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九章 革命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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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当天晚上，革命者又讨论了一夜，因为参观了军营，更是让革命者了解了华东政府的军事实力，而不少革命者也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华东政府现在还不起兵举事，推翻淸廷，不过参观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因此革命者们也都等着参观结束，举行会谈的时候，好好问一问。
第三天的参观地点不是在青岛，而是在青岛郊外的王家寨农场，现在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人口数量占到了9成以上，因此农村的工作也是华东政府的重点，土地改革的作用不仅仅是争取民心，同时也是让农村保持稳定，这样华东政府才能腾出手来搞工业化。自然也有必要让革命者看看华东政府的农村建设情况。其实华东政府更想让革命者看一看真正的农村，只是青岛这一带地区并不适合发展农业，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农村，只好把他们领到王家寨农场来。
其实王家寨农场也不是以种植食物作物为主，但农副业却搞得很不错，瓜果蔬菜，大棚、地暧什么的都有，还有养殖业，而且现在还建起了一个小型食品加工厂，加工制做一些副食品，因此也能够拿得出手。
革命者们是乘坐火车到达王家寨农场，虽然这些革命者也有不少人是农村出身，对种田到也并不陌生，其中也不乏有人对农民抱以同情的心理，但他们见到都是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业生产，既使是有地方家有大量的田地，但也仍然是租给佃户自己生产，而农场除了用于农业研究之外，走的是规模化经营性种植，这样的生产方式是这些革命者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规模化经营的优点当然是很多，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节约人力，而且还能集中力量置办农业辅助设施，如挖渠引水，集中堆肥，饲养畜力牲畜，配置农业具等。目前华东政府己在天津、山东等地兴建了10个农场。不过从总体来看，华东政府的农业还是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小农生产模式，和这个时代到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土地实现公有制，使农民减少了地主剥迫的环节。而农场式的集约经营只是极小的一倍份。
现在王家寨农场共计有耕种土地3200余亩，而工作人员既使加上食品加工厂的，也只有150余人，如果只算耕种工作的人员，还不到50人，平均每个人耕种的土地在60——70亩，而在这个时代，一个成年劳动力在没有牲畜和大型农业工具的情况下，只能耕种10——15亩土地，而如果有牲畜和工具则可达到30——40亩，因此农场的劳动效率至少是个人的2倍以上。而且耕种的土地越多，生产效率也就越高。在华东政府最大的农场，龙山农场里，有耕地5200余亩，而耕作人员还不到60人，人均耕种达到近百亩。
其实在华东政府里，一直都有发展农场化经营的呼声，但农场化经营的问题在于需要的劳动力大幅减少，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特点不仅不是缺点，由其是在工业化的早期，这筒真就是一大优点，可以解放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但在华东政府目前的阶来说，却是一个不可能克服的缺陷，因为现在华东政府的工业优水平还不足以吸纳大规模推广农场优经营所剩余的农村劳动力。
毕竟华东政府的工业化才搞了不到3年的时间，建成的工厂企业还不足百家，现在的工业人口才只有十几万人，冒然大规模推广农场化经营只会造成大量的农民失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现在懒营只是华东政府的试点而已，在华东政府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前，是不能大规模推广的。
不过革命者们并不懂这些高深的社会发展概念，而华东政府也不对他们进行详细的解释，因此听了这些“农场的生产效率高于个人”的介绍之后，也都对海外华人佩服不已，虽然革命者们在宣扬革命中，并不太重视农民的力量，但也清楚农业生产对国家的重大作用，想不到海外华人不仅能训练军队、兴办工厂、兴学办教，就连搞农业也是十分在行，简直就是什么样的人材都有。
