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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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各地的省城、地级市，再到每一个县城，大街上到处是流动的小商小贩，他们推辆三轮，上面放了几个锅头，卖点小吃。或者站在街道的拐角边，摆个地摊，以焦灼的目光，打量着走过的每一个人。他们不管风刮日晒，都站在那里，为了几角钱、一元钱，而厮守半天。他们的生存，已经濒临绝境。他们没有了固定收入，没有任何保险，不能生病，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上的负担和精神上的压力，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局外人是没办法切身体会到的。
王一鸣在高中有个同学叫熊小强，中专毕业后，被安排在县机械厂上班。后来机械厂停产了，发不下工资了。他们夫妇两个，就在机械厂的门口摆了一个小吃摊点，卖包子、云吞。风里来雨里去，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起早贪黑干，早上四五点，就起来生火、发面了，晚上十一二点，还没有收摊子回家。长年累月，超负荷的劳动，把熊小强折磨得蓬头垢面，四十多岁的人，看着像是六七十岁的样子。
前几年有一次王一鸣回县城，同学们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在县城里一家最豪华的大酒店举行，在县城里的同学，来了二十多个。只有熊小强，通知了几次，还是没有来。大家说他忙，来不了，摊子没人看，他老婆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好面子，觉得自己参加这样的聚会，自惭形秽，不好意思。
王一鸣特意问了问他的情况，在哪个地方摆摊设点。
晚上王一鸣住在县委招待所，几个同学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看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钟，王一鸣就想到外面散散步。
同学们提醒说，最好别出去了，现在县城里乱得很，一到晚上，大街上窜来窜去的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这些人，天不怕地不怕，也没有什么职业，就是在社会上靠打打杀杀、比狠过日子。他们靠为人打架找营生。三五成群，很是可怕。打起架来，不知道轻重，时不时就把人给打死了。他们却跟没事一样。
王一鸣没想到，老家会变成这个样子，当时他已经进了北京，当上副部长了，血气方刚，年轻气盛，正是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什么都想了解了解，好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向更高一级的领导反映反映情况。再说了，他还当着人大代表呢，他有这个义务。
同学们越说，他越是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于是就不由分说，拉着几个同学走出了房间，上了大街。
几个同学还有些犹豫，说要不要通知县委书记，让他派几个警察跟着，你可是大官，出了问题，我们担待不起。
王一鸣说，你们每天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都不怕，我怕什么。要是通知警察，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我就是想看看实际的情况。走，反正离机械厂的大门口不远，我们就走路，到熊小强摊子上看一看，顺便吃一碗他做的夜宵，也是非常有意义嘛！
大家看劝不住他，几个同学只好随了他。四五个人沿着大街，在县城昏黄的路灯下，一路散步，走了几乎有一公里，才到了机械厂的大门口。
远远望去，在大门口的右侧，搭了一个棚子，棚子里摆了几张桌子，在一辆架子车上，摆了四五个炉子，上面有蒸笼、有铁锅、有沙锅，往外面不住地冒着热气。
一个满头白发，矮小瘦弱的男人，在那里忙活着，往沙锅里放着东西，不时地用筷子在里面搅和着。王一鸣一看，这是熊小强，只是腰有些弯了，头发白了一大半、明显地苍老了许多，从外表看，猜不出他是40岁刚出头的人。
几个同学想喊，王一鸣摆摆手，示意大家别出声，给他一个惊喜。
王一鸣走到熊小强面前，说：“老板，你这都有什么吃的？饿了，要吃点东西。”
熊小强只顾忙活着，头也没抬，就说：“沙锅鸡、沙锅鱼、沙锅丸子，什么都有，饺子、云吞也有，看你想吃点什么？”
王一鸣说：“你就给来五个沙锅，一样来一个吧，再上两笼蒸饺，我们先吃着，不够了再要。”
这个时候熊小强才感到，这个声音，自己好像很熟悉，于是就抬起头，看到眼前站了一群人，都是自己当年的同学，有的就住在县城里，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最前面的一个，就数同学里现在混得最好的王一鸣。当了大官了，整个县城里，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
