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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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必须在自己的心上狠下功夫，凡是看不明白、想不通的，回到自己的内心仔细体会。书中所阐述的不过是心体，这个心体就是所谓的“天理”，体明就是道明，再没有别的。这是读书做学问的关键，也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关键。
在万事万物上学习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虽然不是来自人们平时的见闻，但人们的知识大都是从见闻中产生的，即见闻都是良知的运用。因此，良知不局限于见闻，但也离不开见闻。
对于见闻这个问题，王阳明认为人们要做到“博文”即是“唯精”，“约礼”即是“唯一”。即人们只有广泛地在万事万物上学习存养天理的方法，才能求得至纯至精的天理，才能求得天理的统一与完整，因为天理只有一个。总之，在王阳明眼里，见多识广才能更好地致良知，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喜悦。
《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博学之”意谓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也随之消亡，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唯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因此博学才能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没有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纵观历史长河，那些成功的大师和智者无不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们四处学习，到处游历，最后达到了博学多才的境界。
佛学高僧星云大师就是一个博学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小到大，我一直喜欢阅读名人传记，在神游古今中外时，发现成功几乎都属于勤奋工作的人，而骄奢放逸的人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命运。多年来，我走访了很多地方，在考察人文风俗，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深深感到前途充满希望的国家，往往都拥有乐观进取的人民；反之，落后贫穷的国度里，不知勤奋生产的人比比皆是。我发觉那些具有恒心毅力，能够百折不挠的朋友们，活得最为充实幸福。我自己做过各类不同的苦工、劳役，只要利济有情的事业，纵使是经过一番辛苦奋斗，也能令我终生回味无穷，所以我经常告诫徒众说：‘博学多识，是善德，是财富；才疏学浅，是罪恶，是贫穷。’”
在星云大师看来，人要成功，首要就要做到博学；而博学的首要就是读书学习，正如吴兢在《贞观政要·崇儒学》中所说，虽然上天给予了人好的品性和气质，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这就像一块玉石，要经过打磨才能展现它的完美；木材虽本性包含火的因素，但要靠发火的工具才能燃烧；人的本性中包含着聪明和灵巧，也要到学业完成时才能显出美的本质。
一般来说，知识越渊博、阅历越丰富的人，应变能力就越强。他们反应敏捷，在交往中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调动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和各种知识思考解决，从而使“山重水复疑无路”转化为“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人的社会知识多了，阅历丰富了，他就懂得了一些社会因素、心理因素，那么在与人交谈时，就更得体、更有分寸。所以，要成为一个成功者就要多掌握一些知识，这不仅是人际交往之必须，更是让心灵宁静、喜悦的最佳保证。
尤其在当今，现代科学一方面高度分化，另一方面高度综合；边缘学科相继产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交融。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学点社会科学，又要学点自然科学；既要广泛涉猎，又要学有专长。具体地说，我们应该多少知道一些天文、地理和人情知识。此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然、历史、文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商业知识、经济学等之外，像民间故事、历史掌故，有意思的笑话、隐语、习俗，等等，都应该储存于大脑中，逐渐建起一座知识的仓库。有了这样一个知识的百宝箱，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才能帮助自己获得成功的人生。
追求面面俱到，恰恰是一种偏执
惟乾问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
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弟子惟乾向王阳明请教孟子所说“执中无权犹执一”这一句话的含义。
王阳明回答说：“中庸就是天理，就是易，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怎么能‘执’而不变呢？所以很难事先确定一个标准，必须因时制宜。后代的儒生们，想把各种道理阐述得完美无缺，就定了一个个固定的模式，这正是所谓的偏执了。”由此可见，追求面面俱到，是偏执的一种表现。因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也就没有人能做到面面俱到，追求面面俱到，只会给自己增添失望和痛苦。
一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的企业家说：“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人生中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也不可能达到事事完美。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要处理、面对的事情太多了，顾此就要失彼，所以要懂得尽己所能，也要学会欣然并洒脱地放手。”
这位企业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源自老师对他们的一次测试：一天，教授给学生们发下了厚厚的几摞讲义，要求学生们在一周内看完，下周测试。当时，这位企业家的课余时间都在忙着与客户洽谈合约，根本没有时间看讲义，更不要提把讲义看完并深入领会其思想了。可想而知，他的测试成绩有多么糟糕，但教授并没有责怪大家，而是说：“这些讲义本就特别多，即使你们竭尽全力也不可能全部看完，更何况你们还忙着工作，我只是想通过这次测试告诉大家不必追求面面俱到、事事完美，而要学会欣然接受人生并非十全十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全世界最出色的足球选手，十次传球，也有四次失误；最棒的股票投资专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过失，谁能保证自己的一生不犯错误呢？如果你过于追求面面俱到，追求完美，对自己做错或没有达到完美标准的事深深地自责，那么一辈子都不会快乐。从心理学上来看，过分追求面面俱到的人常常伴随着莫大的焦虑、沮丧和压抑。事情刚开始，他们就担心失败，生怕干得不够漂亮并因此感到不安，这就妨碍了他们全力以赴地去取得成功。而一旦遭遇失败，他们就会异常灰心，想尽快从失败的境遇中逃离。他们大都没有从失败中获取任何教训，而只是想方设法让自己避免尴尬的场面。
