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八五章 人心可易 天道难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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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恭王觉得，他已经……按不住醇王了。
对六哥，醇王打小就是崇拜的、敬畏的，四哥是君，醇王一直视恭王为事实上的长兄，长兄如父，耳提面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恭王的话，对醇王来说，有着严父一般的力量。
当然，五哥的年纪更大些，可是，五哥出继到三叔绵恺家的时候，醇王的年纪还很小，连五哥长什么样子都记不大清楚，彼此感情自然疏落。事实上，就算奕誴没有出继，从小到大，都长在宫中，醇王对他五哥，也绝不会有对恭王的那份崇敬。
别的不说，就说读书，醇王的书，虽然读得不及四哥、六哥好，但大致也算过得去，五哥……哼哼，根本就是草包一个嘛！
读书不行，脑筋更不清爽，说话办事，十足二愣子一个。
醇王是打小就看不起他五哥的。
不过，人总是要长大的。
醇王对恭王的长期的尊崇和服帖，使恭王对醇王，始终保持着一种对待没有长大的小弟弟的态度，一方面，卵翼庇护，尽心尽力；另外一方面，若有所不满，便任意呵斥，颐指气使。
恭王并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七弟，早就娶了福晋，生过儿子，封了郡王，加了亲王衔，身上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掌管神机营印钥、这个都统、那个都统，一大堆的差使，已经是正经的国家重臣了。
退归藩邸之后，恭王的这种态度，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因此，芙蓉榭之会，他斥责醇王“谬矣”。不留余地，甚至说出“你别叫我六哥”这种话；在乾清宫内奏事处，骂醇王“早上出门之前，喝了多少酒吗？怎么在这里胡说八道？”
这些话，都是当着亲贵重臣的面儿说的，全然不给醇王留一点面子。
恭王这么做。固然是拿醇王作伐子，以“自明心迹”，可是，换一个人，他绝不能如此疾言厉色，说到底，内心深处，还是将醇王看做不懂事的幼弟，可以任意呼喝。
但今天晚上。恭王突然发现，老七早就不是过去的老七了——只是自己这个做哥哥的一直没有发现罢了。
之前，怎么能够想的到，他不仅同自己反复辩驳，甚至还打断自己的说话？
这个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在“议立嗣皇帝”的题目上，醇王“石破天惊”，言人之不言。首倡其议，择善固执。犯颜铮谏，从头至尾，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独立性、进取心和引领风潮的欲望，这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转折点在哪里呢？
应该就在自己“退归藩邸”。
醇王一定是这么想的：六哥既然“退归藩邸”了，那么。六哥的位子就该由我来接，宗室之中，就该以我为首，遇到大事，就该我来挑大梁了！
在恭王的羽翼和阴影中憋了许多年。终于熬到了头，于是就迫不及待的爆发了！
别人未必以醇王为然，但是醇王自己，却一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也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这，就是神机营了。
他来找恭王，不是要求“批准”，而是寻求“支持”，对恭王的话，也不再是唯唯诺诺，反复辩驳的时候，愈来愈多。
甚至，还打断了恭王的话——这是极不寻常的，正常情况下，只有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才可以这么做。但即便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此举亦不能轻易为之，因为，这是很不尊重谈话对象的举动。
