“宗南县”，以显示他反共的“丰功伟绩”。胡宗南以为只要有发起，就可以顺利实现他那幻梦。在他的授意之下，首先由陕西省参议会提了出来，他满以为陕西省政府就可决定这个问题，殊不知一个县名的更改要经过内政部办理许多手续才行，胡只能指挥陕西省政府和省参议会，却指挥不了内政部，便叫他的老婆叶霞翟和毛人凤商谈，毛人凤认为唐纵当过内政部政务次长，所以请唐纵出面和他一起请一次客，唐纵对拉拢胡宗南也是很愿意的，所以立刻答应了。宴会之后，唐、毛人凤两人从中活动，自然顺利解决。不过等到一切手续都快办好，只等正式公布时，而延安又被解放军收复，胡宗南部狼狈逃出延安。事后，毛人凤用非常懊丧的神情对唐纵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能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么。”
唐纵提出的“不浪费一个人”的口号，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他最初由于怕别人说他滥用私人，不便把自己的堂弟唐振文留在警察总署，而介绍到交警总局去当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实际上到后来各方面介绍来的人他都是应付。俞济时一次介绍给他十多个亲戚和小同乡，指定要做大城市的警官，唐纵都一一予以照办。
在人事问题上，唐纵一直是弄得吃力不讨好。特别是1947年5月间，第一批警保处长上任的时候，军统特务所占的比例很小，除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是军统外，其余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有的与军统有点关系，有的完全没有关系，弄得军统特务们大吵大闹，认为他当了署长忘了本。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他，目的是听听他的意见。他当时心情很不宁静，听完之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慢腾腾地说：“大家太不谅解我，这批人是刚从中央警校高级研究班毕业的，他们当中不少是抗战时期的军长、副军长或师长，对抗战都有功劳。蒋介石委员长交下来要妥善安置，不给他们当处长是不行的。”
他为了说明他对军统特务的照顾是尽到了他的力量，举出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为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关照“内部”的。东方白是下班在家拜佛，上班就下令抓人杀人的一个有名的刽子手。他当了贵阳省会警察局局长后，竟听信了一个姓吴的江湖术士的话，在警察局里设了一个炼丹炉，大炼其“长生不老”的什么“仙丹”。一些善男信女，天天到警察局去找局长和吴某大谈修行炼丹等秘法，有人把这情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要唐纵彻查此事。但唐纵认为东方白虽然有点迷信，执行任务时还很认真的。在镇压贵阳学生运动和搜捕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方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他根据这些向蒋介石报告，说东方白工作一贯认真，“成绩”不错，至于个人迷信并未影响执行任务，因此仍旧保留了这个局长，只不过叫他不要把炼丹炉设在警察局内。接着，他加重语气说，正是因为东方白是军统的“老同志”，所以他尽力维护。他说到这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有些人的行为也太有点荒唐了，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叫我也很为难，他们还不能谅解我。”
自第一批警保处长上任受到军统特务的指责后，他不能不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许多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表现出很明显的不满，背地里的闲话越来越多。毛人凤的人也从中煽动，散布流言蜚语。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后上任的警保处长中便出现大批军统老特务了。
在健全警察制度方面，他的确花了不少工夫。警察部门过去的一些法令条文，许多省市实行起来各自为政，唐纵对此都作了些修订，警察部门过去所没有的或不统一的东西，如警察法、警察抚恤条例、奖惩制度、退休办法等，都一一加以制定。他还选定以白色警鸽为警察的标志，制定各种奖章。他对他的这些“成绩”很满意，总爱向比较亲近的人介绍一下。但他却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官吏，爱在报纸上大吹大擂，专做自我宣传。
