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9章 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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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天三晚的艰苦谈判，方晟代表市区两级正府与吴方根等死者家属达成初步协定：
⒈红河管委会对两位死者家属一次性偿付抚恤金一百六十五万元；
⒉银山市民政局抚养两位死者家属的孩子到十八周岁，依据综合物价水平和教育开支等现实需求，商定每年给付六万七千元；
⒊双方协商同意两位遗孀到红河开发区落户企业担任行政管理人员，工资收入不低于该企业管理岗位平均水平。
按吴方根刚开始四百万的价码，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降至一半还低。方晟明确地说银山历史上再严重的事故，赔偿金额都没有超过一百八十万，这个先例谁也不敢开，他自己如此，许书记也如此。
方晟说如果家属们不接受变通方案，那么只能一拍两散，法庭上见个真章。大家都知道这次事故责任固然在管委会个别领导，但两位死者是受利益驱动的，所在企业不会掏冤枉钱，而按法律条文来赔偿顶多三十万。
变通方案是什么？
方晟说按民政部门的测算，给付孩子每年抚养费顶多两万五千元左右，现在市委拍板把费用提高到六万，用句形象的话叫“拆东墙补西墙”，补偿到十八周岁也差不多两百万，实际上超过银山历史补偿最高水平。
吴方根私下做过调查，验证方晟没撒谎，四年前市郊某化工厂大爆炸，一名骑车经过厂区的市民被炸身亡，获赔有史以来的最高额一百八十万，媒体都有过报道。
家属们争取了一下，将抚养费从六万提高到六万七。
第三条则是方晟反复给家属们算账的结果，他说了四条理由：
一从宏观趋势看，事业单位将不断被压缩、裁减、合并，两位遗孀既无学历，又无管理经验，一旦上级硬性减员杠子下来，市委也无能为力；
二是事业单位收入增长缓慢，近年来与公务员工资落差越来越大，也不及效益好的企业，尤其随着主管部门对绩效工资考核动真碰硬，没有过硬的本事，在事业单位非但没有前途，连收入都受严重影响；
三是红河开发区落户企业都是高科技、电子产业，成长性好，效益明显优于传统行业，行政管理人员收入优于普通工人，待遇略好于事业单位。
四是管委会对企业有一定掌控力，可以承诺如果所在企业效益明显滑坡，发生欠薪、降薪等情况，可以调换到其它企业，依然担任行政管理人员。
所有理由当中，最后一点打动了家属们的心，窃窃私语后果断同意方晟的建议。
接下来是相对容易的受伤工人赔偿问题。
方晟会同相关企业负责人作出两点决定：第一，受伤工人治疗期间按出勤计算，不影响工资和奖金；第二，企业不追究工人参与此次事故的责任。
“赔偿金给多少？”受伤家属们纷纷问。
方晟道：“具体赔偿金额大家跟柏丽欧谈，正府只负责协调。”
家属们顿时大哗，指责方晟太不仗义，先前大包大揽给死者家庭那么多照顾，却对受伤工人不闻不问，令人寒心等等。
方晟等他们安静下来，缓缓道：“有一点大家很清楚，走遍全中国五千块钱一位排人墙都是天价，明知管委会领导在场，明明看到工程车停在那边，还站在围墙前面，要承受怎样的风险。没象那两位工友一样被砸身亡，大家应该觉得很幸运，与巨额赔偿金相比，生命才是最宝贵的，大家以为呢？”
有的家属低下头，有的还嘀嘀咕咕，还有的相互商量着如何反驳。
方晟续道：“大家想要赔偿金，那么请问柏丽欧给的五千块钱算什么？如果被砸破头、打伤胳臂大腿，觉得五千不够可以向柏丽欧追索，管委会支持大家的合理诉求……”
“推墙的命令是陈景荣下的，管委会别想推卸责任！”人群中有人怒吼道。
“接下来谈管委会在此次事故中的责任，”方晟不慌不忙道，“谈到推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陈景荣主任该不该下令推墙？”
“不该！”
“他没看到围墙前面站了人么？”
“他明摆着想叫工程车撞人……”
家属们群情汹涌，声音霎时吞没了方晟。
方晟拿出一份复印件：“这是市国土局执法大队下达的《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书》，大家可以传阅一下。依据这份通知，陈景荣主任有权下令推墙壁！”
复印件在家属们手里传来传去，声音明显减弱很多。