很显然，背负着如此沉重的精神包袱，不用说在事业上谋求成功，在自尊心、家庭问题、人际关系等方面，也不可能取得满意的效果。佛陀说，花未全开月未圆，事物一旦完美，便会转变为残缺。人生，永远都是有缺憾的。佛学里把这个世界叫作“婆娑世界”，翻译过来便是能容许多缺陷的世界。本来这个世界就是有缺憾的，因此苏东坡有词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里追求面面俱到的完美，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偏执。如果人们能够坦然接受世界的缺陷，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误与错误，并从中汲取经验，才能真正获得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心灵欢欣的智慧。
循序渐进，才能有长进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
弟子陆澄问道：“知识没有长进，该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说：“做学问首先要有一个根基，然后从根基上下功夫，循序渐进。道家学说用婴儿作比，说得很精辟。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还未成形时只是一团气，什么知识都没有。待他出生后，方能够啼哭，而后能够笑，然后认识父母兄弟，既而可以站立、行走、能拿能背，最后世上的各种事情都会做了。这是因为婴儿的精气日益充足，筋骨也越来越有力气，头脑也越来越聪明。婴儿并非出生便具备了各种能力，所以要有个根基。”
《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熹注：“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生活中按照一定的步骤逐渐深入或提高，最终能够获得圣人的学问。
从前，纪昌去拜箭法高手飞卫为师学习射箭，飞卫让他练好眼睛的基本功，他回家看妻子织布，练就圆睁眼睛，一点也不眨。飞卫让他练习把小东西看成大东西，纪昌练到把头发上的小虱子看成车轮，飞卫这才教他射箭，从此成为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如果飞卫对初学箭术的纪昌大讲特讲射箭的理论知识，而不是让他从练习瞄准开始，循序渐进地教学，飞卫将很难成为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做到循序渐进，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大目标分化成许多小目标，这样达到目标就会变得简单快乐得多。正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所说：“人要有生活的目标：一辈子的目标，一个阶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星期的目标，一天的目标，一小时的目标，一分钟的目标，还得为大目标牺牲小目标。”
在1984年的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夺得了冠军。当记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时，他说：“凭智慧战胜对手。”而这个“智慧”是什么，山田本一没有解释。
十年后，人们才从山田本一的自传中找到“智慧”的答案：“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四十多千米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我把我的目标定在四十多千米外终点线的那面旗帜上，结果我跑到十几千米时就疲惫不堪了，因为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第三个标志……正是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帮助山田本一成为了冠军。
这种简单的方法被许多成功人士采用，美国著名作家赛瓦里德说过：“当我打算写一本25万字的书时，一旦确定了书的主题和框架，我便不再考虑整个写作计划有多么繁重，我想的只是下一节、下一页甚至下一段怎么写。在六个月中，除了一段一段开始外，我没想过其他方法，结果就水到渠成了。”
因此，无论是读书做学问，还是经营生活、工作，人们都不要畏惧过于遥远的目标，而要运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忙碌于一个又一个眼前可以企及的小目标，循序渐进，终究能实现自己的大目标。这正是王阳明所说的“循序渐进，才能有所长进”的道理。
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煅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王阳明认为，大多数人难以成为圣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注重在知识、才能上努力学习做圣人，认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自己只需要把圣人的知识、才能全部学会就行了，哪里知道做圣人的根本在于让心合乎天理。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而是费尽精力钻研书本、考寻名物、推理形迹。这样，知识越渊博的人私欲越是滋长；才能越高，天理反而越被遮蔽。这就像看见别人拥有万镒的纯金，自己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把锡、铅、铜、铁等杂质都掺杂到金子里去，却不肯冶炼自己的成色。虽然增加了分量，成色却更加低下，到最后有的就不是真金了。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而没有智慧，是成不了圣人的，也难以摆脱内心的烦恼和痛苦。
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说：“就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来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如果仅读了一些经典著作，掌握了一些文献资料，懂得一些概念或范畴，而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人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人也不是生活所需要的。
哲学家、数学家坐船渡河。数学家问正在用力划桨的船夫：“你懂数学吗？”船夫摇摇头，数学家不无遗憾地说：“那你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生命。”