其实华东政府也十分关注着革命者的行为，虽然在旧时空里，官方的正史中对这些革命者的行为基本都是持正面肯定的态度，但秦铮也算半个历史学家，知道这些革命者实际是存在着许多缺点，尽管革命者们确实都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但在具体行动中往往过于心急，恨不能一蹴而就，或是毕其功于一役，而缺乏耐性和脚踏实地的态度；而且革命者虽然都充满了激情与干劲，但也容易走上情绪化，甚致是极端的道路；由于革命者都过于年轻，阅历和处世的经验都不足，因此在面对复杂的斗争时容易犯幼稚错误，不是过多的妥协就是对自己的实力、定位错误；另外虽然革命者有一定的世界视野，但由于能够获得的资料有限，以及自身的学识、见解有限，对别国的革命斗争经验解读也存在着较大的误区，不能正确的吸收别国革命斗争中的有益经验。
当然存在这些缺点，并不能否认革命者的进步性，而且这些缺点也不是不能克服的，毕竟任何人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伟大的革命者也不是一天生成的，不过华东政府在与革命者的合作中，要尽力的避免，同时也要尽力的帮助革命者修正这些缺点。
不过现在只是双方的第一次接触，还有一个互相熟悉了解的过程，虽然说穿越者算是对这些革命者十分了解了，但了解基本都是在后期己成名以后的革命者，而现在这些革命者都还年轻，知命度也不算高，因此穿越者对他们同样也有一个重新了解的过程。
这样一来事情也就简单了，怎样应对革命者，到也不用在行政会议上讨论什么，因此对革命者的安排，基本就是五巨头说了算。
革命者每天的参观行程、言行举止都有专人向五巨头汇报，在三天的参观结束以后，五巨头也聚在一起讨论，应该怎样应对和革命者的会谈。
肖建军首先道:“这两个日本人是什么角色，怎么也混到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来了。”
其实宫奇滔天和平山周在青岛都十分低调，在参观期间很少发言，在革命者讨论的时候，也基本没有发衣对华东政府的评价，因此有关他们的记录是最少的。不过两个日本人夹在一大中国人当中，还是显得十分打眼，何况现在华东政府和日本的关系十分微妙，自然被当成重点防范的人物，而在讨论的时候，也被首先揪出来。
秦铮道:“其实这两个日本人到真不算是坏人，用我们以前的外交调令讲，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在旧时空里，这两个人对中国革命，由其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活动，确实是出了不少力的，因此他们和不少辛亥元老，由其是孙中山都保持着很好的私人交情。如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其实叫孙文，字逸仙，而‘中山’这个名字，就是由平山周给他起的，1900年7月，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平山周参与了其中的部分策划，这几年孙中山在日本活动，就是以平山周聘请的汉文教师身份；而宫奇滔天则将孙中山用英文著作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出版，增加了孙中山在日本革命者中的知名度，并且也参与了惠州起义的活动，而且在旧时空里，孙中山和黄兴的相识，也是宫奇滔天从中引见的，后来还多次调解两人的矛盾，这才开创了孙黄的组合。”
王云鹏道:“这就奇怪了，你说这两个日本人，为什么要支持中国革命呢？难道是吃饱了撑的吗？”
夏博海道:“这还不好理解吗？不就是两边下注，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万一成了呢？投资回报率可以大了。”
秦铮道:“老夏说对，其实这两个日本人不仅仅是和革命者结交，也同样和維新派有不错的交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是宫崎滔天帮助康有为逃到日本避难，而且两人还曾策划过让孙中山和康有为会面，只是康圣人一心保皇，也看不上孙中山，因此只让梁启超出面和孙中山见面，不过近年来这两个人基本站在革命者这一边来了，大概估计是维新派成不了什么大事，不过只是一方面，其实这里面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肖建军道:“什么原因？”
秦铮道:“在旧时空里，一直到犬养毅被刺杀之前，日本国内关于怎样对待中国，是有两种态度，一种就是直接侵略，鲸吞也好，蚕食也好，总之就是简单粗暴直接占有；但还有一种态度就是与中国交好，甚致是帮助中国发展，然后中日两国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欧美国家。尽管后一种态度一直都没能成为主流，但这种态度确实存在过，这两个人的老师犬养毅，就是这种态度的代表。不过1932年犬养毅被少壮军官刺杀以后，这种态度就基本在日本灭绝了。当然主张与中国交好，根本上还是为了日本的利益，持这一态度的日本人的观点是中国太大，人口太多，而且又有美欧诸国牵制，日本基本不可能吞并中国，那么与其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消耗日本的力量，到不如和中国交好，把中国拉到日本的战车上，这样日本同样可以充份利用中国的资源，而又可以节省力量来对付美欧诸国。不过与中国交好，就是日本的力量一定强于中国，在中日关系中占主导地位。”
