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七章 大海战之四十七：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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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老眼而不昏花，旗舰的“放弃‘线列作战’”、“左舵”、“同敌舰队脱离接触”、“撤离战场”的旗号，都是看清楚了的，然而，他并不准备照办。
苏窦山大海战既是布鲁斯五十年军旅生涯遭遇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同时，十有八九，也是他的“最后一战”——赴西贡之前，“上头”的意思就已经很明确了：此役结束，回到法国，就要请布中校“光荣退役”。
布鲁斯英勇善战，但吃亏在脾气太差，多年来，不但官路坎坷，也没有办过什么真正的要差，打过什么真正可以骄示于人的大仗；百年之后，棺材里头，没有真正可以光宗耀祖的战绩陪葬，以他的脾性，清夜扪心，有时候，真是觉得死不瞑目。
苏窦山大海战，是他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
这场海战，不但是布鲁斯五十年军旅生涯遭遇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同时，也是法兰西帝国海军自特拉法尔加海战大败后“遭遇”到的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若能在这样的战役中破敌建功，必然垂名于青史，则生平夙愿，一旦尽偿，快乐何如之？
就算为之殒身丧命，乃至葬身茫茫波涛，又何惜之？
布鲁斯原打算以此役为自己五十年军旅生涯画上一个“光荣的句点”的，若一炮不发就退出战场，非但“破敌建功”无从谈起，“光荣的句点”更变成了“浓重的污点”，如是，即便逃得性命，但从此以后，人前抬不起头，人后椎心泣血，不论还能苟延残喘多少年，都是活死人一个！
那可真正叫做——“死不瞑目”了！
另外，即便从战术的角度出发，布鲁斯亦认为，旗舰发布的“放弃‘线列作战’”、“脱离接触”、“撤离战场”等命令，是错误的。
以布鲁斯的认知，海战最忌两点：
第一，战前未制定详细计划，战端一开，各舰无所措手足。
第二，虽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但开战之后，犹犹豫豫，三心二意，执行不坚决，甚至朝令夕改。
一来，海战不比陆战，命令只能依靠旗语下达，而战场之上，硝烟弥漫，对于旗舰的命令，很容易发生漏判甚至误判。
二来，军舰这样子的大家伙，任谁也是做不到“如心使臂”的，开战之后，强行变阵，极易自乱阵脚；若敌我各舰，已经形成彼此交错的局面，强行变阵，更会引发巨大的混乱，直至不可收拾。
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全军覆没，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种因素的叠加所致。
利萨海战，意大利输给奥地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得归罪于意大利舰队司令佩尔萨诺海军上将一次毫无道理的“变阵”——开战之后，佩尔萨诺将他的军旗从“意大利”号移到了处于战斗队形之外的“铅锤”号上。
这次莫名其妙的“变阵”引发了巨大的混乱，结果，队列前三只军舰与后面的军舰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空隙，奥地利舰队司令官特格特霍夫海军上将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率领他的由铁甲舰组成的先锋编队穿过这个空隙，将意大利舰队一截两段。
对于“北京—东京”舰队来说，苏窦山大海战是“遭遇战”，“战前未制定详细计划”已是事实，没法子的事儿了；但在“窝尔达”、“维拉”、“奥尔良”、“特雷维尔海军上将”四舰成功掉头之后、同敌舰队正式接触之前，好歹有了一个“线列作战”的计划出来——
既如此，你他娘的就不要再改了！
不然，这个仗，还咋打？
“窝尔达号”的舰桥似乎遭到了袭击，但是，即便舰队司令官挂掉了，也不是放弃战斗、落荒而逃的理由啊！
海军、海战，那都是有规矩的：
对于一支舰队来说，司令官挂掉了副司令官上，副司令官挂掉了旗舰舰长上——
对于一只军舰来说，舰长挂掉了副舰长或大副上，副舰长或大副挂掉了航海长上——
你妹的，慌个锤子啊！
而且，海战中，舰队司令官挂掉了，难道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呃——