过了一会，哲学家问：“那么你懂哲学吗？”“不懂。”船夫还是摇摇头。哲学家感慨地说：“那你只剩下一半生命了。”
这时，一阵狂风吹来，打翻了小船。哲学家、数学家和船夫都落到水里，精通水性的船夫问哲学家和数学家：“你们会游泳吗？”
两人大叫：“不，不会！”
船夫深深叹息道：“那么你们将失去全部的生命！”
哲学家和数学家都是人们所认为的具有很多知识的学者，但是在面临生活中的突发状况时，他们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他们保全性命，或者说无法帮助他们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也许是一个知识丰富的哲学家，但我们并不一定是个具有创造力的哲学家，并不一定能接受新事物，不能对新鲜、新奇的事物做出敏感和及时的反应。但是智慧不同，智慧的力量是无限的，真正的智慧能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各种难题。所以我们说，一个有知识的人并不一定拥有智慧。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积累很多关于某些事情以及很多事物的大量知识，但是要按照学到的知识去明智地行动，则是很难的。学校传授人们有关行为、宇宙、科学和各种技术的知识与技能，但是这些教育机构很少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在讲台上或实验室里夸夸其谈的专家，并不一定懂得如何处理生活问题。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有人认为人类只有通过积累大量知识和信息才能进化。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人类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积累了大量如何杀人及破坏的知识，战争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和高端，正是那些知识在不断扩大各个地方的战场，阻止我们结束所有的战争。同样，有关环保的知识也没能阻止我们杀害动物、掠夺资源和破坏地球。这些事实都一再地提醒我们：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但只要你能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知识就可以转变为智慧，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致良知”之道。
抛弃虚浮的文辞，追求经典的实质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王阳明认为，孔子之所以删减《六经》，是要避免当时纷繁浮逸的文辞扰乱天下人心，使天下人从此抛弃华丽的文饰注重文章的实质，而不是用虚逸的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各种华而不实的文辞日益兴盛，天下大乱……天下纷乱的原因，正在于盛行浮华的文风，求实之风却日渐衰败。人们标新立异，各抒己见，为了取得功名不惜哗众取宠，扰乱天下人的思绪，混淆大家的视听。使得天下人争着崇尚虚文浮词，在社会上争名夺利，忘记敦厚实在、返璞归真的品性。这些都是那些阐述经典的人所开启的。
这是王阳明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劝诫人们要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即不要执着于文字。只有不执着于文字、停止语言化的过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个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这位记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从文字的表面意义上去理解“马”这个字，把中国人比作牛马，意在嘲讽中国人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真的要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正确的答案反而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周总理才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这恐怕也让这位记者始料不及。
同一个字或词，常常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哪怕是再简单的文字，在不同的场合下都能够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同一段话，不同的人看了或听了也会有不同的感悟。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时这样写道：“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文字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执着于文字，思想就会变得局限、僵化，就很难认识到生活的真谛。
文字对交流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文字从来不是事物本身，事实也不是文字。当我们想要向他人表达一定的意思或某个事件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某种文字或类似于图画、符号等文字形式。而当我们使用文字时，文字代替了事实，成了首要的，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字而不是事实本身。文字、语言塑造了我们的反应，它成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内心被文字塑造并控制。“民族”、“国家”、“上帝”、“神”、“社会”等词汇携带着它们所有的联想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的心灵变成了文字的奴隶。
文字妨碍了我们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妨碍了我们对事物进行自由地观察。因为文字带着很多联想和经验的形象，这些联想实际上就是记忆，它们不仅扭曲了视觉上的观察，也扭曲了心理上的认识。例如“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词，它们描述的都是职务，但是“总经理”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权力、地位和重要性的含义，而“员工”这个词则会让人产生不重要、地位卑微和没有权力的联想；“总经理”是正襟危坐在某个位置上的形象，而“员工”则是加班加点在某个岗位上的形象。因此，文字阻碍我们将二者都作为人来看待。形象就是文字，它们紧随着我们的快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文字和与之相关的联想塑造着。