而在当天晚上，革命者又讨论了一夜，因为参观了军营，更是让革命者了解了华东政府的军事实力，而不少革命者也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华东政府现在还不起兵举事，推翻淸廷，不过参观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因此革命者们也都等着参观结束，举行会谈的时候，好好问一问。
第三天的参观地点不是在青岛，而是在青岛郊外的王家寨农场，现在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人口数量占到了9成以上，因此农村的工作也是华东政府的重点，土地改革的作用不仅仅是争取民心，同时也是让农村保持稳定，这样华东政府才能腾出手来搞工业化。自然也有必要让革命者看看华东政府的农村建设情况。其实华东政府更想让革命者看一看真正的农村，只是青岛这一带地区并不适合发展农业，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农村，只好把他们领到王家寨农场来。
其实王家寨农场也不是以种植食物作物为主，但农副业却搞得很不错，瓜果蔬菜，大棚、地暧什么的都有，还有养殖业，而且现在还建起了一个小型食品加工厂，加工制做一些副食品，因此也能够拿得出手。
革命者们是乘坐火车到达王家寨农场，虽然这些革命者也有不少人是农村出身，对种田到也并不陌生，其中也不乏有人对农民抱以同情的心理，但他们见到都是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业生产，既使是有地方家有大量的田地，但也仍然是租给佃户自己生产，而农场除了用于农业研究之外，走的是规模化经营性种植，这样的生产方式是这些革命者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规模化经营的优点当然是很多，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节约人力，而且还能集中力量置办农业辅助设施，如挖渠引水，集中堆肥，饲养畜力牲畜，配置农业具等。目前华东政府己在天津、山东等地兴建了10个农场。不过从总体来看，华东政府的农业还是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小农生产模式，和这个时代到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土地实现公有制，使农民减少了地主剥迫的环节。而农场式的集约经营只是极小的一倍份。
现在王家寨农场共计有耕种土地3200余亩，而工作人员既使加上食品加工厂的，也只有150余人，如果只算耕种工作的人员，还不到50人，平均每个人耕种的土地在60——70亩，而在这个时代，一个成年劳动力在没有牲畜和大型农业工具的情况下，只能耕种10——15亩土地，而如果有牲畜和工具则可达到30——40亩，因此农场的劳动效率至少是个人的2倍以上。而且耕种的土地越多，生产效率也就越高。在华东政府最大的农场，龙山农场里，有耕地5200余亩，而耕作人员还不到60人，人均耕种达到近百亩。
其实在华东政府里，一直都有发展农场化经营的呼声，但农场化经营的问题在于需要的劳动力大幅减少，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特点不仅不是缺点，由其是在工业化的早期，这筒真就是一大优点，可以解放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但在华东政府目前的阶来说，却是一个不可能克服的缺陷，因为现在华东政府的工业优水平还不足以吸纳大规模推广农场优经营所剩余的农村劳动力。
毕竟华东政府的工业化才搞了不到3年的时间，建成的工厂企业还不足百家，现在的工业人口才只有十几万人，冒然大规模推广农场化经营只会造成大量的农民失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现在懒营只是华东政府的试点而已，在华东政府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前，是不能大规模推广的。
不过革命者们并不懂这些高深的社会发展概念，而华东政府也不对他们进行详细的解释，因此听了这些“农场的生产效率高于个人”的介绍之后，也都对海外华人佩服不已，虽然革命者们在宣扬革命中，并不太重视农民的力量，但也清楚农业生产对国家的重大作用，想不到海外华人不仅能训练军队、兴办工厂、兴学办教，就连搞农业也是十分在行，简直就是什么样的人材都有。