熊小强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擦了擦手，握着王一鸣的手，说：“你，你，你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说着就对自己的老婆嚷嚷一声，说：“快来打招呼，你看谁来看咱们了，是我经常给你说的王一鸣。”
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连忙走过来，个子不高，胖胖的，看着王一鸣，笑了笑，说：“小强给我经常说起你，说你是全班最出息的人，现在都进中央了，是大官了。没想到还会来看我们这样的人。”说着眼泪就下来了，用手中的毛巾，不住地擦眼睛。
王一鸣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受了感染，眼睛立即湿润了，他拉着熊小强老婆的手，说：“嫂子，我和小强是同学，上高一的时候，还同桌半年呢！是兄弟，不管到哪里都是兄弟，别伤心了，你们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我早该来看你们了，就是没时间。这一次正好回老家，住在了县城里，才知道你们在这里。”
小强连忙把大家往桌子旁让，两口子搬板凳，擦桌子，张罗着让大家坐下。这个时候，又有来吃夜宵的人，小强站起来，说：“对不起了，今天有特殊情况，下班了，请您到别处吧！”来人听说，只好走了。
打发走别人，小强对自己的老婆说：“你去赶快做吃的，什么好吃的，都来一份，我陪他们说话。今天晚上不干了，休息。我陪一鸣好好说说话。我们老同学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难得啊！”
几个人坐下，小强的老婆为大家做着吃的，大家围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
几个同学开玩笑说：“谁也想不到，你这个北京城里的大部长，会在这个地方吃夜宵呢。等明天我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知道了，也来这个摊子吃一顿，那小强的这个摊子，就火了。”
小强笑得合不拢嘴，说：“要真是他们来了，免费免费，算是做广告宣传了。”
王一鸣边吃边问了小强家的情况，几个孩子了。
小强说：“两个，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姑娘是大的，17了，在县一高上一年级。儿子今年14岁，上初二。住的还是机械厂当年给的那两间房子，平房，听说要拆迁了，地皮要卖给开发商了，要建设商品房。我们这个房子没有产权，属于公房，所以我们得不到一点补偿。”
王一鸣说：“县城里的商品房现在是什么价格？”
小强说：“每平方米一千一二吧，我们买不起的。我和张桂花都是下岗职工，说是下岗，其实哪里还有我们的岗啊！一分钱都没有。不摆这个摊子，连吃饭都成问题。现在厂子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厂领导把地皮也卖了，说是还银行的贷款。我们600多下岗职工，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这几天工人们开始串联，说准备阻止商品房开发，把地皮拿回来，我们集资，在上面盖房子或者商铺卖，算是给大家一条活路。我没去，一来你嫂子一个人弄着这个摊子，肯定是弄不了；二来我也想了，闹有什么用，人家早就串通好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你就是再闹，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现在谁不知道，官官相护。有钱人帮有钱人，当官的帮当官的，谁还把我们这些小百姓看在眼里。你要是硬闹，人家也有办法，警察别看对治安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在县城里，大白天的两拨人打架，只要不打死人，警察就是走过旁边，他也装着没看见。但工人一闹就不一样了，就不是治安案件了，他们说是威胁了社会稳定，不但警察，连防暴警察、武警都会出动，一个一个，荷枪实弹，戴着头盔，好不吓人。逮着一个，就像农村杀猪的捆猪似的，把你往车后面一扔，拉到没人的地方，在太阳底下晒个大半天，也不让你喝水，也不让你上厕所，你说你服不服。所以进去的人，都学乖了，想起受过的罪，都老老实实了。就是再委屈，也不敢对抗政府了。活着比什么都好。我还有两个孩子要供养啊，离开了我，这娘儿三口，都得流浪街头，成为要饭的。所以我现在是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了，他们给几个就算几个，我也不闹了，再闹更没有好果子吃。好歹我还有这个摊子，一天下来，还可以挣个三五十块钱，够我们一家生活的了。等把两个孩子供养大了，都能够上到大学毕业，找个好的工作，我就满足了。我经常给两个孩子讲起你，说如果你们上到了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了，就去找你一鸣叔叔，他现在是大官了，是个好人，他会帮你们的忙的。等老了，干不动了，我和你嫂子就回农村的老家。家里好歹还有一片宅子，可以起两间房子，够我们两口住，就行了。这县城里，也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的地方，连喝的水都涨价了，什么都贵，我们也花销不起。”