这一层，布老先生还真没有说错。
这个时代，舰队司令官本就是风险最高的一个职业——这个“最高”，甚至不用加“之一”的后缀。
从概率上来说，海战中，舰队司令官承担的风险，较其任何一个下属都要高。
古往今来，陆战很少发生这种情形：获胜乃至完胜的一方，最高指挥官却阵亡了；然而，海战中，这种情形却是屡见不鲜。
譬如，本书中不止一次提及的、确立英国海上霸权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舰队司令官、英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海军将领纳尔逊即于是役阵亡。
又譬如，更早一些，万历朝鲜之役，露梁海战，中国海军的前敌指挥官邓子龙、朝鲜海军的前敌指挥官李舜臣，皆殁于是役。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究其竟，是最高指挥官在陆战、海战中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
陆战中，最高指挥官就算亲临前线，指挥所也一定设在整个阵地的后方，尽可能减少被敌军远程火力以及流弹击中的风险；不论最高指挥官本人如何英勇无畏，也不可能同那些“排队枪毙”的普通士兵冒同样程度的风险。
可是，海战中，舰队司令官和普通水兵同处一舰，根本没有“前方、后方”之别；而且，舰队司令官身处的舰桥以及同舰桥相连的舵房，又是主甲板的诸“上层建筑”中，敌舰火力首选之目标，因此，最高指挥官身负之风险，其实较普通水兵更大。
可以说，“视死如归”是对舰队司令官的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犹疑，本舰队的失败，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譬如，前文提及的利萨海战，意大利舰队司令官佩尔萨诺海军上将之所以将旗舰由“意大利”号易为“铅锤”号，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觉得，处于战斗队形之外的“铅锤”号，要更“安全”一些。
结果呢？大家都晓得的了。
还有，这个时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舰队指挥官的风险系数，正正处在整个海战史的峰值上——比露梁海战时期更高，比特拉法尔加海战时期更高，也比其后的大东沟海战时期更高。
何以言之？
*
布鲁斯老眼而不昏花，旗舰的“放弃‘线列作战’”、“左舵”、“同敌舰队脱离接触”、“撤离战场”的旗号，都是看清楚了的，然而，他并不准备照办。
苏窦山大海战既是布鲁斯五十年军旅生涯遭遇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同时，十有八九，也是他的“最后一战”——赴西贡之前，“上头”的意思就已经很明确了：此役结束，回到法国，就要请布中校“光荣退役”。
布鲁斯英勇善战，但吃亏在脾气太差，多年来，不但官路坎坷，也没有办过什么真正的要差，打过什么真正可以骄示于人的大仗；百年之后，棺材里头，没有真正可以光宗耀祖的战绩陪葬，以他的脾性，清夜扪心，有时候，真是觉得死不瞑目。
苏窦山大海战，是他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
这场海战，不但是布鲁斯五十年军旅生涯遭遇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同时，也是法兰西帝国海军自特拉法尔加海战大败后“遭遇”到的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若能在这样的战役中破敌建功，必然垂名于青史，则生平夙愿，一旦尽偿，快乐何如之？
就算为之殒身丧命，乃至葬身茫茫波涛，又何惜之？
布鲁斯原打算以此役为自己五十年军旅生涯画上一个“光荣的句点”的，若一炮不发就退出战场，非但“破敌建功”无从谈起，“光荣的句点”更变成了“浓重的污点”，如是，即便逃得性命，但从此以后，人前抬不起头，人后椎心泣血，不论还能苟延残喘多少年，都是活死人一个！
那可真正叫做——“死不瞑目”了！
另外，即便从战术的角度出发，布鲁斯亦认为，旗舰发布的“放弃‘线列作战’”、“脱离接触”、“撤离战场”等命令，是错误的。
以布鲁斯的认知，海战最忌两点：
第一，战前未制定详细计划，战端一开，各舰无所措手足。
第二，虽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但开战之后，犹犹豫豫，三心二意，执行不坚决，甚至朝令夕改。
一来，海战不比陆战，命令只能依靠旗语下达，而战场之上，硝烟弥漫，对于旗舰的命令，很容易发生漏判甚至误判。
