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零七章 内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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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乐之的命令下达之后，浙江的士绅乡贤们也意识到前面的工作都白做了，看来想要拉陇王乐之，恐怕是很难做到，因此只能使出了最后一招，就是制造舆论，由士绅乡贤们组织浙江的社会名流、名士，向省政*府请愿，并且撰写文章，宣称“地主的土地是靠勤劳耕种获得”“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互相依存”、“地主对社会的供献” 之类的理论，甚致还有接受过外国教育的人搬出“私人财产不可侵犯” 的名议，同时又夸大土改过程中对地主的打击，有人甚致污蔑土改就是一场公开的掠夺，希望通过这些宣传，制造一些舆论压力，迫使华东政*府能够收回诚命，不在浙江进行土地改革。
对于这些来请愿的人员，王乐之并没直接拒绝，而是让请愿的人员选出几位代表，自己可以接见他们，并且和他们进行公开的辨论，同时王乐之还提议将双方辩论的言论全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让所有人都看到，所谓正非自有公断。这个举动也让这些来请愿的人十分意外，因为他们想了很多种结果，也许会被赶走，也许会有人告诉他们，省长己经知道了，然后打发他们回去，也许会让个低层次的官员接待他们，敷衍一下，但谁都没有想到，王乐之会亲自接见请愿的代表，并且还要和他们进行辩论，而且辩论的言论还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其实这也是华东政*府的一惯做风，如果要有人以强硬态度抗拒土改，华东政*府自然是以强硬手段应对，而如果是用舆论手段，华东政*府当然也是用舆论方式应对，毕竟华东政*府决不会害怕和任何人进行辩论。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旧时空里，土地改革是有一套十分严密的逻辑理论基础的；而在另一方面辩论也是有一定的技巧，不是那一方的人数多，嗓门大，就有理的，而在这两方面，华东政*府都有充份的准备，并且还对地方的官员进行过专门的培训。
不过到了这一步，来请愿的人员也不能退缩，虽然他们都是浙江的士绅乡贤们花钱请来帮场的，但其中也不乏有人，确实是出于各种原因，反对华东政*府的土地改革，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充份的理由可以难倒华东政*府，因此也都纷纷涌跃报名，最终选出了10名代表，和王乐之见面。
但双方一辩起来，这些名士才知道不行，因为辩论可不是靠讲仁义道德这些虚幻的东西，或者是用扣大帽子压人就行了，而是讲论点、摆论证、说论据，王乐之用严密的逻辑理论，详实的数据基础、事例，证明封建土地制度的危害，对佃农的剥削，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磋，并且逐一的反驳什么“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互相依存”、“地主对社会的供献” 之类，请愿人员自以为充份的理由。
本来对请愿人员最有利的道理是“土地私产”理论，这也是一部份请愿人员有信心的基础，无论华东政*府提出的什么“耕者有其田”、“发展生产力”等理论，但土地改革的本质是抢夺地主的土地，这一点华东政*府恐怕怎么也难以自圆其说的。
那知华东政*府己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并掌握了大量地主通过种种手段，占据农民的土地，以及地税的细节，证明地主获得土地的主要手段并不是靠什么省吃俭用，精耕细作，而是巧取豪夺而来，又是如何过地税，占有了大多数生产成果，证明抢夺地主的土地是有其合理性的，由于证据确凿，事例的细节明确，因此请愿人员也很难驳斥。
而且华东政*府也有自己的大杀器，就是自从华东政*府成立以来，所有的元老都没有通过土地改革，为自己谋取一亩土地，这也使华东政*府占据了道德致高点，说明华东政*府实行土地改革，完全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国，毫不利己时。而这一点请愿人员也无法反驳。
