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五二章 关起门来的大学士、总督和一等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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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妃竟是猜的极准。
第二天，登基大典的日期，正式公布了——就在“国丧”期满后的第三天。
算算日子，圣母皇太后为文宗显皇帝“静修祈福”的一年之期，眼瞅着也要到了，登基大典之后，圣母皇太后就该自天津回銮北京了，大喜的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啊。
当然，所谓“大喜”，有人以之为喜，有人不以之为喜，这就不去说它了。
今上的登基大典，一拖再拖，终于拖到了“国丧”期满，台面上的说头，是穆宗毅皇帝弃天下，今上姊弟情深，哀毁逾甚，不忍在“国丧”期间行庆吉之事；而真实的原因，大多数人是这样认为的：“上头”不想沾穆宗的晦气。
如果在“国丧”期间举行登基大典，别的不说，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放眼望去，不仅太和殿内，个个一身孝服，太和殿外，从丹陛到广场，也是一片白茫茫的——哼，到底是办喜事儿呢，还是办丧事儿呢？
本来呢，就算是丧事儿、喜事儿一块儿办，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可是，穆宗之宾天，不仅是早崩，且死因过于吊诡，这桩丧事儿的晦气，实在是太重了，能不沾惹，还是不要沾惹吧。
不过，将登基大典拖到“国丧”期满，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做法。
登基大典和新皇帝的合法性，虽然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对于新君的践祚来说，却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仪典，只有举行了登基大典，继统承嗣的所有程序，才算都完成了。因此，只要情况允许，新皇帝都会尽早举行登基大典，哪怕要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也只好忍一忍了。
拿穆宗来说，他是在热河“柩前即位”的，登基大典，则是从热河回銮北京后才举行的，已经算是拖了很长的了，不过，依然是在“国丧”期间。
新君继位上谕的公布和登基大典的举行，两者的时间，如果相距过长，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新君继位的争议较大，为稳妥起见，在登基大典举行之前，不能不先做各种威逼利诱的功夫，如此一来，登基大典就不能不向后拖了。
因此，也有人是这么想的：今上以女子继统承嗣，自古所无，当然属于“争议较大”者，“上头”忙着梳拢异议者，登基大典，就只好先往后放一放了。
不论为了什么缘故拖到“国丧”期满，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洪绪皇帝的登基大典，就要举行啦。
登基大典是目下朝野上下、庙堂阛阓最瞩目的一件事情，凡和登基大典相关的，都能“蹭热度”，其中的“头条”，得算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进京陛见。
曾国藩此番进京陛见，主要目的，不为述职，也不是什么“观礼”——封疆大吏守土有责，非奉旨不得离开辖区，不管北京有什么庆典，不管庆典有多么热闹，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观礼”一说。
曾国藩是被派了在登基大典上“捧读表文”的差。
这个“表”，即是宣示今上正式登基的文诰，“捧读表文”是至高的荣耀，一般情形下，只有两种人有这个资格，一是地位最高的亲贵，一是首席殿阁大学士——曾国藩是文华殿大学士，正居殿阁大学士之首。
“地位最高的亲贵”，一共两位，一位装模作样的“自谦”，或者说“避嫌”，不肯干这个差使；另一位则是真正的“避嫌”——我已是闲云野鹤，这种事情，怎么还来找我，这不是难为人么？
于是，这个登基大典上第一风光的差使，就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
事实上，曾国藩盈满之咎，常忌于心，并不愿出这个风头，而且，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亦实在不愿此时入京。可是，他找不到辞差的理由；另外，直隶总督衙门驻地保定，距离北京近的很，旅途谈不上什么“奔波”，也不好拿自己的老病说事儿，无奈之下，只好奉诏入京。
曾国藩的身份是多重的，每一重，都到了人臣的极峰：文华殿大学士为天下读书人之首，直隶总督为天下疆臣之首，一等毅勇侯则为天下世爵之首——亲贵之外，没有人的爵位可以和他比肩了。
如此一位功绩卓著、名满天下的三朝勋臣，就算单纯述职陛见，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更何况，曾涤生还是登基大典的“宣表官”，以及出现在登基大典上的唯一的一位重量级“外臣”？