醇王不仅这么做了，而且，对自己这个前所未有的不礼貌的举动，并没有什么感觉。
许多事情，在当事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过了！
唉，老七已经不是过去的老七了，再也不能拿过去那一套来对待他了！
自己和他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了！
恭王悚然惊觉：假若……自己真的谋求大位，且不说别的人，单说这位七弟——他能服气吗？
若放在五年之前，恭王还有醇王“服气”的把握，现在——
恭王不自禁的微微摇头：不能了！
还有，从醇王坚持提前“议立嗣皇帝”的主张来看，他对正常的统绪传承，有极其深刻的执念，他能够允许有人去翻十七前的旧账，推翻既有的统绪吗？
只怕是难！
恭王一度认为，“天道、人心”，都在自己这里，现在冷静下来，回过头去看一看——先不说“天道”，先说“人心”，这个“人心”，真的在自己这里吗？
只怕未必！
自己的亲兄弟，自己都没有把握，况乎他人？
一个个的摆一摆。
首先是宗室。
宗室里边，哪一个是自己的死忠？哪一个，肯干冒终生圈禁、甚至杀头的奇险，挣这个“拥立之功”的？
一个都想不出来。
“那边儿”呢，倒是有一大堆摇旗呐喊的！
恭王心目中之“那边儿”，自然是他谋求大位最大的那个障碍——关卓凡了。
再来看地方督抚。
祺祥政变的时候，身陷囹圄的肃顺，打过请督抚力保的主意——如果曾国藩、骆秉章、劳崇光、官文、彭玉麟等分头上折，请求“格外开恩”，宽免肃顺、载垣、端华等人一死，那么，两宫皇太后和恭王，无论如何，不能不买面子，彼时出力剿匪，全靠这班人呢。
对此，肃顺是有把握的，因为，重用汉员，倚重地方，本来就是他的主意，曾国藩、骆秉章、官文、彭玉麟等能有今日，同他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可是，肃顺到底失望了！曾国藩等汉人，固然一个屁没放。官文这个满人，也一声没吭，一十八省督抚，一默无言，眼睁睁的看着肃顺被推上了菜市口。
到了最后，“上头”也好。阶下囚也好，旁边儿看热闹的也好，都看明白、想明白了：在地方督抚眼里，“上头”变来变去，不过是在“闹家务”，谁上谁下，关我们屁事？反正又不动我们的位子！
这个道理，杀肃顺、载垣、端华的时候自己是明白的，怎么时过境迁。反倒有些糊涂了？
恭王背上的冷汗，一层层的往外冒。
何况，目下的地方督抚，两江、两广等最重要的地盘，都有“那边儿”的私人，直隶、湖广、陕甘等地的头脑，就算不是“那边儿”的盟友，也绝对不会主动站到“那边儿”的对立面去。
机枢呢？
恭王苦笑：更不用说了！
不计“他”。其余几个大军机，只有文祥是唯一一个“自己人”。可是，恭王知道，文祥不是宝鋆，此刻不是辛酉年，关某人不是肃某人，文祥是绝对不会支持自己去翻十几年前的旧账的！
内阁、六部、都察院……
一、二品的大员。一个个的数过去，要么不足为恃，要么根本不会趟这滩浑水，要么就是“他”的人。
真正靠得住的“自己人”，少之又少。
愈想愈是沮丧！
自己这么些年苦心培养的“班底”。都到哪里去了？
发了好一会儿的闷，恭王终于想清楚了这个问题。
自己所谓的“班底”，大部分其实还在，但是，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只有自己在台上，才能发挥作用，自己下了台，失权失势，“班底”也就不成其为“班底”了。就是说，这班人里边，像宝鋆这样，真正算作自己的“私人”的，并不多，顺境也好，逆境也罢，都肯为自己“效死”的，少之又少。
何况，其中不少人，包括原先“恭系”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成员，如曹毓瑛、许庚身之流，已经“过档”到那边儿去了！
此消彼长啊！
剩下的人，被反复的拆分、打散，流寓不定，就算有人依然“有心”，也已经难以形成合力了。
譬如，自己原先的最重要的“基地”，现已不复存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恭王回想起来，不禁疑惑：自己临走之前，给文祥和宝鋆出的那个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顾问委员会“二合一”的主意，会不会……其实是个馊主意？“那边儿”顺水推舟、借力打力，“二合一”之后，自己这边儿，非但未能抢得一块新的地盘，反而连原先的地盘都失掉了！