从北京到各地的省城、地级市，再到每一个县城，大街上到处是流动的小商小贩，他们推辆三轮，上面放了几个锅头，卖点小吃。或者站在街道的拐角边，摆个地摊，以焦灼的目光，打量着走过的每一个人。他们不管风刮日晒，都站在那里，为了几角钱、一元钱，而厮守半天。他们的生存，已经濒临绝境。他们没有了固定收入，没有任何保险，不能生病，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上的负担和精神上的压力，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局外人是没办法切身体会到的。
王一鸣在高中有个同学叫熊小强，中专毕业后，被安排在县机械厂上班。后来机械厂停产了，发不下工资了。他们夫妇两个，就在机械厂的门口摆了一个小吃摊点，卖包子、云吞。风里来雨里去，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起早贪黑干，早上四五点，就起来生火、发面了，晚上十一二点，还没有收摊子回家。长年累月，超负荷的劳动，把熊小强折磨得蓬头垢面，四十多岁的人，看着像是六七十岁的样子。
前几年有一次王一鸣回县城，同学们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在县城里一家最豪华的大酒店举行，在县城里的同学，来了二十多个。只有熊小强，通知了几次，还是没有来。大家说他忙，来不了，摊子没人看，他老婆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好面子，觉得自己参加这样的聚会，自惭形秽，不好意思。
王一鸣特意问了问他的情况，在哪个地方摆摊设点。
晚上王一鸣住在县委招待所，几个同学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看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钟，王一鸣就想到外面散散步。
同学们提醒说，最好别出去了，现在县城里乱得很，一到晚上，大街上窜来窜去的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这些人，天不怕地不怕，也没有什么职业，就是在社会上靠打打杀杀、比狠过日子。他们靠为人打架找营生。三五成群，很是可怕。打起架来，不知道轻重，时不时就把人给打死了。他们却跟没事一样。
王一鸣没想到，老家会变成这个样子，当时他已经进了北京，当上副部长了，血气方刚，年轻气盛，正是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什么都想了解了解，好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向更高一级的领导反映反映情况。再说了，他还当着人大代表呢，他有这个义务。
同学们越说，他越是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于是就不由分说，拉着几个同学走出了房间，上了大街。
几个同学还有些犹豫，说要不要通知县委书记，让他派几个警察跟着，你可是大官，出了问题，我们担待不起。
王一鸣说，你们每天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都不怕，我怕什么。要是通知警察，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我就是想看看实际的情况。走，反正离机械厂的大门口不远，我们就走路，到熊小强摊子上看一看，顺便吃一碗他做的夜宵，也是非常有意义嘛！
大家看劝不住他，几个同学只好随了他。四五个人沿着大街，在县城昏黄的路灯下，一路散步，走了几乎有一公里，才到了机械厂的大门口。
远远望去，在大门口的右侧，搭了一个棚子，棚子里摆了几张桌子，在一辆架子车上，摆了四五个炉子，上面有蒸笼、有铁锅、有沙锅，往外面不住地冒着热气。
一个满头白发，矮小瘦弱的男人，在那里忙活着，往沙锅里放着东西，不时地用筷子在里面搅和着。王一鸣一看，这是熊小强，只是腰有些弯了，头发白了一大半、明显地苍老了许多，从外表看，猜不出他是40岁刚出头的人。
几个同学想喊，王一鸣摆摆手，示意大家别出声，给他一个惊喜。
王一鸣走到熊小强面前，说：“老板，你这都有什么吃的？饿了，要吃点东西。”
熊小强只顾忙活着，头也没抬，就说：“沙锅鸡、沙锅鱼、沙锅丸子，什么都有，饺子、云吞也有，看你想吃点什么？”
王一鸣说：“你就给来五个沙锅，一样来一个吧，再上两笼蒸饺，我们先吃着，不够了再要。”
这个时候熊小强才感到，这个声音，自己好像很熟悉，于是就抬起头，看到眼前站了一群人，都是自己当年的同学，有的就住在县城里，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最前面的一个，就数同学里现在混得最好的王一鸣。当了大官了，整个县城里，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
熊小强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擦了擦手，握着王一鸣的手，说：“你，你，你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说着就对自己的老婆嚷嚷一声，说：“快来打招呼，你看谁来看咱们了，是我经常给你说的王一鸣。”