“也就是说，陈景荣主任执法在先，柏丽欧掏钱组织工人们排成人墙抗拒执法在后，谁对谁错，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方晟炯炯有神环视众人，“陈景荣叫工程车推墙，并没有说撞人，墙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不及时避让，却怪管委会执法失误，这个理儿说到哪里都不合适吧？”
方晟处理群体事件时讲话的特点就是逻辑强，具有无可辩驳性，这番话说下来有理有据，软中带硬，很大程度平息了家属们的愤怒情绪。
方晟继而语气转为严肃：“今天所有受伤工友家属都在这儿，不妨透个底牌。从企业角度讲，老板们对受伤工友所作所为非常恼火，不但严重损害企业形象，而且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秩序。企业不养闲人，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十多个伤员，就得紧急安排十多个人员顶上去，你们说说老板们什么心情？管委会为保障工友们的切身利益，从中做了大量沟通协商工作，这些努力——大概比赔偿金还值钱吧，大家以为呢？”
全场鸦雀无声。
对家属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保住工作更重要的事，相比之下赔偿金算什么？多一点，少一点只是短期利益，失业对家庭的打击才是致命的。
不过最终还是有人提到责任追究问题。
无论如何，陈景荣无视工程车有可能造成伤亡，强行下令是绕不过去的坎。
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方晟不能也不敢作任何承诺。
省委对陈景荣的停职决定只是“暂时”，方晟比许玉贤等市委领导更清楚陈常委对陈家亲戚的维护之心，弄不好又跟上次一样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方晟不想卷入这潭浑水之中。
他的答复是：关于此次事故的责任追究，省委已派来督查组，市委成立了事故调查组，省市两级会同深入调查情况，尽最大可能复原现场经过，落实相关单位、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决不姑息纵容。有关事故调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会向社会公布，请大家相信省市正府的公正。
话说得滴水不漏，但把自己撇到一边。
对于神秘而模糊的“省里领导”，家属们没有准确的概念，只是依稀觉得干部做得越大肯定越厉害，一定会对事故有所交待，当下无言各自散去。
其实调查报告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就转呈到省委领导们的案头。
这次事故没有模糊地界，是非很清楚，现场有不下二十名目击证人，还有至少五人先后听到陈景荣与程振高的争执，以及后来强令推墙的决策。
陈景荣是罪魁祸首，名符其实的第一责任人。
另一方面，柏丽欧组织人墙抗拒执法错误在先，宣德志已被采取隔离措施，同时管委会鲁荣亲自率工作组进驻厂区，稳定工人情绪，讨论征收地皮和赔偿问题。
闹出人命后，冯子安干脆关机，从那一刻起宣德志知道自己被抛弃了，冯家已是树倒猢狲散，关键时刻只能自保，根本顾不得他。
你不仁我不义，宣德志暗想柏丽欧本来就不是我的，如今只能以董事长名义拿它保自身平安。
宣德志主动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按上次与方晟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市场价将地皮转让给管委会；二是负责死伤工人的赔偿金。
此时柏丽欧和宣德志已成为刀下之俎，方晟和管委会并不急于收拾他，而要等调查结论出台再作考量。
肖挺要银山市委拿出处理意见，许玉贤迅速召开市委常委会，不到半小时就作出三点决定：
1、撤销陈景荣红河管委会主任的职务，副厅级降为正处级，下一步工作由省委组织部安排；
2、红河管委会副主任程振高沟通、组织不力，未能有效贯彻市委领导指示精神，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3、对于此次事故涉及的市国土局执法大队、红河区公安分局以及管委会在现场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都给予程度不同的行政处分。
以往不管讨论什么事项都磕磕碰碰的常委会，这回意见空前一致，连弃权票都没有，全体常委均投下赞成票。
银山市委形成的决议上报到省委，肖挺已经接到陈常委亲自打的电话。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贵为常委，平时绝少与地方主政大员通电话，工作上的事往往通过办公室或秘书联系。
