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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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光厂虽然是８：００上班，但７：３０就要集合点名。所以他们多数是６：５０起床，６：３０就有少数勤快的起来了，生活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人们慌乱地纷纷从各自的宿舍中端着洗涮用具向卫生间冲去，害怕晚一分钟就会迟到。洗涮完毕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吃早餐，听说还要做操、唱厂歌、喊口号，这一切让我觉得十分新鲜。因为前一天刘媛吩咐我们８：００再去饭堂报到，所以我并不着急。
没有厂牌和厂服，我不敢走出宿舍，但房间内依然清晰地听到工厂区传来“齐步跑”的声音，然后便是高亢激越的厂歌和响亮的口号声。特别是厂歌的内容，让我觉得好生奇怪，竟然出现“服从长官”的字样。“长官”这个词，虽然我知道类似于老电影中共产党军队中“首长”的称谓，但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来说，毕竟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而且在以前的电影中大多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称呼。不知道丽娟他们唱这个厂歌是什么感觉，我心里那是相当地百感交加。
时间掐得很准，在厂区所有的声音平静之后，上班的预备铃声也响了，我这才赶紧走出门，向饭堂方向急步走去。
饭堂里昨天那十几个女孩子都到齐了，又等了一会儿，刘媛才拿着一堆厂牌走进来。我们大多都很自觉地交了一百块钱押金，有一个女孩说借不到钱，恳求刘媛让她先进厂，然后再从她应得的工资中扣除。刘媛坚决拒绝了，女孩只好含泪走了出去。我们交了押金的人便可领到各自厂牌和十五天的饭票。这个厂的员工是真正的包食宿，每天四块钱，早餐一元，中餐和晚餐各一块五毛钱。十五天饭票就是６０元，这让我感到非常满足。
最后刘媛又发给我们一个巴掌大的小本本，小本本是厂规厂纪，上面写的是注意事项和处罚条款，刘媛大致讲了一遍厂纪厂规，便叫我们看扉页上的厂歌，说等一下保安部会派人给我们军训。
果然，不一会儿，一个保安员健步向我们走来。
这个保安员长得黑瘦，颧骨高耸，表情看上去非常呆板刻薄，当他操着浓重的四川话自我介绍他叫“李连平”时，我一下想起丽娟昨晚的话，原来陈刚新交的朋友就是他啊。也因此，我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李连平主要负责教我们军训和广播体操，他说亮光厂运用的是军事化管理，我们要象一个军人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军训就是立正、稍息以及向左转、向右转等。让我吃惊的是，就连军训的基本要领竟然还有很多人不会。想想也理解了，她们大多是小学或初中毕业，记得那天填表时还有两个不识字的。而且有一个女人年龄都３０岁了，她叫金三玲，长得矮小瘦弱，衣着非常寒酸。她也是刚从家里来这儿的，因为水土不服，都感冒好几天了，时不时地擤一下鼻涕。
虽然这些简单的动作我都会做，且做得很熟练，但还要陪她们一起练。李连平的态度严肃认真，脸阴得仿佛拧得出水来。他一遍遍大声喝斥金三玲，可怜他越喝斥金三玲转得越错，到后来就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了。看她的样子，难过得好象要哭出来似的。李连平却不依不侥喝斥得更凶了。每喝斥金三玲一句，他脸上就掠过一丝得意的表情。我在替金三玲难过的同时，对李连平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在最后集合的时候，李连平再次用浓重的四川普通话重申：“训练或集合时，有事一定要喊报告，教官问明情况，允许了你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他话音刚落，一直吸鼻涕的金三玲再也忍不住了，急急地喊一声：“报告。”
我们都想笑又不敢笑，李连平厌恶地看了她一眼，但还是没好气地问：“什么事？”
金三玲涨红了脸，嗫嚅道：“擤鼻涕。”
我们拼命压抑着，但还是有人笑出声来。因为有言在先，李连平只好不耐烦地说：“去吧去吧。”
金三玲到附近一个垃圾篓里擤了鼻涕又回来了，李连平继续给我们讲话，无非是训练应该注意的事项云云。这时，空荡的院内忽然有一个矮胖的五十多岁的老头远远地朝这边看着。李连平小声说：“这是林老板，你们认真点。”他的神情愈发地严肃起来。