曾国藩是“国丧”最后一天到京的，一进城，先到宫门递请安折子，磕头行礼——行了两遍礼，一次算是“请安”，一次算是“谒灵”。
回到作为公馆的贤良寺，人还没有坐定，水还没有喝上一口，请谒的帖子便接踵而至了。
但是，曾国藩吩咐，不论来客是谁，一律挡驾。
门上翻来覆去，只有这么几句话，“爵相交代了，王命在身，不敢旁骛，不管有什么见教，都请等到登基大典之后再说。”
曾国藩门生故吏遍天下，外省固然多，京里也不少，来客之中，也有不少他的学生，便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替老师磕个头、请个安——老师戎马倥偬多年，如今春秋高了，不晓得身子骨儿怎么样？看一眼，才好放下心来。”
门上皮笑肉不笑的，“爵相的身子骨儿嘛，就那个样子，看了不会变得更好，不看也不会变得更差——大人有心了。”
来人只好怏怏而去。
客人中还有好几个两江——江苏、安徽籍贯的，说是两江受惠中堂至深，受乡梓士绅之托，前来问候起居。
遇到这种情形，门上的口气就不大客气了，“爵相督直，如果是直隶士绅有所陈请，登基大典之后，或许不能不见，可是，两江关爵相什么事儿？大人请回，就是登基大典之后，也不必再劳步了——爵相是不会见的。”
然后，也不管人家脸上挂不挂得住，掉头入内，关上了大门。
这一鼻子灰碰的……
曾国藩闭门谢客的态度之决绝，是比较反常的，引起了官场上的许多议论。
有人说，曾涤生秉持的是陛见之前不访客、不待客的旧规。
早些年的时候，外省大员入京陛见，确实有陛见之前，不访客、不待客的规矩，可是，这条规矩，虽未明文取消，但事实上早就废弛了。
第一个反对这条规矩的，就是当年的关贝子，如今的轩亲王。
轩亲王以为，外省大员抵埠之后，何时陛见，往往不能马上就定了下来，就马上定了下来，陛见也是几天之后的事情了；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外省大员进京一次不易，在北京也不能盘恒多少时日，如果拘泥于陛见之前，不访客、不待客的旧规，这几天，就算白白的浪费掉了，于公于私，都是十分可惜。
所以，曾国藩如果见客，决不能有人说他“逾距”，事实上，门上转述曾国藩谢客的缘由，也是一个含混的“王命在身”，不是陛见之前，不访客、不待客的老规矩。
还有，不见就不见吧，门上的话，何以如此夹枪带棒，叫人下不来台？
曾涤生既为谦谦君子，又向来忧谗畏讥，怎么会做这种无谓的得罪人的事情呢？
这……不是他一向的做派啊！
于是，又有人说，贤良寺的门上，自然是曾涤生的戈什哈，军功出身，粗鲁不文，不懂规矩，也是有的。
这个说法，没有什么说服力，曾涤生的戈什哈“不懂规矩”，天底下就没有“懂规矩”的戈什哈了。
还有，贤良寺的门上，说的话虽然不客气，可是，究其谈吐，似乎不能往“粗鲁不文”上头靠。
反正，怪了。
登基大典相关的“热搜榜”，曾涤生入京陛见及其反常种种，排第一位；排第二位的，是这样的一条消息：这一次的登基大典，泰西各国驻京公使，将入紫禁城观礼，嗣后，将觐见今上，当面致贺。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未完待续。)
婉妃竟是猜的极准。
第二天，登基大典的日期，正式公布了——就在“国丧”期满后的第三天。
算算日子，圣母皇太后为文宗显皇帝“静修祈福”的一年之期，眼瞅着也要到了，登基大典之后，圣母皇太后就该自天津回銮北京了，大喜的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啊。
当然，所谓“大喜”，有人以之为喜，有人不以之为喜，这就不去说它了。
今上的登基大典，一拖再拖，终于拖到了“国丧”期满，台面上的说头，是穆宗毅皇帝弃天下，今上姊弟情深，哀毁逾甚，不忍在“国丧”期间行庆吉之事；而真实的原因，大多数人是这样认为的：“上头”不想沾穆宗的晦气。
如果在“国丧”期间举行登基大典，别的不说，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放眼望去，不仅太和殿内，个个一身孝服，太和殿外，从丹陛到广场，也是一片白茫茫的——哼，到底是办喜事儿呢，还是办丧事儿呢？
本来呢，就算是丧事儿、喜事儿一块儿办，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可是，穆宗之宾天，不仅是早崩，且死因过于吊诡，这桩丧事儿的晦气，实在是太重了，能不沾惹，还是不要沾惹吧。
不过，将登基大典拖到“国丧”期满，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做法。
登基大典和新皇帝的合法性，虽然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对于新君的践祚来说，却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仪典，只有举行了登基大典，继统承嗣的所有程序，才算都完成了。因此，只要情况允许，新皇帝都会尽早举行登基大典，哪怕要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也只好忍一忍了。
拿穆宗来说，他是在热河“柩前即位”的，登基大典，则是从热河回銮北京后才举行的，已经算是拖了很长的了，不过，依然是在“国丧”期间。
新君继位上谕的公布和登基大典的举行，两者的时间，如果相距过长，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新君继位的争议较大，为稳妥起见，在登基大典举行之前，不能不先做各种威逼利诱的功夫，如此一来，登基大典就不能不向后拖了。