结果经过了2个小时的辩论，10名请愿代表提出的反对土改理由，都被王乐之一方驳到，而王乐之提出施行土改理由，请愿代表们却提不出什么反驳的道理，因此一个个都被说得哑口无言，在离开王乐之的办公室里，都有些抬不起头来。
当然这10名请愿代表铩羽而归，但还是有其他请愿人员不服气，于是王乐之又组织了两次辩论，其实后面参加辨论的请愿代表也就是那些理由，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因此结果也都差不多，一个个信心满满的进去，却又垂头丧气的出来。
而这三次辩论的内容见报之后，其他的请愿代表也就都泄了气，因为能说的，能找的理由，这三次辩论基本都己经说完了，既然都被王乐之驳倒，又找不出新的理由来，那还有什么可说的，而华东政*府所提出的施行土改的理由，如“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找不出反驳的道理，既然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再要去找王乐之辩论，岂不是自取其辱吗！因此被浙江士绅乡贤寄以厚望的请愿行动，制造舆论，也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见请愿代表偃旗息鼓了，王乐之索性在报纸上宣称，欢迎社会所有人参与这次辨论。而办完这件事情之后，王乐之的秘书来通知他，到了去码头接船的时间。
原来今天是青岛方面派来的土改工作小队成员到达杭州的时间，这次共计派来了300余人，每小队由6个人组成，其中有一大半的人是参加过其他地区的土改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因为这次浙江的土改工作十分重要，因此青岛方面也为此配备了精兵强将，而到达杭州之后，将由省政*府分配各小队到浙江省的各地去负责具体的土改工作，当然到了地方之后，会从地方上再挑选合适的人加入进来。
另外王乐之的妻子王宇，4个孩子，还有西冷印社的两位创始人王福庵、吴隐也跟着这艘客船一起到达杭州，王宇是因为华运物流公司的北京工作事务都处理好了，于是带着孩子赶到杭州和王乐之汇合团聚的，此后就在杭州定居下来，当然王宇还有物流公司的事务，以后会经常往返青岛、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但在这段时间里，最终的落脚还是在杭州。
而王福庵、吴隐两人则是由王乐之安排，到天津去考查天津书画院的运行模式，然后探讨西冷印社以后的运行方式。这一路的费用都由王乐之承担，并还委托王宇在天津接待两人。
王福庵、吴隐在天津书画院考查了10余天，不仅了解天津书画院的运行模式，并且和天津书画院的书画金石名家也进行了不少经验交流，两人都觉得大有收获。
后来王宇打算启程去杭州和王乐之汇合团聚，于是众人才一起启程出发。而在返回杭州的途中，王宇又在青岛停留了几天，因为华运物流公司的总部在青岛，王宇在这里还有一些事情处理，而王福庵、吴隐则在青岛参观了华东政*府的工业、经济成就，对华东政*府有更直观的认知，毕竟要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有强大的工业、经济基础。
等王宇处理完了青岛的事情之后，正好这时青岛组织的浙江土改小队也要赶奔杭州，开展工作，于是王宇一行和他们乘座同一艘客船去杭州。
于公于私，王乐之自然都要亲自到码头去迎接，因此王乐之专门让秘书到点提醒自己，以免自己的事情太多，忘了时间。现在得到秘书的提醒，王乐之赶忙放下手里的事情，从省政*府办公处赶到杭州码头，正好他到达码头的时候，轮船也进港靠岸，因此时间不长，轮船停靠，搭低了舷梯，乘客从船上依次下来。
王乐之首先迎接的，当然是浙江土改小队的代表，毕竟先公后私，王乐之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希望他们在浙江省的工作顺利，完成各自的任务。而土改小队在杭州的住处都己经安排好了，有专人、专车带领他们前去，并安排各人的住所，这些事情当然就不用王乐之操心。
接着是王福庵、吴隐两人，相见之后，两人向王乐之再三道谢，并且表示这次的天津之行收获颇丰，而王乐之也客气了几句，说了些一路辛苦之类的话，毕竟在码头也不是谈正事的时候，简单的说了几句之后，王福庵、吴隐也告辞离开，而且自有西冷印社的车辆来接他们，因为有王乐之拉来的一批捐赠，现在西冷印社的资金也有些宽裕，因此也买了两辆马车，毕竟有车了，来往迎送也方便多了。