我感到站在我左边的金三玲鼻子吸得越来越快迅了，她求救地望着李连平，想再喊“报告”。但李连平故意看都不看她一眼，这样金三玲没机会喊报告去擤鼻涕了。正在我们都为他担心时，我看到她低了头，将一只手抬起来。那只手再放下时，手里明显多了一点东西，她的鼻子也同时停止了吸动。
我立刻明白了，恶心地差点吐出来。好不容易下班铃声响了，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不知道我是恶心金三玲，还是恶心李连平，亦或是恶心所谓的军事化管理？
碗筷依然是自己带，饭堂人很多,打饭的共有两个窗口，一个是员工窗口，一个是职员窗口。职员窗口人很少，员工窗口却排了长长的两队。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去员工窗口打菜的。菜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可用的饭票是两块钱，两荤一素。而我们的可用饭票只有一块五，一荤两素。这都是丽娟告诉我的，我们现在一个厂里，吃饭时间可以坐在一起了，这让我刚才还很郁闷的心情好转起来。
一荤两素的菜是可以随便选的，有点象外面的快餐。米饭虽然没有霉味，但非常粗糙，间或还能吃到沙粒或别的东西，我还是很开心。这个厂的饭菜不但比“永新”厂饭堂的菜好得多，就是比我在家里吃的也好得多。我选的荤菜是鸡杂炒韭菜，虽然鸡杂不多，但味道极好，很下饭。菜则一个是绿豆芽一个是小青菜，满满的一碗，再加上饭，这是我来东莞后吃得最饱也是最好的一顿饭。想到以后每天都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饭菜，我就对这家名叫亮光的厂充满了无限的热爱，以后亮光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了。
我边狼吞虎咽边连连感叹：“要是我妈和我弟在家里也能每天吃到这样的饭菜就好了。”
丽娟却并不应和我：“我刚进厂时也觉得好吃呢，现在一点都吃不下，难吃死了。”
我惊奇地抬头一看，她碗里的饭菜都快吃完了，便笑她：“一点吃不下你不也吃完了吗？”
丽娟哭丧着脸说：“有什么办法？不吃肚子饿怎么上班啊？”
我并不以为意，感觉是她太娇气了。
虽然厂纪厂规上明文规定不许带饭回宿舍吃，但我吃饭的时候还是不时看到有人打了饭偷偷放在茶缸里，并不去打菜而是躲躲藏藏地走出饭堂。问了丽娟才知，她们是为了省钱。饭堂规定一次一定要打足一块五毛钱的菜，有的人为了省下那一块五毛钱到隔壁的小店里换日用品，就打一次菜吃两顿饭或干脆白饭加榨菜。我心里一喜，原来饭票还有这个功能，那以后我每月就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了。
亮光厂虽然是８：００上班，但７：３０就要集合点名。所以他们多数是６：５０起床，６：３０就有少数勤快的起来了，生活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人们慌乱地纷纷从各自的宿舍中端着洗涮用具向卫生间冲去，害怕晚一分钟就会迟到。洗涮完毕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吃早餐，听说还要做操、唱厂歌、喊口号，这一切让我觉得十分新鲜。因为前一天刘媛吩咐我们８：００再去饭堂报到，所以我并不着急。
没有厂牌和厂服，我不敢走出宿舍，但房间内依然清晰地听到工厂区传来“齐步跑”的声音，然后便是高亢激越的厂歌和响亮的口号声。特别是厂歌的内容，让我觉得好生奇怪，竟然出现“服从长官”的字样。“长官”这个词，虽然我知道类似于老电影中共产党军队中“首长”的称谓，但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来说，毕竟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而且在以前的电影中大多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称呼。不知道丽娟他们唱这个厂歌是什么感觉，我心里那是相当地百感交加。
时间掐得很准，在厂区所有的声音平静之后，上班的预备铃声也响了，我这才赶紧走出门，向饭堂方向急步走去。
饭堂里昨天那十几个女孩子都到齐了，又等了一会儿，刘媛才拿着一堆厂牌走进来。我们大多都很自觉地交了一百块钱押金，有一个女孩说借不到钱，恳求刘媛让她先进厂，然后再从她应得的工资中扣除。刘媛坚决拒绝了，女孩只好含泪走了出去。我们交了押金的人便可领到各自厂牌和十五天的饭票。这个厂的员工是真正的包食宿，每天四块钱，早餐一元，中餐和晚餐各一块五毛钱。十五天饭票就是６０元，这让我感到非常满足。
最后刘媛又发给我们一个巴掌大的小本本，小本本是厂规厂纪，上面写的是注意事项和处罚条款，刘媛大致讲了一遍厂纪厂规，便叫我们看扉页上的厂歌，说等一下保安部会派人给我们军训。
果然，不一会儿，一个保安员健步向我们走来。