因此，也有人是这么想的：今上以女子继统承嗣，自古所无，当然属于“争议较大”者，“上头”忙着梳拢异议者，登基大典，就只好先往后放一放了。
不论为了什么缘故拖到“国丧”期满，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洪绪皇帝的登基大典，就要举行啦。
登基大典是目下朝野上下、庙堂阛阓最瞩目的一件事情，凡和登基大典相关的，都能“蹭热度”，其中的“头条”，得算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进京陛见。
曾国藩此番进京陛见，主要目的，不为述职，也不是什么“观礼”——封疆大吏守土有责，非奉旨不得离开辖区，不管北京有什么庆典，不管庆典有多么热闹，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观礼”一说。
曾国藩是被派了在登基大典上“捧读表文”的差。
这个“表”，即是宣示今上正式登基的文诰，“捧读表文”是至高的荣耀，一般情形下，只有两种人有这个资格，一是地位最高的亲贵，一是首席殿阁大学士——曾国藩是文华殿大学士，正居殿阁大学士之首。
“地位最高的亲贵”，一共两位，一位装模作样的“自谦”，或者说“避嫌”，不肯干这个差使；另一位则是真正的“避嫌”——我已是闲云野鹤，这种事情，怎么还来找我，这不是难为人么？
于是，这个登基大典上第一风光的差使，就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
事实上，曾国藩盈满之咎，常忌于心，并不愿出这个风头，而且，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亦实在不愿此时入京。可是，他找不到辞差的理由；另外，直隶总督衙门驻地保定，距离北京近的很，旅途谈不上什么“奔波”，也不好拿自己的老病说事儿，无奈之下，只好奉诏入京。
曾国藩的身份是多重的，每一重，都到了人臣的极峰：文华殿大学士为天下读书人之首，直隶总督为天下疆臣之首，一等毅勇侯则为天下世爵之首——亲贵之外，没有人的爵位可以和他比肩了。
如此一位功绩卓著、名满天下的三朝勋臣，就算单纯述职陛见，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更何况，曾涤生还是登基大典的“宣表官”，以及出现在登基大典上的唯一的一位重量级“外臣”？
曾国藩是“国丧”最后一天到京的，一进城，先到宫门递请安折子，磕头行礼——行了两遍礼，一次算是“请安”，一次算是“谒灵”。
回到作为公馆的贤良寺，人还没有坐定，水还没有喝上一口，请谒的帖子便接踵而至了。
但是，曾国藩吩咐，不论来客是谁，一律挡驾。
门上翻来覆去，只有这么几句话，“爵相交代了，王命在身，不敢旁骛，不管有什么见教，都请等到登基大典之后再说。”
曾国藩门生故吏遍天下，外省固然多，京里也不少，来客之中，也有不少他的学生，便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替老师磕个头、请个安——老师戎马倥偬多年，如今春秋高了，不晓得身子骨儿怎么样？看一眼，才好放下心来。”
门上皮笑肉不笑的，“爵相的身子骨儿嘛，就那个样子，看了不会变得更好，不看也不会变得更差——大人有心了。”
来人只好怏怏而去。
客人中还有好几个两江——江苏、安徽籍贯的，说是两江受惠中堂至深，受乡梓士绅之托，前来问候起居。
遇到这种情形，门上的口气就不大客气了，“爵相督直，如果是直隶士绅有所陈请，登基大典之后，或许不能不见，可是，两江关爵相什么事儿？大人请回，就是登基大典之后，也不必再劳步了——爵相是不会见的。”
然后，也不管人家脸上挂不挂得住，掉头入内，关上了大门。
这一鼻子灰碰的……
曾国藩闭门谢客的态度之决绝，是比较反常的，引起了官场上的许多议论。
有人说，曾涤生秉持的是陛见之前不访客、不待客的旧规。
早些年的时候，外省大员入京陛见，确实有陛见之前，不访客、不待客的规矩，可是，这条规矩，虽未明文取消，但事实上早就废弛了。
第一个反对这条规矩的，就是当年的关贝子，如今的轩亲王。
轩亲王以为，外省大员抵埠之后，何时陛见，往往不能马上就定了下来，就马上定了下来，陛见也是几天之后的事情了；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外省大员进京一次不易，在北京也不能盘恒多少时日，如果拘泥于陛见之前，不访客、不待客的旧规，这几天，就算白白的浪费掉了，于公于私，都是十分可惜。
所以，曾国藩如果见客，决不能有人说他“逾距”，事实上，门上转述曾国藩谢客的缘由，也是一个含混的“王命在身”，不是陛见之前，不访客、不待客的老规矩。
还有，不见就不见吧，门上的话，何以如此夹枪带棒，叫人下不来台？
曾涤生既为谦谦君子，又向来忧谗畏讥，怎么会做这种无谓的得罪人的事情呢？
这……不是他一向的做派啊！
于是，又有人说，贤良寺的门上，自然是曾涤生的戈什哈，军功出身，粗鲁不文，不懂规矩，也是有的。
这个说法，没有什么说服力，曾涤生的戈什哈“不懂规矩”，天底下就没有“懂规矩”的戈什哈了。
还有，贤良寺的门上，说的话虽然不客气，可是，究其谈吐，似乎不能往“粗鲁不文”上头靠。
反正，怪了。
登基大典相关的“热搜榜”，曾涤生入京陛见及其反常种种，排第一位；排第二位的，是这样的一条消息：这一次的登基大典，泰西各国驻京公使，将入紫禁城观礼，嗣后，将觐见今上，当面致贺。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