亲自打电话，本身就是暗含不可言说的意味。
经过四天三晚的艰苦谈判，方晟代表市区两级正府与吴方根等死者家属达成初步协定：
⒈红河管委会对两位死者家属一次性偿付抚恤金一百六十五万元；
⒉银山市民政局抚养两位死者家属的孩子到十八周岁，依据综合物价水平和教育开支等现实需求，商定每年给付六万七千元；
⒊双方协商同意两位遗孀到红河开发区落户企业担任行政管理人员，工资收入不低于该企业管理岗位平均水平。
按吴方根刚开始四百万的价码，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降至一半还低。方晟明确地说银山历史上再严重的事故，赔偿金额都没有超过一百八十万，这个先例谁也不敢开，他自己如此，许书记也如此。
方晟说如果家属们不接受变通方案，那么只能一拍两散，法庭上见个真章。大家都知道这次事故责任固然在管委会个别领导，但两位死者是受利益驱动的，所在企业不会掏冤枉钱，而按法律条文来赔偿顶多三十万。
变通方案是什么？
方晟说按民政部门的测算，给付孩子每年抚养费顶多两万五千元左右，现在市委拍板把费用提高到六万，用句形象的话叫“拆东墙补西墙”，补偿到十八周岁也差不多两百万，实际上超过银山历史补偿最高水平。
吴方根私下做过调查，验证方晟没撒谎，四年前市郊某化工厂大爆炸，一名骑车经过厂区的市民被炸身亡，获赔有史以来的最高额一百八十万，媒体都有过报道。
家属们争取了一下，将抚养费从六万提高到六万七。
第三条则是方晟反复给家属们算账的结果，他说了四条理由：
一从宏观趋势看，事业单位将不断被压缩、裁减、合并，两位遗孀既无学历，又无管理经验，一旦上级硬性减员杠子下来，市委也无能为力；
二是事业单位收入增长缓慢，近年来与公务员工资落差越来越大，也不及效益好的企业，尤其随着主管部门对绩效工资考核动真碰硬，没有过硬的本事，在事业单位非但没有前途，连收入都受严重影响；
三是红河开发区落户企业都是高科技、电子产业，成长性好，效益明显优于传统行业，行政管理人员收入优于普通工人，待遇略好于事业单位。
四是管委会对企业有一定掌控力，可以承诺如果所在企业效益明显滑坡，发生欠薪、降薪等情况，可以调换到其它企业，依然担任行政管理人员。
所有理由当中，最后一点打动了家属们的心，窃窃私语后果断同意方晟的建议。
接下来是相对容易的受伤工人赔偿问题。
方晟会同相关企业负责人作出两点决定：第一，受伤工人治疗期间按出勤计算，不影响工资和奖金；第二，企业不追究工人参与此次事故的责任。
“赔偿金给多少？”受伤家属们纷纷问。
方晟道：“具体赔偿金额大家跟柏丽欧谈，正府只负责协调。”
家属们顿时大哗，指责方晟太不仗义，先前大包大揽给死者家庭那么多照顾，却对受伤工人不闻不问，令人寒心等等。
方晟等他们安静下来，缓缓道：“有一点大家很清楚，走遍全中国五千块钱一位排人墙都是天价，明知管委会领导在场，明明看到工程车停在那边，还站在围墙前面，要承受怎样的风险。没象那两位工友一样被砸身亡，大家应该觉得很幸运，与巨额赔偿金相比，生命才是最宝贵的，大家以为呢？”
有的家属低下头，有的还嘀嘀咕咕，还有的相互商量着如何反驳。
方晟续道：“大家想要赔偿金，那么请问柏丽欧给的五千块钱算什么？如果被砸破头、打伤胳臂大腿，觉得五千不够可以向柏丽欧追索，管委会支持大家的合理诉求……”
“推墙的命令是陈景荣下的，管委会别想推卸责任！”人群中有人怒吼道。
“接下来谈管委会在此次事故中的责任，”方晟不慌不忙道，“谈到推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陈景荣主任该不该下令推墙？”
“不该！”
“他没看到围墙前面站了人么？”
“他明摆着想叫工程车撞人……”
家属们群情汹涌，声音霎时吞没了方晟。
方晟拿出一份复印件：“这是市国土局执法大队下达的《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书》，大家可以传阅一下。依据这份通知，陈景荣主任有权下令推墙壁！”
复印件在家属们手里传来传去，声音明显减弱很多。
“也就是说，陈景荣主任执法在先，柏丽欧掏钱组织工人们排成人墙抗拒执法在后，谁对谁错，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方晟炯炯有神环视众人，“陈景荣叫工程车推墙，并没有说撞人，墙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不及时避让，却怪管委会执法失误，这个理儿说到哪里都不合适吧？”
