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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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出政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黑除恶，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些，社会治安搞稳定些，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强些。此外再美化美化环境，整顿一下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抓几个贪官污吏，给老百姓消消气，就可以了。换自己当了省委书记，也只能是这样做。因为有些事情你一个省委书记根本没办法做，你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影响力，因为决策权根本就不在你手里。
石卫东当然知道，老百姓现在最希望的是，物价不要再涨了，工资相比着物价，增加的幅度太小太小了。尤其是企业的员工，退了休的，现在一个月才一千块钱左右，在当前物价年年上涨的情况下，吃菜都成问题，别说吃肉了。有病了更是看不起。物价涨，房价涨，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不涨，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出了一个卖国的精英集团。他们把中国搞成了“中美国”。什么是“中美国”呢？石卫东在网上看过一篇东西，是一个美国教授发明的，他说：“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对美元表示非常的担忧。”
在目前的全球化分工中，中国负责生产东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负责印刷钞票。中国用实体财富，换取他们花花绿绿的票子；他们用花花绿绿的票子，换取中国生产的物品。最后东西用完了，中国得到的花花绿绿的票子，还被他们以购买国债的形式回收过去，继续借给企业，到中国来买东西。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国内的东西越来越少，投放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物价越调控越涨，人民币在老百姓的手上越来越毛，人心惶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有没有什么保障。中国老百姓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果就是美国人两三年家庭收入就能买一套住房，而中国一套住房要耗费三代人储蓄。为了鼓励和维持这个差别，美国把一系列大奖额外颁发发给了中国的个别官员，鼓励他们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的中国人按收入比来说，住着世界上最贵的房子，拿着世界上最少的工资，开着世界上最贵的车，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打着世界上最花钱的手机，吃着世界上最毒的食品，而且连续八年保持着世界自杀率第一，同时还是精神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石卫东了解到，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基本是和粮、棉、工业品挂钩。也就是说收成好了就多印点钞票，收成不好就回收点钞票，总之印钞的数量和物品大致相当，因此物价基本稳定，几十年不变。当时，食用盐的价格每斤上涨了一分钱，周总理都要亲自过问呢！老百姓哪听说过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词。而且最主要的是，人民币印多少我们自己国家说了算。而现在，是美国人说了算。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成了美联储的一个下属机构。这些事情，他王一鸣即使是省委书记，有权力管吗？！
这些大事情管不了，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一样也解决不了。所以说，根子还在上面，在大领导那里。中国的事情，出问题就在上层，老百姓该清醒清醒了。
石卫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黑社会在当前的条件下是消灭不完的。列宁曾经说：“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中国在目前的环境下，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黑社会。只不过中国目前的黑社会还都发展在初级和中级阶段，由于国家的性质和历史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树大招风，黑社会一旦做大，影响到了政权的稳定，那等待它的命运就是灭亡了，想发展到解放前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样的层次，可以左右一个地方上的商业经营、税收、社会治安，甚至连蒋介石清洗共产党都要请求他们协助，基本上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了，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可能的。
如今的黑社会，大部分都是以村霸、市霸、路霸、矿霸、菜霸的面目出现，他们各霸一方，组织一个团伙，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强买强卖、定期收取保护费的形式谋取商业利益。
少部分已经完成资本积累的，成了有相当地位的商人，他们都以合法的身份出现，有自己的公司和产业，他们还时不时地以成功的商人和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成了当地的名人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人还会通过结交当地官员，寻找保护伞，有些人还会披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合法外衣，谋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老百姓天天能够感受得到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两个层次的黑社会，他们为了利益，整天打打杀杀，草菅人命，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老百姓被打了，被砍伤了，打官司怕引来黑社会更大的报复，只能是忍气吞声，把一腔怨言都对着党和政府发来了，埋怨现在的社会没有天理，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村霸在中国到底猖獗到什么程度，七八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石卫东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石卫东在东城市当市委副书记、市长，在东城市下面的一个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小山村，住着上百户人家，那里的村支书姓程，叫程海涛，这程海涛在当地是一个恶霸，他前几年曾经因为在村子里强X村民被告发，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其实判决之后他立即就被释放了。当然，他的家人为此没少花钱。做了恶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让程海涛在村里更加嚣张，动不动就是一句话：“法院算什么？老子是强X妇女了，但是照样没有坐一天牢就出来了！那里有老子的人。”