王乐之的命令下达之后，浙江的士绅乡贤们也意识到前面的工作都白做了，看来想要拉陇王乐之，恐怕是很难做到，因此只能使出了最后一招，就是制造舆论，由士绅乡贤们组织浙江的社会名流、名士，向省政*府请愿，并且撰写文章，宣称“地主的土地是靠勤劳耕种获得”“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互相依存”、“地主对社会的供献” 之类的理论，甚致还有接受过外国教育的人搬出“私人财产不可侵犯” 的名议，同时又夸大土改过程中对地主的打击，有人甚致污蔑土改就是一场公开的掠夺，希望通过这些宣传，制造一些舆论压力，迫使华东政*府能够收回诚命，不在浙江进行土地改革。
对于这些来请愿的人员，王乐之并没直接拒绝，而是让请愿的人员选出几位代表，自己可以接见他们，并且和他们进行公开的辨论，同时王乐之还提议将双方辩论的言论全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让所有人都看到，所谓正非自有公断。这个举动也让这些来请愿的人十分意外，因为他们想了很多种结果，也许会被赶走，也许会有人告诉他们，省长己经知道了，然后打发他们回去，也许会让个低层次的官员接待他们，敷衍一下，但谁都没有想到，王乐之会亲自接见请愿的代表，并且还要和他们进行辩论，而且辩论的言论还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其实这也是华东政*府的一惯做风，如果要有人以强硬态度抗拒土改，华东政*府自然是以强硬手段应对，而如果是用舆论手段，华东政*府当然也是用舆论方式应对，毕竟华东政*府决不会害怕和任何人进行辩论。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旧时空里，土地改革是有一套十分严密的逻辑理论基础的；而在另一方面辩论也是有一定的技巧，不是那一方的人数多，嗓门大，就有理的，而在这两方面，华东政*府都有充份的准备，并且还对地方的官员进行过专门的培训。
不过到了这一步，来请愿的人员也不能退缩，虽然他们都是浙江的士绅乡贤们花钱请来帮场的，但其中也不乏有人，确实是出于各种原因，反对华东政*府的土地改革，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充份的理由可以难倒华东政*府，因此也都纷纷涌跃报名，最终选出了10名代表，和王乐之见面。
但双方一辩起来，这些名士才知道不行，因为辩论可不是靠讲仁义道德这些虚幻的东西，或者是用扣大帽子压人就行了，而是讲论点、摆论证、说论据，王乐之用严密的逻辑理论，详实的数据基础、事例，证明封建土地制度的危害，对佃农的剥削，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磋，并且逐一的反驳什么“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互相依存”、“地主对社会的供献” 之类，请愿人员自以为充份的理由。
本来对请愿人员最有利的道理是“土地私产”理论，这也是一部份请愿人员有信心的基础，无论华东政*府提出的什么“耕者有其田”、“发展生产力”等理论，但土地改革的本质是抢夺地主的土地，这一点华东政*府恐怕怎么也难以自圆其说的。
那知华东政*府己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并掌握了大量地主通过种种手段，占据农民的土地，以及地税的细节，证明地主获得土地的主要手段并不是靠什么省吃俭用，精耕细作，而是巧取豪夺而来，又是如何过地税，占有了大多数生产成果，证明抢夺地主的土地是有其合理性的，由于证据确凿，事例的细节明确，因此请愿人员也很难驳斥。
而且华东政*府也有自己的大杀器，就是自从华东政*府成立以来，所有的元老都没有通过土地改革，为自己谋取一亩土地，这也使华东政*府占据了道德致高点，说明华东政*府实行土地改革，完全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国，毫不利己时。而这一点请愿人员也无法反驳。
结果经过了2个小时的辩论，10名请愿代表提出的反对土改理由，都被王乐之一方驳到，而王乐之提出施行土改理由，请愿代表们却提不出什么反驳的道理，因此一个个都被说得哑口无言，在离开王乐之的办公室里，都有些抬不起头来。