其实华东政府也十分关注着革命者的行为，虽然在旧时空里，官方的正史中对这些革命者的行为基本都是持正面肯定的态度，但秦铮也算半个历史学家，知道这些革命者实际是存在着许多缺点，尽管革命者们确实都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但在具体行动中往往过于心急，恨不能一蹴而就，或是毕其功于一役，而缺乏耐性和脚踏实地的态度；而且革命者虽然都充满了激情与干劲，但也容易走上情绪化，甚致是极端的道路；由于革命者都过于年轻，阅历和处世的经验都不足，因此在面对复杂的斗争时容易犯幼稚错误，不是过多的妥协就是对自己的实力、定位错误；另外虽然革命者有一定的世界视野，但由于能够获得的资料有限，以及自身的学识、见解有限，对别国的革命斗争经验解读也存在着较大的误区，不能正确的吸收别国革命斗争中的有益经验。
当然存在这些缺点，并不能否认革命者的进步性，而且这些缺点也不是不能克服的，毕竟任何人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伟大的革命者也不是一天生成的，不过华东政府在与革命者的合作中，要尽力的避免，同时也要尽力的帮助革命者修正这些缺点。
不过现在只是双方的第一次接触，还有一个互相熟悉了解的过程，虽然说穿越者算是对这些革命者十分了解了，但了解基本都是在后期己成名以后的革命者，而现在这些革命者都还年轻，知命度也不算高，因此穿越者对他们同样也有一个重新了解的过程。
这样一来事情也就简单了，怎样应对革命者，到也不用在行政会议上讨论什么，因此对革命者的安排，基本就是五巨头说了算。
革命者每天的参观行程、言行举止都有专人向五巨头汇报，在三天的参观结束以后，五巨头也聚在一起讨论，应该怎样应对和革命者的会谈。
肖建军首先道:“这两个日本人是什么角色，怎么也混到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来了。”
其实宫奇滔天和平山周在青岛都十分低调，在参观期间很少发言，在革命者讨论的时候，也基本没有发衣对华东政府的评价，因此有关他们的记录是最少的。不过两个日本人夹在一大中国人当中，还是显得十分打眼，何况现在华东政府和日本的关系十分微妙，自然被当成重点防范的人物，而在讨论的时候，也被首先揪出来。
秦铮道:“其实这两个日本人到真不算是坏人，用我们以前的外交调令讲，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在旧时空里，这两个人对中国革命，由其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活动，确实是出了不少力的，因此他们和不少辛亥元老，由其是孙中山都保持着很好的私人交情。如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其实叫孙文，字逸仙，而‘中山’这个名字，就是由平山周给他起的，1900年7月，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平山周参与了其中的部分策划，这几年孙中山在日本活动，就是以平山周聘请的汉文教师身份；而宫奇滔天则将孙中山用英文著作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出版，增加了孙中山在日本革命者中的知名度，并且也参与了惠州起义的活动，而且在旧时空里，孙中山和黄兴的相识，也是宫奇滔天从中引见的，后来还多次调解两人的矛盾，这才开创了孙黄的组合。”
王云鹏道:“这就奇怪了，你说这两个日本人，为什么要支持中国革命呢？难道是吃饱了撑的吗？”
夏博海道:“这还不好理解吗？不就是两边下注，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万一成了呢？投资回报率可以大了。”
秦铮道:“老夏说对，其实这两个日本人不仅仅是和革命者结交，也同样和維新派有不错的交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是宫崎滔天帮助康有为逃到日本避难，而且两人还曾策划过让孙中山和康有为会面，只是康圣人一心保皇，也看不上孙中山，因此只让梁启超出面和孙中山见面，不过近年来这两个人基本站在革命者这一边来了，大概估计是维新派成不了什么大事，不过只是一方面，其实这里面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肖建军道:“什么原因？”
秦铮道:“在旧时空里，一直到犬养毅被刺杀之前，日本国内关于怎样对待中国，是有两种态度，一种就是直接侵略，鲸吞也好，蚕食也好，总之就是简单粗暴直接占有；但还有一种态度就是与中国交好，甚致是帮助中国发展，然后中日两国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欧美国家。尽管后一种态度一直都没能成为主流，但这种态度确实存在过，这两个人的老师犬养毅，就是这种态度的代表。不过1932年犬养毅被少壮军官刺杀以后，这种态度就基本在日本灭绝了。当然主张与中国交好，根本上还是为了日本的利益，持这一态度的日本人的观点是中国太大，人口太多，而且又有美欧诸国牵制，日本基本不可能吞并中国，那么与其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消耗日本的力量，到不如和中国交好，把中国拉到日本的战车上，这样日本同样可以充份利用中国的资源，而又可以节省力量来对付美欧诸国。不过与中国交好，就是日本的力量一定强于中国，在中日关系中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