他有八个儿子，个个年轻力壮，都是打架的好手。程海涛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在缓刑期，乡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知道在附近他是最有影响的人，于是违反程序，任命他当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周围五六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都归这个乡里的恶霸管。
那个时候，由于县里的财政紧张，基层政府对农民的摊牌和各种苛捐杂税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各种收费项目和罚款有一百七十多种。农民每个人也就是一亩多的耕地，除去化肥、农药、种子、耕地、收割的费用，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碰到风调雨顺的年头，还可以有一百两百的收入。碰到旱灾、水灾、风灾、虫灾，收成不好，甚至是颗粒无收，但是各种苛捐杂税却没有少，甚至层层加码，让农民简直是没办法活下去。
农民软抵硬抗，就是不交款交粮，怎么办？到了乡镇这一级的领导，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也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就开始倚重村里的一些强人、能人，让他们出面，为县里、乡里筹款，抓人。程海涛就这样从一个农村的强人，转变成了拥有基层公共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恶霸。他可以打着合法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在村里称王称霸，在这里，他就成了天王老子，自己制定规矩，村民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粮食他说收多少就是多少，村民盖了房子，他收五百块，说是建房款。杀头猪，他收屠宰税50元。买一辆手扶拖拉机，他收一百元，说是农机购置税。在这里他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拥有独立的课税权力。
当地村民不堪他的压迫和剥削，就选了十二个村民代表，大家凑钱，让他们到乡里、县里告状。乡里的乡长和书记都是程海涛的哥们，他们年年从他手里是落了好处的，自然口头上答应准备到村里派人清查账目，把村民们哄回去，这边很快就派人给程海涛送信，说是谁谁到乡里告你了，要程海涛提防些。
要想出政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黑除恶，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些，社会治安搞稳定些，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强些。此外再美化美化环境，整顿一下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抓几个贪官污吏，给老百姓消消气，就可以了。换自己当了省委书记，也只能是这样做。因为有些事情你一个省委书记根本没办法做，你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影响力，因为决策权根本就不在你手里。
石卫东当然知道，老百姓现在最希望的是，物价不要再涨了，工资相比着物价，增加的幅度太小太小了。尤其是企业的员工，退了休的，现在一个月才一千块钱左右，在当前物价年年上涨的情况下，吃菜都成问题，别说吃肉了。有病了更是看不起。物价涨，房价涨，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不涨，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出了一个卖国的精英集团。他们把中国搞成了“中美国”。什么是“中美国”呢？石卫东在网上看过一篇东西，是一个美国教授发明的，他说：“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对美元表示非常的担忧。”
在目前的全球化分工中，中国负责生产东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负责印刷钞票。中国用实体财富，换取他们花花绿绿的票子；他们用花花绿绿的票子，换取中国生产的物品。最后东西用完了，中国得到的花花绿绿的票子，还被他们以购买国债的形式回收过去，继续借给企业，到中国来买东西。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国内的东西越来越少，投放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物价越调控越涨，人民币在老百姓的手上越来越毛，人心惶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有没有什么保障。中国老百姓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果就是美国人两三年家庭收入就能买一套住房，而中国一套住房要耗费三代人储蓄。为了鼓励和维持这个差别，美国把一系列大奖额外颁发发给了中国的个别官员，鼓励他们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的中国人按收入比来说，住着世界上最贵的房子，拿着世界上最少的工资，开着世界上最贵的车，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打着世界上最花钱的手机，吃着世界上最毒的食品，而且连续八年保持着世界自杀率第一，同时还是精神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石卫东了解到，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基本是和粮、棉、工业品挂钩。也就是说收成好了就多印点钞票，收成不好就回收点钞票，总之印钞的数量和物品大致相当，因此物价基本稳定，几十年不变。当时，食用盐的价格每斤上涨了一分钱，周总理都要亲自过问呢！老百姓哪听说过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词。而且最主要的是，人民币印多少我们自己国家说了算。而现在，是美国人说了算。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成了美联储的一个下属机构。这些事情，他王一鸣即使是省委书记，有权力管吗？！