他最怕见新闻记者，记者们也不易采访到警察总署的消息，当时只有军统办的大同通讯社的特务们能出入该署，所以报纸上公开报道的东西很少。这是由于一方面这个机关的许多措施都是与人民为敌的，不便公开发表，另一方面是他怕出问题挨蒋介石骂。他出任署长后，许多记者想找他的照片和履历去报上刊出，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但他却拒绝。
有一次在喝酒喝多了之后，唐纵对别人说：“我最不愿意在报上出风头，因为委员长看到了这些东西会不高兴。”
听了这句话，大家才明白过来。
和李士珍形同水火，在蒋经国的帮助下击垮对手
唐纵在出任警察总署之前，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一向处得不错。戴笠过去与李士珍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时，他从不介入，有时还说戴笠对李太过分了一些。他去侍从室几年中，李经常去找他。他当了上署长以后，初时也很想避免和李发生矛盾，希望李在训练警官方面能与他很好地配合工作。他不但首先去拜访过李，同时对李也很恭维，他甚至当着很多人的面称李为“老大哥”。但李士珍却并不因为唐纵对他的态度好，就能真正和他合作而消除嫌怨。李士珍等了十多年，眼看戴笠死于非命，满以为十拿九稳可以把全国警察领导权夺到手中，连做梦也没想到唐纵把这个职位抢走了，他怎么会甘心？
最初唐纵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他刚当上署长不久，有人就向他提出过，要警惕李士珍这个人。他回答说：“你以为戴先生处不好的人我也会处不好？”他又笑了笑，补充说他和李过去关系不错等一些话，好像很有信心，能把过去与军统为敌的人变成朋友。
问题很快就揭开了。不到两个月，有人告诉他，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内公开批评他，说他是“完全外行”，由这样的人来主持全国警政，非弄得一团糟不可。究竟为什么这么快闹翻了脸？原来，李向他推荐一批骨干想在新成立的警察总署中抢地盘，他虽然接受了几个人，却没有全部满足李的愿望。这样一来，李就大大不满，内心愤懑，于是爆发了出来，不过这还只是刚揭开的序幕，激烈紧张的“肉搏战”却还在后头。
李士珍多年来准备了一个《十年建警计划》，抢在戴笠之前送给了蒋介石，满以为抗战胜利后成立警察总署时第一任署长就会轮到他。结果署长被唐纵抢了。李就把他的《计划》印成小册子，向人分送。可是这个计划送到蒋介石处，遭到了“阅而不批”的命运，被蒋介石搁置下来。
唐纵针对李的计划的缺点，迎合蒋介石的意图另外赶制了一个《五年建警计划》。他究竟在蒋介石身边多年，懂得蒋介石的心理比李多得多。他的这一计划大受蒋介石的赏识，准其按计划逐步施行。
唐纵计划的主旨是“统一事权，加强职能”，这就和蒋介石“戡乱建国”的方针相吻合了。他计划中的“警保合一”以及运用警察力量巩固后方治安，与大城市的警管区制、警员制，使警察与特务一元化等，都符合蒋介石的心理，因而使他这个“外行”比李士珍那个“内行”在蒋介石面前吃香得多。
为了进一步和李士珍争夺警察教育权，唐纵的计划中也采用了李的一些办法，所以看起来比李的就更完善了。
唐纵对李的那个计划，曾用讥讽的口吻批评过，说是“书生之见”。最使李伤心的是唐纵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李大哥对教育长很有兴趣，还想再当上十年的样子。”自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李的耳中。据说李士珍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大骂唐纵的计划是“邪门歪道”、“流氓作风”。从此以后，唐纵和李士珍两人从当初互找对方工作上的毛病，发展到进行人身攻击，仇恨越来越深，形同水火。不过他们在公开场合中见面的时候，彼此还是有礼貌地招呼一下，唐纵有时还故意表示亲热的样子。
唐、李之间的第一场“肉搏战”是争夺在东北设立警官学校的领导权。先是，李士珍呈准蒋介石，在东北设立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因此，在警察总署成立之前，他就作好了种种准备，内定黄埔二期毕业的严正任分校教育长。严是他黄埔同期同队的同学，经他推荐给蒋介石，也批准了。当李士珍正在筹备的时候，唐纵给蒋介石一个报告，请求由他派人去东北主办中央警官学校分校。理由是：当时在东北设分校，不应该是去招收训练正科学生，而是将接收下来的原东北伪满洲国的警官和替日寇充当特务的汉奸们加以短期训练，利用这些有经验的人进行反共工作。因此，必须针对当时情况，由他派人去办，才能顺利完成反共的任务。
李士珍对唐纵突然来这一手，非常愤慨。
唐纵是了解蒋介石的，只要提出反共措施，蒋介石总是非常高兴采纳，所以唐纵在和李争夺东北分校领导权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当蒋介石正在考虑将东北分校交与唐纵的时候，李士珍以辞去中央警校教育长的职务来要挟。蒋介石权衡之后决定仍将东北分校交给李去办。
这天，蒋介石把唐纵找去，说明改变决定的经过和原因。唐纵满口答应。其实当时他要办的事还很多，他之所以要同李士珍争权，真正的目的是想给李来一个下马威，给点颜色让李看看。