当然这10名请愿代表铩羽而归，但还是有其他请愿人员不服气，于是王乐之又组织了两次辩论，其实后面参加辨论的请愿代表也就是那些理由，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因此结果也都差不多，一个个信心满满的进去，却又垂头丧气的出来。
而这三次辩论的内容见报之后，其他的请愿代表也就都泄了气，因为能说的，能找的理由，这三次辩论基本都己经说完了，既然都被王乐之驳倒，又找不出新的理由来，那还有什么可说的，而华东政*府所提出的施行土改的理由，如“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找不出反驳的道理，既然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再要去找王乐之辩论，岂不是自取其辱吗！因此被浙江士绅乡贤寄以厚望的请愿行动，制造舆论，也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见请愿代表偃旗息鼓了，王乐之索性在报纸上宣称，欢迎社会所有人参与这次辨论。而办完这件事情之后，王乐之的秘书来通知他，到了去码头接船的时间。
原来今天是青岛方面派来的土改工作小队成员到达杭州的时间，这次共计派来了300余人，每小队由6个人组成，其中有一大半的人是参加过其他地区的土改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因为这次浙江的土改工作十分重要，因此青岛方面也为此配备了精兵强将，而到达杭州之后，将由省政*府分配各小队到浙江省的各地去负责具体的土改工作，当然到了地方之后，会从地方上再挑选合适的人加入进来。
另外王乐之的妻子王宇，4个孩子，还有西冷印社的两位创始人王福庵、吴隐也跟着这艘客船一起到达杭州，王宇是因为华运物流公司的北京工作事务都处理好了，于是带着孩子赶到杭州和王乐之汇合团聚的，此后就在杭州定居下来，当然王宇还有物流公司的事务，以后会经常往返青岛、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但在这段时间里，最终的落脚还是在杭州。
而王福庵、吴隐两人则是由王乐之安排，到天津去考查天津书画院的运行模式，然后探讨西冷印社以后的运行方式。这一路的费用都由王乐之承担，并还委托王宇在天津接待两人。
王福庵、吴隐在天津书画院考查了10余天，不仅了解天津书画院的运行模式，并且和天津书画院的书画金石名家也进行了不少经验交流，两人都觉得大有收获。
后来王宇打算启程去杭州和王乐之汇合团聚，于是众人才一起启程出发。而在返回杭州的途中，王宇又在青岛停留了几天，因为华运物流公司的总部在青岛，王宇在这里还有一些事情处理，而王福庵、吴隐则在青岛参观了华东政*府的工业、经济成就，对华东政*府有更直观的认知，毕竟要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有强大的工业、经济基础。
等王宇处理完了青岛的事情之后，正好这时青岛组织的浙江土改小队也要赶奔杭州，开展工作，于是王宇一行和他们乘座同一艘客船去杭州。
于公于私，王乐之自然都要亲自到码头去迎接，因此王乐之专门让秘书到点提醒自己，以免自己的事情太多，忘了时间。现在得到秘书的提醒，王乐之赶忙放下手里的事情，从省政*府办公处赶到杭州码头，正好他到达码头的时候，轮船也进港靠岸，因此时间不长，轮船停靠，搭低了舷梯，乘客从船上依次下来。
王乐之首先迎接的，当然是浙江土改小队的代表，毕竟先公后私，王乐之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希望他们在浙江省的工作顺利，完成各自的任务。而土改小队在杭州的住处都己经安排好了，有专人、专车带领他们前去，并安排各人的住所，这些事情当然就不用王乐之操心。
接着是王福庵、吴隐两人，相见之后，两人向王乐之再三道谢，并且表示这次的天津之行收获颇丰，而王乐之也客气了几句，说了些一路辛苦之类的话，毕竟在码头也不是谈正事的时候，简单的说了几句之后，王福庵、吴隐也告辞离开，而且自有西冷印社的车辆来接他们，因为有王乐之拉来的一批捐赠，现在西冷印社的资金也有些宽裕，因此也买了两辆马车，毕竟有车了，来往迎送也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