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连忙走过来，个子不高，胖胖的，看着王一鸣，笑了笑，说：“小强给我经常说起你，说你是全班最出息的人，现在都进中央了，是大官了。没想到还会来看我们这样的人。”说着眼泪就下来了，用手中的毛巾，不住地擦眼睛。
王一鸣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受了感染，眼睛立即湿润了，他拉着熊小强老婆的手，说：“嫂子，我和小强是同学，上高一的时候，还同桌半年呢！是兄弟，不管到哪里都是兄弟，别伤心了，你们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我早该来看你们了，就是没时间。这一次正好回老家，住在了县城里，才知道你们在这里。”
小强连忙把大家往桌子旁让，两口子搬板凳，擦桌子，张罗着让大家坐下。这个时候，又有来吃夜宵的人，小强站起来，说：“对不起了，今天有特殊情况，下班了，请您到别处吧！”来人听说，只好走了。
打发走别人，小强对自己的老婆说：“你去赶快做吃的，什么好吃的，都来一份，我陪他们说话。今天晚上不干了，休息。我陪一鸣好好说说话。我们老同学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难得啊！”
几个人坐下，小强的老婆为大家做着吃的，大家围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
几个同学开玩笑说：“谁也想不到，你这个北京城里的大部长，会在这个地方吃夜宵呢。等明天我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知道了，也来这个摊子吃一顿，那小强的这个摊子，就火了。”
小强笑得合不拢嘴，说：“要真是他们来了，免费免费，算是做广告宣传了。”
王一鸣边吃边问了小强家的情况，几个孩子了。
小强说：“两个，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姑娘是大的，17了，在县一高上一年级。儿子今年14岁，上初二。住的还是机械厂当年给的那两间房子，平房，听说要拆迁了，地皮要卖给开发商了，要建设商品房。我们这个房子没有产权，属于公房，所以我们得不到一点补偿。”
王一鸣说：“县城里的商品房现在是什么价格？”
小强说：“每平方米一千一二吧，我们买不起的。我和张桂花都是下岗职工，说是下岗，其实哪里还有我们的岗啊！一分钱都没有。不摆这个摊子，连吃饭都成问题。现在厂子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厂领导把地皮也卖了，说是还银行的贷款。我们600多下岗职工，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这几天工人们开始串联，说准备阻止商品房开发，把地皮拿回来，我们集资，在上面盖房子或者商铺卖，算是给大家一条活路。我没去，一来你嫂子一个人弄着这个摊子，肯定是弄不了；二来我也想了，闹有什么用，人家早就串通好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你就是再闹，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现在谁不知道，官官相护。有钱人帮有钱人，当官的帮当官的，谁还把我们这些小百姓看在眼里。你要是硬闹，人家也有办法，警察别看对治安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在县城里，大白天的两拨人打架，只要不打死人，警察就是走过旁边，他也装着没看见。但工人一闹就不一样了，就不是治安案件了，他们说是威胁了社会稳定，不但警察，连防暴警察、武警都会出动，一个一个，荷枪实弹，戴着头盔，好不吓人。逮着一个，就像农村杀猪的捆猪似的，把你往车后面一扔，拉到没人的地方，在太阳底下晒个大半天，也不让你喝水，也不让你上厕所，你说你服不服。所以进去的人，都学乖了，想起受过的罪，都老老实实了。就是再委屈，也不敢对抗政府了。活着比什么都好。我还有两个孩子要供养啊，离开了我，这娘儿三口，都得流浪街头，成为要饭的。所以我现在是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了，他们给几个就算几个，我也不闹了，再闹更没有好果子吃。好歹我还有这个摊子，一天下来，还可以挣个三五十块钱，够我们一家生活的了。等把两个孩子供养大了，都能够上到大学毕业，找个好的工作，我就满足了。我经常给两个孩子讲起你，说如果你们上到了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了，就去找你一鸣叔叔，他现在是大官了，是个好人，他会帮你们的忙的。等老了，干不动了，我和你嫂子就回农村的老家。家里好歹还有一片宅子，可以起两间房子，够我们两口住，就行了。这县城里，也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的地方，连喝的水都涨价了，什么都贵，我们也花销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