这个保安员长得黑瘦，颧骨高耸，表情看上去非常呆板刻薄，当他操着浓重的四川话自我介绍他叫“李连平”时，我一下想起丽娟昨晚的话，原来陈刚新交的朋友就是他啊。也因此，我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李连平主要负责教我们军训和广播体操，他说亮光厂运用的是军事化管理，我们要象一个军人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军训就是立正、稍息以及向左转、向右转等。让我吃惊的是，就连军训的基本要领竟然还有很多人不会。想想也理解了，她们大多是小学或初中毕业，记得那天填表时还有两个不识字的。而且有一个女人年龄都３０岁了，她叫金三玲，长得矮小瘦弱，衣着非常寒酸。她也是刚从家里来这儿的，因为水土不服，都感冒好几天了，时不时地擤一下鼻涕。
虽然这些简单的动作我都会做，且做得很熟练，但还要陪她们一起练。李连平的态度严肃认真，脸阴得仿佛拧得出水来。他一遍遍大声喝斥金三玲，可怜他越喝斥金三玲转得越错，到后来就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了。看她的样子，难过得好象要哭出来似的。李连平却不依不侥喝斥得更凶了。每喝斥金三玲一句，他脸上就掠过一丝得意的表情。我在替金三玲难过的同时，对李连平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在最后集合的时候，李连平再次用浓重的四川普通话重申：“训练或集合时，有事一定要喊报告，教官问明情况，允许了你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他话音刚落，一直吸鼻涕的金三玲再也忍不住了，急急地喊一声：“报告。”
我们都想笑又不敢笑，李连平厌恶地看了她一眼，但还是没好气地问：“什么事？”
金三玲涨红了脸，嗫嚅道：“擤鼻涕。”
我们拼命压抑着，但还是有人笑出声来。因为有言在先，李连平只好不耐烦地说：“去吧去吧。”
金三玲到附近一个垃圾篓里擤了鼻涕又回来了，李连平继续给我们讲话，无非是训练应该注意的事项云云。这时，空荡的院内忽然有一个矮胖的五十多岁的老头远远地朝这边看着。李连平小声说：“这是林老板，你们认真点。”他的神情愈发地严肃起来。
我感到站在我左边的金三玲鼻子吸得越来越快迅了，她求救地望着李连平，想再喊“报告”。但李连平故意看都不看她一眼，这样金三玲没机会喊报告去擤鼻涕了。正在我们都为他担心时，我看到她低了头，将一只手抬起来。那只手再放下时，手里明显多了一点东西，她的鼻子也同时停止了吸动。
我立刻明白了，恶心地差点吐出来。好不容易下班铃声响了，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不知道我是恶心金三玲，还是恶心李连平，亦或是恶心所谓的军事化管理？
碗筷依然是自己带，饭堂人很多,打饭的共有两个窗口，一个是员工窗口，一个是职员窗口。职员窗口人很少，员工窗口却排了长长的两队。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去员工窗口打菜的。菜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可用的饭票是两块钱，两荤一素。而我们的可用饭票只有一块五，一荤两素。这都是丽娟告诉我的，我们现在一个厂里，吃饭时间可以坐在一起了，这让我刚才还很郁闷的心情好转起来。
一荤两素的菜是可以随便选的，有点象外面的快餐。米饭虽然没有霉味，但非常粗糙，间或还能吃到沙粒或别的东西，我还是很开心。这个厂的饭菜不但比“永新”厂饭堂的菜好得多，就是比我在家里吃的也好得多。我选的荤菜是鸡杂炒韭菜，虽然鸡杂不多，但味道极好，很下饭。菜则一个是绿豆芽一个是小青菜，满满的一碗，再加上饭，这是我来东莞后吃得最饱也是最好的一顿饭。想到以后每天都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饭菜，我就对这家名叫亮光的厂充满了无限的热爱，以后亮光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了。
我边狼吞虎咽边连连感叹：“要是我妈和我弟在家里也能每天吃到这样的饭菜就好了。”
丽娟却并不应和我：“我刚进厂时也觉得好吃呢，现在一点都吃不下，难吃死了。”
我惊奇地抬头一看，她碗里的饭菜都快吃完了，便笑她：“一点吃不下你不也吃完了吗？”
丽娟哭丧着脸说：“有什么办法？不吃肚子饿怎么上班啊？”
我并不以为意，感觉是她太娇气了。
虽然厂纪厂规上明文规定不许带饭回宿舍吃，但我吃饭的时候还是不时看到有人打了饭偷偷放在茶缸里，并不去打菜而是躲躲藏藏地走出饭堂。问了丽娟才知，她们是为了省钱。饭堂规定一次一定要打足一块五毛钱的菜，有的人为了省下那一块五毛钱到隔壁的小店里换日用品，就打一次菜吃两顿饭或干脆白饭加榨菜。我心里一喜，原来饭票还有这个功能，那以后我每月就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