但文字毕竟是一种符号，用来指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来表达或唤起什么。我们看到文字通过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局限和界限。只有将头脑从文字和语言的意义中解脱出来，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不带联想地观察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也才能真正“致良知”——学习到心灵成长的智慧。
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王阳明认为，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于修养自身品德，那么自然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好恶，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将国事等同家事一样关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育人之道，且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质蕴含于经典之中，对人的自身修养有着很高的陶冶价值。
王阳明所提倡的“尊德性”的道德教育，要求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之中，而不是让知识吞噬人生的道德信仰。正如他所说：“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意思是说，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能说出的、心里能想到的，都是肤浅的学问；那些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不能说出的、心里不能想到的，才是深奥的学问，这也正是“致良知”的真谛。
自古以来的儒家圣贤们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认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认为高尚的品德是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认为，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么圣人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当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当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所言“舍生而取义者也”。
对此，近代学者胡适先生曾解释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养成高尚的道德，教育学生以培养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孔子看来，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也是能博济众施之人，是能为他人着想的人。所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也就是说，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尚德不尚力，重视品德超过重视才能，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逐渐成为当今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尺。
唐朝汝州有个叫夏子胜的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高中，被皇帝任命为南县县令。这日夏子胜携一家仆赴任，来到县衙，大小县吏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见新县令到来，急忙迎上去。夏县令问他们去年南县老百姓生活如何，粮食是否丰收，商贾是否安分行商，官粮是否收齐，赋税是否完成，然后叫来师爷将县吏们所说记录在册，逐一核对账簿。几天后，师爷对夏县令说，一切都如县吏所言，去年南县一切安好。听完汇报，夏子胜点点头。
在南县县吏们的眼里，这个新来的县令与以往的官老爷大有不同，除了处理诉讼官司时会开口说话外，平时听不到他说一句话。不过话虽然很少，但是做的事情却极为合乎规范，往来公文，刑罚办差，无论是上司还是下面的老百姓，都称赞夏县令做事稳当，是个好官。
这些县吏们十分不解，这个不爱说话的老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一天，有个胆大的县吏将这一疑问向夏子胜提了出来，夏子胜听后，呵呵一笑，说道：“圣人行道，心正而行端，做官做民都是一个道理，为官之道在于教民养民，为人之道贵在德行，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有所偏颇，如此，又何必说那么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位南县县令的话理解为对“执事敬”的最好注解。事实上，一如这位县令说的那样，行圣人之道又何必多言，“行”首在“知”，这是心灵净化、涵养提升的必然结果，由此，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与此相对，再多的话都不过是水中倒影，没有实际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两种品质不好的人。一种是品质不好、能力也不强的人，这种人因其能力有限，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会太大；另一种则是品质败坏但才思敏捷、能力出众的人，这种人更容易寻捷径上位，一旦得势，将会对反对他的人或社会集团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可以断送一个家庭、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可否认，没有灵魂的头脑，没有德行的知识，没有仁善的聪明，固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它们只能起负面的破坏作用。也许偶尔会给人们一些启发，或者带来一些乐趣，却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与发自内心的赞叹。
反之，品德高尚的人，即便能力有所不及，也会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己，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来获得成功。当然，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才能，一味强调道德修养。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何谈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以德为先，就好像王阳明告诉弟子的话：“良知在人心，随你如何，也不能泯灭。”德行是我们行走人生的前提，而才能是我们创造人生的手段。做到德才兼备，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和幸福。