唉！
再有，“这么些年”，“那边儿”也在培养自己的“班底”，不声不响的，几年下来，卓然有成！
还有，恭王仔细想了一想，不论朝廷还是地方，“他”安插在关键位子上的人，大多都是他的“私人”，“有事”之时，都是可以为他“效死”的，这一点，自己真正是比不了！
军队——就更加不必说了！
唉！
再说“天道”——“既有的统绪”，真的有问题吗？如果确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真的大到了必须推翻重来的地步了吗？
文宗得位，确有投机取巧之嫌，但南苑校猎之时，“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御榻之前，伏地流涕，孺慕至诚，这些，斥其“扮戏”，只能腹诽，无以实证，不可能拿这些来证明他“得位不正”。
至于宝鋆批评宣宗立储“不以贤”，确实，恭王是公认比文宗能干的，可是，又如何？拿什么来做证明呢？——你怎么证明，当年若立你为储，你这个皇帝，就一定做的比文宗好呢？时光毕竟不能倒转！
没有实在的证据，宣宗立皇四子为储“不遵祖制”的指责，就难以成立。
宝鋆的话，看似气势纵横，雄辩强据，其实，只能够拿来替自己人打气，或者在暗处发酵舆论之用，不能摆到台面上，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真正能拿来用的，只有一个“杨梅”。
小皇帝的“杨梅”，“过”自生身父母，是可能的，但是，到底是“过”自生父，还是“过”自生母，全靠推论，不论“过”自谁，皆无实证，实在难以定论，一定要说小皇帝的“杨梅”是文宗的责任，连恭王自己都不信服，又如何能够说服大多数的旁观者呢？
何况，恭王相信，这个事儿，如果一定要在“生父”和“生母”之间二择其一，“那边儿”一定会选择“生母”，原因呢，宝鋆自己也分析过了，小皇帝的“杨梅”若“过”自生父，文宗即得位不正，他本人、他儿子、他妻子，统统地位动摇；小皇帝的“杨梅”若“过”自生母，则只罪慈禧一人，文宗、小皇帝以及慈安的地位，皆安然无恙。
思来想去，“天道”这样东东，也未必就在自己这里！
如果，“人心”靠不住，“天道”也靠不住……那，自己还有什么？
没有了？
没有了。
*(未完待续。)
还有，恭王觉得，他已经……按不住醇王了。
对六哥，醇王打小就是崇拜的、敬畏的，四哥是君，醇王一直视恭王为事实上的长兄，长兄如父，耳提面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恭王的话，对醇王来说，有着严父一般的力量。
当然，五哥的年纪更大些，可是，五哥出继到三叔绵恺家的时候，醇王的年纪还很小，连五哥长什么样子都记不大清楚，彼此感情自然疏落。事实上，就算奕誴没有出继，从小到大，都长在宫中，醇王对他五哥，也绝不会有对恭王的那份崇敬。
别的不说，就说读书，醇王的书，虽然读得不及四哥、六哥好，但大致也算过得去，五哥……哼哼，根本就是草包一个嘛！
读书不行，脑筋更不清爽，说话办事，十足二愣子一个。
醇王是打小就看不起他五哥的。
不过，人总是要长大的。
醇王对恭王的长期的尊崇和服帖，使恭王对醇王，始终保持着一种对待没有长大的小弟弟的态度，一方面，卵翼庇护，尽心尽力；另外一方面，若有所不满，便任意呵斥，颐指气使。
恭王并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七弟，早就娶了福晋，生过儿子，封了郡王，加了亲王衔，身上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掌管神机营印钥、这个都统、那个都统，一大堆的差使，已经是正经的国家重臣了。
退归藩邸之后，恭王的这种态度，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因此，芙蓉榭之会，他斥责醇王“谬矣”。不留余地，甚至说出“你别叫我六哥”这种话；在乾清宫内奏事处，骂醇王“早上出门之前，喝了多少酒吗？怎么在这里胡说八道？”
这些话，都是当着亲贵重臣的面儿说的，全然不给醇王留一点面子。
恭王这么做。固然是拿醇王作伐子，以“自明心迹”，可是，换一个人，他绝不能如此疾言厉色，说到底，内心深处，还是将醇王看做不懂事的幼弟，可以任意呼喝。
但今天晚上。恭王突然发现，老七早就不是过去的老七了——只是自己这个做哥哥的一直没有发现罢了。