二来，军舰这样子的大家伙，任谁也是做不到“如心使臂”的，开战之后，强行变阵，极易自乱阵脚；若敌我各舰，已经形成彼此交错的局面，强行变阵，更会引发巨大的混乱，直至不可收拾。
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全军覆没，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种因素的叠加所致。
利萨海战，意大利输给奥地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得归罪于意大利舰队司令佩尔萨诺海军上将一次毫无道理的“变阵”——开战之后，佩尔萨诺将他的军旗从“意大利”号移到了处于战斗队形之外的“铅锤”号上。
这次莫名其妙的“变阵”引发了巨大的混乱，结果，队列前三只军舰与后面的军舰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空隙，奥地利舰队司令官特格特霍夫海军上将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率领他的由铁甲舰组成的先锋编队穿过这个空隙，将意大利舰队一截两段。
对于“北京—东京”舰队来说，苏窦山大海战是“遭遇战”，“战前未制定详细计划”已是事实，没法子的事儿了；但在“窝尔达”、“维拉”、“奥尔良”、“特雷维尔海军上将”四舰成功掉头之后、同敌舰队正式接触之前，好歹有了一个“线列作战”的计划出来——
既如此，你他娘的就不要再改了！
不然，这个仗，还咋打？
“窝尔达号”的舰桥似乎遭到了袭击，但是，即便舰队司令官挂掉了，也不是放弃战斗、落荒而逃的理由啊！
海军、海战，那都是有规矩的：
对于一支舰队来说，司令官挂掉了副司令官上，副司令官挂掉了旗舰舰长上——
对于一只军舰来说，舰长挂掉了副舰长或大副上，副舰长或大副挂掉了航海长上——
你妹的，慌个锤子啊！
而且，海战中，舰队司令官挂掉了，难道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呃——
这一层，布老先生还真没有说错。
这个时代，舰队司令官本就是风险最高的一个职业——这个“最高”，甚至不用加“之一”的后缀。
从概率上来说，海战中，舰队司令官承担的风险，较其任何一个下属都要高。
古往今来，陆战很少发生这种情形：获胜乃至完胜的一方，最高指挥官却阵亡了；然而，海战中，这种情形却是屡见不鲜。
譬如，本书中不止一次提及的、确立英国海上霸权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舰队司令官、英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海军将领纳尔逊即于是役阵亡。
又譬如，更早一些，万历朝鲜之役，露梁海战，中国海军的前敌指挥官邓子龙、朝鲜海军的前敌指挥官李舜臣，皆殁于是役。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究其竟，是最高指挥官在陆战、海战中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
陆战中，最高指挥官就算亲临前线，指挥所也一定设在整个阵地的后方，尽可能减少被敌军远程火力以及流弹击中的风险；不论最高指挥官本人如何英勇无畏，也不可能同那些“排队枪毙”的普通士兵冒同样程度的风险。
可是，海战中，舰队司令官和普通水兵同处一舰，根本没有“前方、后方”之别；而且，舰队司令官身处的舰桥以及同舰桥相连的舵房，又是主甲板的诸“上层建筑”中，敌舰火力首选之目标，因此，最高指挥官身负之风险，其实较普通水兵更大。
可以说，“视死如归”是对舰队司令官的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犹疑，本舰队的失败，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譬如，前文提及的利萨海战，意大利舰队司令官佩尔萨诺海军上将之所以将旗舰由“意大利”号易为“铅锤”号，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觉得，处于战斗队形之外的“铅锤”号，要更“安全”一些。
结果呢？大家都晓得的了。
还有，这个时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舰队指挥官的风险系数，正正处在整个海战史的峰值上——比露梁海战时期更高，比特拉法尔加海战时期更高，也比其后的大东沟海战时期更高。
何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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