做学问必须在自己的心上狠下功夫，凡是看不明白、想不通的，回到自己的内心仔细体会。书中所阐述的不过是心体，这个心体就是所谓的“天理”，体明就是道明，再没有别的。这是读书做学问的关键，也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关键。
在万事万物上学习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虽然不是来自人们平时的见闻，但人们的知识大都是从见闻中产生的，即见闻都是良知的运用。因此，良知不局限于见闻，但也离不开见闻。
对于见闻这个问题，王阳明认为人们要做到“博文”即是“唯精”，“约礼”即是“唯一”。即人们只有广泛地在万事万物上学习存养天理的方法，才能求得至纯至精的天理，才能求得天理的统一与完整，因为天理只有一个。总之，在王阳明眼里，见多识广才能更好地致良知，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喜悦。
《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博学之”意谓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也随之消亡，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唯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因此博学才能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没有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纵观历史长河，那些成功的大师和智者无不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们四处学习，到处游历，最后达到了博学多才的境界。
佛学高僧星云大师就是一个博学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小到大，我一直喜欢阅读名人传记，在神游古今中外时，发现成功几乎都属于勤奋工作的人，而骄奢放逸的人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命运。多年来，我走访了很多地方，在考察人文风俗，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深深感到前途充满希望的国家，往往都拥有乐观进取的人民；反之，落后贫穷的国度里，不知勤奋生产的人比比皆是。我发觉那些具有恒心毅力，能够百折不挠的朋友们，活得最为充实幸福。我自己做过各类不同的苦工、劳役，只要利济有情的事业，纵使是经过一番辛苦奋斗，也能令我终生回味无穷，所以我经常告诫徒众说：‘博学多识，是善德，是财富；才疏学浅，是罪恶，是贫穷。’”
在星云大师看来，人要成功，首要就要做到博学；而博学的首要就是读书学习，正如吴兢在《贞观政要·崇儒学》中所说，虽然上天给予了人好的品性和气质，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这就像一块玉石，要经过打磨才能展现它的完美；木材虽本性包含火的因素，但要靠发火的工具才能燃烧；人的本性中包含着聪明和灵巧，也要到学业完成时才能显出美的本质。
一般来说，知识越渊博、阅历越丰富的人，应变能力就越强。他们反应敏捷，在交往中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调动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和各种知识思考解决，从而使“山重水复疑无路”转化为“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人的社会知识多了，阅历丰富了，他就懂得了一些社会因素、心理因素，那么在与人交谈时，就更得体、更有分寸。所以，要成为一个成功者就要多掌握一些知识，这不仅是人际交往之必须，更是让心灵宁静、喜悦的最佳保证。
尤其在当今，现代科学一方面高度分化，另一方面高度综合；边缘学科相继产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交融。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学点社会科学，又要学点自然科学；既要广泛涉猎，又要学有专长。具体地说，我们应该多少知道一些天文、地理和人情知识。此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然、历史、文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商业知识、经济学等之外，像民间故事、历史掌故，有意思的笑话、隐语、习俗，等等，都应该储存于大脑中，逐渐建起一座知识的仓库。有了这样一个知识的百宝箱，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才能帮助自己获得成功的人生。
追求面面俱到，恰恰是一种偏执
惟乾问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
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弟子惟乾向王阳明请教孟子所说“执中无权犹执一”这一句话的含义。
王阳明回答说：“中庸就是天理，就是易，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怎么能‘执’而不变呢？所以很难事先确定一个标准，必须因时制宜。后代的儒生们，想把各种道理阐述得完美无缺，就定了一个个固定的模式，这正是所谓的偏执了。”由此可见，追求面面俱到，是偏执的一种表现。因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也就没有人能做到面面俱到，追求面面俱到，只会给自己增添失望和痛苦。
一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的企业家说：“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人生中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也不可能达到事事完美。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要处理、面对的事情太多了，顾此就要失彼，所以要懂得尽己所能，也要学会欣然并洒脱地放手。”
这位企业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源自老师对他们的一次测试：一天，教授给学生们发下了厚厚的几摞讲义，要求学生们在一周内看完，下周测试。当时，这位企业家的课余时间都在忙着与客户洽谈合约，根本没有时间看讲义，更不要提把讲义看完并深入领会其思想了。可想而知，他的测试成绩有多么糟糕，但教授并没有责怪大家，而是说：“这些讲义本就特别多，即使你们竭尽全力也不可能全部看完，更何况你们还忙着工作，我只是想通过这次测试告诉大家不必追求面面俱到、事事完美，而要学会欣然接受人生并非十全十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全世界最出色的足球选手，十次传球，也有四次失误；最棒的股票投资专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过失，谁能保证自己的一生不犯错误呢？如果你过于追求面面俱到，追求完美，对自己做错或没有达到完美标准的事深深地自责，那么一辈子都不会快乐。从心理学上来看，过分追求面面俱到的人常常伴随着莫大的焦虑、沮丧和压抑。事情刚开始，他们就担心失败，生怕干得不够漂亮并因此感到不安，这就妨碍了他们全力以赴地去取得成功。而一旦遭遇失败，他们就会异常灰心，想尽快从失败的境遇中逃离。他们大都没有从失败中获取任何教训，而只是想方设法让自己避免尴尬的场面。