之前，怎么能够想的到，他不仅同自己反复辩驳，甚至还打断自己的说话？
这个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在“议立嗣皇帝”的题目上，醇王“石破天惊”，言人之不言。首倡其议，择善固执。犯颜铮谏，从头至尾，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独立性、进取心和引领风潮的欲望，这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转折点在哪里呢？
应该就在自己“退归藩邸”。
醇王一定是这么想的：六哥既然“退归藩邸”了，那么。六哥的位子就该由我来接，宗室之中，就该以我为首，遇到大事，就该我来挑大梁了！
在恭王的羽翼和阴影中憋了许多年。终于熬到了头，于是就迫不及待的爆发了！
别人未必以醇王为然，但是醇王自己，却一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也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这，就是神机营了。
他来找恭王，不是要求“批准”，而是寻求“支持”，对恭王的话，也不再是唯唯诺诺，反复辩驳的时候，愈来愈多。
甚至，还打断了恭王的话——这是极不寻常的，正常情况下，只有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才可以这么做。但即便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此举亦不能轻易为之，因为，这是很不尊重谈话对象的举动。
醇王不仅这么做了，而且，对自己这个前所未有的不礼貌的举动，并没有什么感觉。
许多事情，在当事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过了！
唉，老七已经不是过去的老七了，再也不能拿过去那一套来对待他了！
自己和他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了！
恭王悚然惊觉：假若……自己真的谋求大位，且不说别的人，单说这位七弟——他能服气吗？
若放在五年之前，恭王还有醇王“服气”的把握，现在——
恭王不自禁的微微摇头：不能了！
还有，从醇王坚持提前“议立嗣皇帝”的主张来看，他对正常的统绪传承，有极其深刻的执念，他能够允许有人去翻十七前的旧账，推翻既有的统绪吗？
只怕是难！
恭王一度认为，“天道、人心”，都在自己这里，现在冷静下来，回过头去看一看——先不说“天道”，先说“人心”，这个“人心”，真的在自己这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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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亲兄弟，自己都没有把握，况乎他人？
一个个的摆一摆。
首先是宗室。
宗室里边，哪一个是自己的死忠？哪一个，肯干冒终生圈禁、甚至杀头的奇险，挣这个“拥立之功”的？
一个都想不出来。
“那边儿”呢，倒是有一大堆摇旗呐喊的！
恭王心目中之“那边儿”，自然是他谋求大位最大的那个障碍——关卓凡了。
再来看地方督抚。
祺祥政变的时候，身陷囹圄的肃顺，打过请督抚力保的主意——如果曾国藩、骆秉章、劳崇光、官文、彭玉麟等分头上折，请求“格外开恩”，宽免肃顺、载垣、端华等人一死，那么，两宫皇太后和恭王，无论如何，不能不买面子，彼时出力剿匪，全靠这班人呢。
对此，肃顺是有把握的，因为，重用汉员，倚重地方，本来就是他的主意，曾国藩、骆秉章、官文、彭玉麟等能有今日，同他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可是，肃顺到底失望了！曾国藩等汉人，固然一个屁没放。官文这个满人，也一声没吭，一十八省督抚，一默无言，眼睁睁的看着肃顺被推上了菜市口。
到了最后，“上头”也好。阶下囚也好，旁边儿看热闹的也好，都看明白、想明白了：在地方督抚眼里，“上头”变来变去，不过是在“闹家务”，谁上谁下，关我们屁事？反正又不动我们的位子！
这个道理，杀肃顺、载垣、端华的时候自己是明白的，怎么时过境迁。反倒有些糊涂了？