第二个回合是唐、李抢夺警察局最高领导权的问题。在蒋介石统治前期，边区几省一向由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权力达不到这些边区，因此没有设立国境警察机构。抗战后期，这些边区逐渐由蒋介石掌握，抗战胜利后军统便想将国境警察局掌握起来。李士珍的十年建警计划中也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戴笠死后，毛人凤一度准备抢夺这一机构，因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无意再提这事。1947年春，唐纵向内政部正式提出，请求成立8个国境警察局：西南边境4个，分设于云南、广西境内；西北4个，分设于新疆和内蒙古。这些国境警察局，组织规模都很庞大，拟定的编制每个局都有警官百余人和警察几千名。
李士珍知道唐纵提出的计划后，立刻集中力量来抢夺。他倡言，训练国境警察局的警官，应由中央警校专门设立一个特别班来进行国境警察业务训练，等这批警官毕业以后，才能成立国境警察局。他认为，以现有人员仓促组成，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弄得笑话百出，有辱国体，不如暂时维持现状。他振振有辞地扬言，应以国家主权和声威的为重，反对草率从事。李士珍的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连立法院也同意先训练出一批人员才能设置这种机构。
李士珍向内政部提出的报告，唐纵第二天就了解到了。他立刻针对李的意见又提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从速成立国境警察局。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当时一心在搞他的反共军事部署，便将这个问题交内政部处理，并指示：将来成立国境警察局应由内政部直辖，不归警察总署领导；训练国境警察局警官事，交由中央警官学校主办。
在这一回合中，唐纵没有得势。后来内政部找他去研究，他也只派一两个不重要的人去参加，他曾很气愤地说：“我们争不到手，他（指李）也不会有希望。大家都不搞算了！”就这样，直到蒋介石退居台湾，这个酝酿了两年多的国境警察局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第三个回合是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唐纵在前两次的争夺中没有取得胜利，便利用他掌握各省的警察人事权与李士珍为难。他对李派人员借故更换了不少，或不再派充重要领导工作。李士珍为此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找唐纵问话，唐纵的答复是：这些过去一向干军事工作的人，只经过短期警察训练，担负起一省的责任不太适宜，还是多留在总署见习。
李士珍在训练警务人员时，要求受训人员都要参加他所领导的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结业后参加中央警校同学会。李一直想运用这两个组织来和军统争夺警察领导权。
唐纵针对李的这套手法，运用他的职权对这些人员亲自进行一番拉拢活动。他在警察总署召集他们座谈，照例还请他们吃饭，并送给每人一张他自己穿最高警官制服的照片和一笔特别费。警察总署人事室在分发这些人去各地工作时，还叮嘱他们要参加当地的中国警察学会，并说明这个会是由唐纵亲自领导的。
唐纵好几次曾用非常得意的口吻说过，李士珍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培训的人，他只花半天的工夫就轻轻地拉过来了。
与此同时，唐纵还在全国警政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各省设立一所警察学校，每县设警察教练所，由各省自己训练警官，不必由中央警官学校代办。最使李士珍不满的是唐纵还要在南京设立一所首都警察学校，培植高一级的警官。这样一来，中央警官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据李士珍身边的人透露，李得到这一消息，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了。他向部下发牢骚说，他对这个教育长职务并不重视，早就准备辞职不干，是蒋介石坚决挽留，他才留下来。现在唐纵这样对付他，他反而要再干下去，不能让唐纵的如意算盘得逞，要使唐纵明白李某不是好欺的。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唐、李双方斗法相持不下，到了台湾还是继续斗争。后来唐纵在老蒋与小蒋的支持下，力量一天天发展，李最终被赶出了中央警官学校，由唐纵推荐军统特务乐干当了教育长，结束了李、唐之间多年来的这一场斗争。
对“党国”的前途充满悲观，认为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政策
唐纵任署长之后，使他最感不快的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由宪兵中的元老韩文焕抢去了。蒋介石驭人的一贯手法，是有意识地丢出几根骨头让下属们争来夺去，使这些人为他拼命卖命。他虽以军统头子唐纵当警察总署长，却并不将警察大权全部交给唐纵。