很显然，背负着如此沉重的精神包袱，不用说在事业上谋求成功，在自尊心、家庭问题、人际关系等方面，也不可能取得满意的效果。佛陀说，花未全开月未圆，事物一旦完美，便会转变为残缺。人生，永远都是有缺憾的。佛学里把这个世界叫作“婆娑世界”，翻译过来便是能容许多缺陷的世界。本来这个世界就是有缺憾的，因此苏东坡有词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里追求面面俱到的完美，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偏执。如果人们能够坦然接受世界的缺陷，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误与错误，并从中汲取经验，才能真正获得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心灵欢欣的智慧。
循序渐进，才能有长进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
弟子陆澄问道：“知识没有长进，该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说：“做学问首先要有一个根基，然后从根基上下功夫，循序渐进。道家学说用婴儿作比，说得很精辟。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还未成形时只是一团气，什么知识都没有。待他出生后，方能够啼哭，而后能够笑，然后认识父母兄弟，既而可以站立、行走、能拿能背，最后世上的各种事情都会做了。这是因为婴儿的精气日益充足，筋骨也越来越有力气，头脑也越来越聪明。婴儿并非出生便具备了各种能力，所以要有个根基。”
《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熹注：“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生活中按照一定的步骤逐渐深入或提高，最终能够获得圣人的学问。
从前，纪昌去拜箭法高手飞卫为师学习射箭，飞卫让他练好眼睛的基本功，他回家看妻子织布，练就圆睁眼睛，一点也不眨。飞卫让他练习把小东西看成大东西，纪昌练到把头发上的小虱子看成车轮，飞卫这才教他射箭，从此成为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如果飞卫对初学箭术的纪昌大讲特讲射箭的理论知识，而不是让他从练习瞄准开始，循序渐进地教学，飞卫将很难成为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做到循序渐进，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大目标分化成许多小目标，这样达到目标就会变得简单快乐得多。正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所说：“人要有生活的目标：一辈子的目标，一个阶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星期的目标，一天的目标，一小时的目标，一分钟的目标，还得为大目标牺牲小目标。”
在1984年的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夺得了冠军。当记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时，他说：“凭智慧战胜对手。”而这个“智慧”是什么，山田本一没有解释。
十年后，人们才从山田本一的自传中找到“智慧”的答案：“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四十多千米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我把我的目标定在四十多千米外终点线的那面旗帜上，结果我跑到十几千米时就疲惫不堪了，因为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第三个标志……正是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帮助山田本一成为了冠军。
这种简单的方法被许多成功人士采用，美国著名作家赛瓦里德说过：“当我打算写一本25万字的书时，一旦确定了书的主题和框架，我便不再考虑整个写作计划有多么繁重，我想的只是下一节、下一页甚至下一段怎么写。在六个月中，除了一段一段开始外，我没想过其他方法，结果就水到渠成了。”
因此，无论是读书做学问，还是经营生活、工作，人们都不要畏惧过于遥远的目标，而要运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忙碌于一个又一个眼前可以企及的小目标，循序渐进，终究能实现自己的大目标。这正是王阳明所说的“循序渐进，才能有所长进”的道理。
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煅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王阳明认为，大多数人难以成为圣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注重在知识、才能上努力学习做圣人，认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自己只需要把圣人的知识、才能全部学会就行了，哪里知道做圣人的根本在于让心合乎天理。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而是费尽精力钻研书本、考寻名物、推理形迹。这样，知识越渊博的人私欲越是滋长；才能越高，天理反而越被遮蔽。这就像看见别人拥有万镒的纯金，自己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把锡、铅、铜、铁等杂质都掺杂到金子里去，却不肯冶炼自己的成色。虽然增加了分量，成色却更加低下，到最后有的就不是真金了。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而没有智慧，是成不了圣人的，也难以摆脱内心的烦恼和痛苦。
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说：“就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来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如果仅读了一些经典著作，掌握了一些文献资料，懂得一些概念或范畴，而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人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人也不是生活所需要的。
哲学家、数学家坐船渡河。数学家问正在用力划桨的船夫：“你懂数学吗？”船夫摇摇头，数学家不无遗憾地说：“那你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生命。”
过了一会，哲学家问：“那么你懂哲学吗？”“不懂。”船夫还是摇摇头。哲学家感慨地说：“那你只剩下一半生命了。”