恭王背上的冷汗，一层层的往外冒。
何况，目下的地方督抚，两江、两广等最重要的地盘，都有“那边儿”的私人，直隶、湖广、陕甘等地的头脑，就算不是“那边儿”的盟友，也绝对不会主动站到“那边儿”的对立面去。
机枢呢？
恭王苦笑：更不用说了！
不计“他”。其余几个大军机，只有文祥是唯一一个“自己人”。可是，恭王知道，文祥不是宝鋆，此刻不是辛酉年，关某人不是肃某人，文祥是绝对不会支持自己去翻十几年前的旧账的！
内阁、六部、都察院……
一、二品的大员。一个个的数过去，要么不足为恃，要么根本不会趟这滩浑水，要么就是“他”的人。
真正靠得住的“自己人”，少之又少。
愈想愈是沮丧！
自己这么些年苦心培养的“班底”。都到哪里去了？
发了好一会儿的闷，恭王终于想清楚了这个问题。
自己所谓的“班底”，大部分其实还在，但是，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只有自己在台上，才能发挥作用，自己下了台，失权失势，“班底”也就不成其为“班底”了。就是说，这班人里边，像宝鋆这样，真正算作自己的“私人”的，并不多，顺境也好，逆境也罢，都肯为自己“效死”的，少之又少。
何况，其中不少人，包括原先“恭系”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成员，如曹毓瑛、许庚身之流，已经“过档”到那边儿去了！
此消彼长啊！
剩下的人，被反复的拆分、打散，流寓不定，就算有人依然“有心”，也已经难以形成合力了。
譬如，自己原先的最重要的“基地”，现已不复存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恭王回想起来，不禁疑惑：自己临走之前，给文祥和宝鋆出的那个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顾问委员会“二合一”的主意，会不会……其实是个馊主意？“那边儿”顺水推舟、借力打力，“二合一”之后，自己这边儿，非但未能抢得一块新的地盘，反而连原先的地盘都失掉了！
唉！
再有，“这么些年”，“那边儿”也在培养自己的“班底”，不声不响的，几年下来，卓然有成！
还有，恭王仔细想了一想，不论朝廷还是地方，“他”安插在关键位子上的人，大多都是他的“私人”，“有事”之时，都是可以为他“效死”的，这一点，自己真正是比不了！
军队——就更加不必说了！
唉！
再说“天道”——“既有的统绪”，真的有问题吗？如果确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真的大到了必须推翻重来的地步了吗？
文宗得位，确有投机取巧之嫌，但南苑校猎之时，“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御榻之前，伏地流涕，孺慕至诚，这些，斥其“扮戏”，只能腹诽，无以实证，不可能拿这些来证明他“得位不正”。
至于宝鋆批评宣宗立储“不以贤”，确实，恭王是公认比文宗能干的，可是，又如何？拿什么来做证明呢？——你怎么证明，当年若立你为储，你这个皇帝，就一定做的比文宗好呢？时光毕竟不能倒转！
没有实在的证据，宣宗立皇四子为储“不遵祖制”的指责，就难以成立。
宝鋆的话，看似气势纵横，雄辩强据，其实，只能够拿来替自己人打气，或者在暗处发酵舆论之用，不能摆到台面上，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真正能拿来用的，只有一个“杨梅”。
小皇帝的“杨梅”，“过”自生身父母，是可能的，但是，到底是“过”自生父，还是“过”自生母，全靠推论，不论“过”自谁，皆无实证，实在难以定论，一定要说小皇帝的“杨梅”是文宗的责任，连恭王自己都不信服，又如何能够说服大多数的旁观者呢？
何况，恭王相信，这个事儿，如果一定要在“生父”和“生母”之间二择其一，“那边儿”一定会选择“生母”，原因呢，宝鋆自己也分析过了，小皇帝的“杨梅”若“过”自生父，文宗即得位不正，他本人、他儿子、他妻子，统统地位动摇；小皇帝的“杨梅”若“过”自生母，则只罪慈禧一人，文宗、小皇帝以及慈安的地位，皆安然无恙。
思来想去，“天道”这样东东，也未必就在自己这里！
如果，“人心”靠不住，“天道”也靠不住……那，自己还有什么？
没有了？
没有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