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蒋介石手下有名的刽子手谷正伦（绰号谷屠夫，任宪兵司令多年，杀人以万计）极力向蒋介石推荐的。韩自恃有宪兵作后盾，自己又是“老资格”，加上与李士珍有勾结，便想把首都警察厅里的人弄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竭力排挤厅内的军统分子，因此与唐纵不断发生摩擦。
唐纵表面上虽不主张马上向韩开火，内心里却是很讨厌韩的。警察总署发出的命令，韩有时敷衍一下，有时就干脆搁下不理。有次唐纵发出一个防止各地学潮的命令，韩认为不合首都情况未予执行，而且未将命令转发下去。唐纵了解到这一情况，加上韩自己拟的办法又不向他备案，非常不痛快，立刻打电话向韩查问，韩答复使唐纵很不满意，两人在电话中争执起来，韩才答应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韩虽然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但并不遵照执行。加之特务们从中挑拔，两人之间矛盾越来越大。
特务们挑拔唐、韩两人矛盾的一个手法，是每次唐纵召集韩去总署开会时，故意把通知迟点送去，有时干脆不送。他们的办法很巧妙，在送这些通知时，往往先把一件不重要的东西送去。唐纵是很细心的人，遇到韩没有按时来开会，便要追问通知送了没有？特务们便拿出送文簿给他看，明明是按时送了去。其实，送文簿登记的是一份普通公文，而开会通告却是隔了些时才送去的。韩不能准时参加或不参加时，唐纵总认为韩目中无人，瞧他不起，更恨韩。特务们这种做法，是希望唐纵把首都警察厅夺过来。这样他们在南京为所欲为就更方便了。
从1947年夏天开始，唐纵决心要去掉韩文焕这个眼中钉。他自己并不直接出面去请求蒋介石撤换，而是经常跑到保密局请求郑介民、毛人凤帮助他；发动在南京的军统特务从各方面搜集韩的贪污不法罪证，通过保密局向蒋介石去检举。韩任厅长后，大大小小的贪污事件本来就很多，经过特务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搜罗，几个月工夫便找出一大堆来，蒋介石便决定要撤换韩文焕。
唐、毛两人都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们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都准备把与自己有关的亲信推荐出来接替韩的职务。正当唐、毛两人为此争夺不休的时候，郑介民却轻易地抢了过来。郑介民提出他的小同乡和私交最深的黄珍吾来，蒋介石一向很器重这个人，果然一保就准。黄珍吾虽不是军统分子，但军统可以完全控制他。宪兵方面也因黄是老团长，夙有渊源，就这样很顺利地接掌了首都警察厅长。黄对唐纵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从此改变了警察总署命令刚出署门就碰钉子的现象。
唐纵收拾宪兵系统的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是没有费多大气力的。韩文焕下台后，特务们便怂恿唐纵，一不做二不休，把汤也拉下来，而以军统特务杨清植接替。蒋介石批准后，特务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失去的“地盘”又一个接一个夺了回来。
唐纵和毛人凤对上海警察局长一职早就想夺了过来，淮海战役发生后，原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内外夹攻之下，由汤恩伯出面保荐毛森接替了这个职务。
在两年多时间中，唐纵终于把要抢的都抢到手中。
到1949年4月，唐纵已不再是那么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了。当时由于蒋军主力大部已被歼灭，南京人心惶惶，高官们的家眷都在作逃往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打算。唐纵还在故作镇静不送他的老婆和孩子们走。有人问唐纵为什么还不送家眷走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一动，别人的闲话就更多。”他沉思了一会又说：“迟早是要送走了。我们都得走的。”接着他谈到当时的局势，认为很难乐观。他非常恨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还不能和蒋介石合作，要抢总统当。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说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会被拉过去。
他的话中充满着悲观情绪。
几个月后，唐纵从上海坐飞机离开了大陆。到台湾后的第二年，他被蒋介石派往韩国任驻韩国大使，1954年回台后先后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中国农民银行”总裁等要职。1976年蒋介石病逝后，他在家中伤心了一个多月，1981年在台北病逝,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