这时，一阵狂风吹来，打翻了小船。哲学家、数学家和船夫都落到水里，精通水性的船夫问哲学家和数学家：“你们会游泳吗？”
两人大叫：“不，不会！”
船夫深深叹息道：“那么你们将失去全部的生命！”
哲学家和数学家都是人们所认为的具有很多知识的学者，但是在面临生活中的突发状况时，他们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他们保全性命，或者说无法帮助他们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也许是一个知识丰富的哲学家，但我们并不一定是个具有创造力的哲学家，并不一定能接受新事物，不能对新鲜、新奇的事物做出敏感和及时的反应。但是智慧不同，智慧的力量是无限的，真正的智慧能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各种难题。所以我们说，一个有知识的人并不一定拥有智慧。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积累很多关于某些事情以及很多事物的大量知识，但是要按照学到的知识去明智地行动，则是很难的。学校传授人们有关行为、宇宙、科学和各种技术的知识与技能，但是这些教育机构很少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在讲台上或实验室里夸夸其谈的专家，并不一定懂得如何处理生活问题。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有人认为人类只有通过积累大量知识和信息才能进化。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人类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积累了大量如何杀人及破坏的知识，战争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和高端，正是那些知识在不断扩大各个地方的战场，阻止我们结束所有的战争。同样，有关环保的知识也没能阻止我们杀害动物、掠夺资源和破坏地球。这些事实都一再地提醒我们：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但只要你能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知识就可以转变为智慧，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致良知”之道。
抛弃虚浮的文辞，追求经典的实质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王阳明认为，孔子之所以删减《六经》，是要避免当时纷繁浮逸的文辞扰乱天下人心，使天下人从此抛弃华丽的文饰注重文章的实质，而不是用虚逸的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各种华而不实的文辞日益兴盛，天下大乱……天下纷乱的原因，正在于盛行浮华的文风，求实之风却日渐衰败。人们标新立异，各抒己见，为了取得功名不惜哗众取宠，扰乱天下人的思绪，混淆大家的视听。使得天下人争着崇尚虚文浮词，在社会上争名夺利，忘记敦厚实在、返璞归真的品性。这些都是那些阐述经典的人所开启的。
这是王阳明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劝诫人们要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即不要执着于文字。只有不执着于文字、停止语言化的过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个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这位记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从文字的表面意义上去理解“马”这个字，把中国人比作牛马，意在嘲讽中国人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真的要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正确的答案反而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周总理才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这恐怕也让这位记者始料不及。
同一个字或词，常常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哪怕是再简单的文字，在不同的场合下都能够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同一段话，不同的人看了或听了也会有不同的感悟。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时这样写道：“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文字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执着于文字，思想就会变得局限、僵化，就很难认识到生活的真谛。
文字对交流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文字从来不是事物本身，事实也不是文字。当我们想要向他人表达一定的意思或某个事件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某种文字或类似于图画、符号等文字形式。而当我们使用文字时，文字代替了事实，成了首要的，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字而不是事实本身。文字、语言塑造了我们的反应，它成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内心被文字塑造并控制。“民族”、“国家”、“上帝”、“神”、“社会”等词汇携带着它们所有的联想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的心灵变成了文字的奴隶。
文字妨碍了我们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妨碍了我们对事物进行自由地观察。因为文字带着很多联想和经验的形象，这些联想实际上就是记忆，它们不仅扭曲了视觉上的观察，也扭曲了心理上的认识。例如“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词，它们描述的都是职务，但是“总经理”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权力、地位和重要性的含义，而“员工”这个词则会让人产生不重要、地位卑微和没有权力的联想；“总经理”是正襟危坐在某个位置上的形象，而“员工”则是加班加点在某个岗位上的形象。因此，文字阻碍我们将二者都作为人来看待。形象就是文字，它们紧随着我们的快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文字和与之相关的联想塑造着。