这些大事情管不了，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一样也解决不了。所以说，根子还在上面，在大领导那里。中国的事情，出问题就在上层，老百姓该清醒清醒了。
石卫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黑社会在当前的条件下是消灭不完的。列宁曾经说：“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中国在目前的环境下，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黑社会。只不过中国目前的黑社会还都发展在初级和中级阶段，由于国家的性质和历史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树大招风，黑社会一旦做大，影响到了政权的稳定，那等待它的命运就是灭亡了，想发展到解放前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样的层次，可以左右一个地方上的商业经营、税收、社会治安，甚至连蒋介石清洗共产党都要请求他们协助，基本上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了，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可能的。
如今的黑社会，大部分都是以村霸、市霸、路霸、矿霸、菜霸的面目出现，他们各霸一方，组织一个团伙，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强买强卖、定期收取保护费的形式谋取商业利益。
少部分已经完成资本积累的，成了有相当地位的商人，他们都以合法的身份出现，有自己的公司和产业，他们还时不时地以成功的商人和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成了当地的名人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人还会通过结交当地官员，寻找保护伞，有些人还会披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合法外衣，谋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老百姓天天能够感受得到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两个层次的黑社会，他们为了利益，整天打打杀杀，草菅人命，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老百姓被打了，被砍伤了，打官司怕引来黑社会更大的报复，只能是忍气吞声，把一腔怨言都对着党和政府发来了，埋怨现在的社会没有天理，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村霸在中国到底猖獗到什么程度，七八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石卫东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石卫东在东城市当市委副书记、市长，在东城市下面的一个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小山村，住着上百户人家，那里的村支书姓程，叫程海涛，这程海涛在当地是一个恶霸，他前几年曾经因为在村子里强X村民被告发，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其实判决之后他立即就被释放了。当然，他的家人为此没少花钱。做了恶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让程海涛在村里更加嚣张，动不动就是一句话：“法院算什么？老子是强X妇女了，但是照样没有坐一天牢就出来了！那里有老子的人。”
他有八个儿子，个个年轻力壮，都是打架的好手。程海涛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在缓刑期，乡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知道在附近他是最有影响的人，于是违反程序，任命他当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周围五六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都归这个乡里的恶霸管。
那个时候，由于县里的财政紧张，基层政府对农民的摊牌和各种苛捐杂税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各种收费项目和罚款有一百七十多种。农民每个人也就是一亩多的耕地，除去化肥、农药、种子、耕地、收割的费用，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碰到风调雨顺的年头，还可以有一百两百的收入。碰到旱灾、水灾、风灾、虫灾，收成不好，甚至是颗粒无收，但是各种苛捐杂税却没有少，甚至层层加码，让农民简直是没办法活下去。
农民软抵硬抗，就是不交款交粮，怎么办？到了乡镇这一级的领导，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也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就开始倚重村里的一些强人、能人，让他们出面，为县里、乡里筹款，抓人。程海涛就这样从一个农村的强人，转变成了拥有基层公共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恶霸。他可以打着合法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在村里称王称霸，在这里，他就成了天王老子，自己制定规矩，村民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粮食他说收多少就是多少，村民盖了房子，他收五百块，说是建房款。杀头猪，他收屠宰税50元。买一辆手扶拖拉机，他收一百元，说是农机购置税。在这里他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拥有独立的课税权力。
当地村民不堪他的压迫和剥削，就选了十二个村民代表，大家凑钱，让他们到乡里、县里告状。乡里的乡长和书记都是程海涛的哥们，他们年年从他手里是落了好处的，自然口头上答应准备到村里派人清查账目，把村民们哄回去，这边很快就派人给程海涛送信，说是谁谁到乡里告你了，要程海涛提防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