方晟处理群体事件时讲话的特点就是逻辑强，具有无可辩驳性，这番话说下来有理有据，软中带硬，很大程度平息了家属们的愤怒情绪。
方晟继而语气转为严肃：“今天所有受伤工友家属都在这儿，不妨透个底牌。从企业角度讲，老板们对受伤工友所作所为非常恼火，不但严重损害企业形象，而且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秩序。企业不养闲人，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十多个伤员，就得紧急安排十多个人员顶上去，你们说说老板们什么心情？管委会为保障工友们的切身利益，从中做了大量沟通协商工作，这些努力——大概比赔偿金还值钱吧，大家以为呢？”
全场鸦雀无声。
对家属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保住工作更重要的事，相比之下赔偿金算什么？多一点，少一点只是短期利益，失业对家庭的打击才是致命的。
不过最终还是有人提到责任追究问题。
无论如何，陈景荣无视工程车有可能造成伤亡，强行下令是绕不过去的坎。
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方晟不能也不敢作任何承诺。
省委对陈景荣的停职决定只是“暂时”，方晟比许玉贤等市委领导更清楚陈常委对陈家亲戚的维护之心，弄不好又跟上次一样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方晟不想卷入这潭浑水之中。
他的答复是：关于此次事故的责任追究，省委已派来督查组，市委成立了事故调查组，省市两级会同深入调查情况，尽最大可能复原现场经过，落实相关单位、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决不姑息纵容。有关事故调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会向社会公布，请大家相信省市正府的公正。
话说得滴水不漏，但把自己撇到一边。
对于神秘而模糊的“省里领导”，家属们没有准确的概念，只是依稀觉得干部做得越大肯定越厉害，一定会对事故有所交待，当下无言各自散去。
其实调查报告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就转呈到省委领导们的案头。
这次事故没有模糊地界，是非很清楚，现场有不下二十名目击证人，还有至少五人先后听到陈景荣与程振高的争执，以及后来强令推墙的决策。
陈景荣是罪魁祸首，名符其实的第一责任人。
另一方面，柏丽欧组织人墙抗拒执法错误在先，宣德志已被采取隔离措施，同时管委会鲁荣亲自率工作组进驻厂区，稳定工人情绪，讨论征收地皮和赔偿问题。
闹出人命后，冯子安干脆关机，从那一刻起宣德志知道自己被抛弃了，冯家已是树倒猢狲散，关键时刻只能自保，根本顾不得他。
你不仁我不义，宣德志暗想柏丽欧本来就不是我的，如今只能以董事长名义拿它保自身平安。
宣德志主动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按上次与方晟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市场价将地皮转让给管委会；二是负责死伤工人的赔偿金。
此时柏丽欧和宣德志已成为刀下之俎，方晟和管委会并不急于收拾他，而要等调查结论出台再作考量。
肖挺要银山市委拿出处理意见，许玉贤迅速召开市委常委会，不到半小时就作出三点决定：
1、撤销陈景荣红河管委会主任的职务，副厅级降为正处级，下一步工作由省委组织部安排；
2、红河管委会副主任程振高沟通、组织不力，未能有效贯彻市委领导指示精神，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3、对于此次事故涉及的市国土局执法大队、红河区公安分局以及管委会在现场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都给予程度不同的行政处分。
以往不管讨论什么事项都磕磕碰碰的常委会，这回意见空前一致，连弃权票都没有，全体常委均投下赞成票。
银山市委形成的决议上报到省委，肖挺已经接到陈常委亲自打的电话。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贵为常委，平时绝少与地方主政大员通电话，工作上的事往往通过办公室或秘书联系。
亲自打电话，本身就是暗含不可言说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