但文字毕竟是一种符号，用来指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来表达或唤起什么。我们看到文字通过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局限和界限。只有将头脑从文字和语言的意义中解脱出来，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不带联想地观察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也才能真正“致良知”——学习到心灵成长的智慧。
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王阳明认为，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于修养自身品德，那么自然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好恶，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将国事等同家事一样关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育人之道，且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质蕴含于经典之中，对人的自身修养有着很高的陶冶价值。
王阳明所提倡的“尊德性”的道德教育，要求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之中，而不是让知识吞噬人生的道德信仰。正如他所说：“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意思是说，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能说出的、心里能想到的，都是肤浅的学问；那些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不能说出的、心里不能想到的，才是深奥的学问，这也正是“致良知”的真谛。
自古以来的儒家圣贤们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认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认为高尚的品德是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认为，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么圣人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当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当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所言“舍生而取义者也”。
对此，近代学者胡适先生曾解释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养成高尚的道德，教育学生以培养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孔子看来，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也是能博济众施之人，是能为他人着想的人。所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也就是说，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尚德不尚力，重视品德超过重视才能，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逐渐成为当今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尺。
唐朝汝州有个叫夏子胜的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高中，被皇帝任命为南县县令。这日夏子胜携一家仆赴任，来到县衙，大小县吏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见新县令到来，急忙迎上去。夏县令问他们去年南县老百姓生活如何，粮食是否丰收，商贾是否安分行商，官粮是否收齐，赋税是否完成，然后叫来师爷将县吏们所说记录在册，逐一核对账簿。几天后，师爷对夏县令说，一切都如县吏所言，去年南县一切安好。听完汇报，夏子胜点点头。
在南县县吏们的眼里，这个新来的县令与以往的官老爷大有不同，除了处理诉讼官司时会开口说话外，平时听不到他说一句话。不过话虽然很少，但是做的事情却极为合乎规范，往来公文，刑罚办差，无论是上司还是下面的老百姓，都称赞夏县令做事稳当，是个好官。
这些县吏们十分不解，这个不爱说话的老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一天，有个胆大的县吏将这一疑问向夏子胜提了出来，夏子胜听后，呵呵一笑，说道：“圣人行道，心正而行端，做官做民都是一个道理，为官之道在于教民养民，为人之道贵在德行，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有所偏颇，如此，又何必说那么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位南县县令的话理解为对“执事敬”的最好注解。事实上，一如这位县令说的那样，行圣人之道又何必多言，“行”首在“知”，这是心灵净化、涵养提升的必然结果，由此，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与此相对，再多的话都不过是水中倒影，没有实际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两种品质不好的人。一种是品质不好、能力也不强的人，这种人因其能力有限，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会太大；另一种则是品质败坏但才思敏捷、能力出众的人，这种人更容易寻捷径上位，一旦得势，将会对反对他的人或社会集团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可以断送一个家庭、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可否认，没有灵魂的头脑，没有德行的知识，没有仁善的聪明，固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它们只能起负面的破坏作用。也许偶尔会给人们一些启发，或者带来一些乐趣，却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与发自内心的赞叹。
反之，品德高尚的人，即便能力有所不及，也会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己，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来获得成功。当然，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才能，一味强调道德修养。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何谈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以德为先，就好像王阳明告诉弟子的话：“良知在人心，随你如何，也不能泯灭。”德行是我们行走人生的前提，而才能是我们创造人生的手段。做到德才兼备，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