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二百五十三章 黑名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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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由于天网工程无处不在，偷盗行为大为减少，可利用高科技手段犯罪的人，却成倍增加。
早些年，无孔不入的传销害惨了蓉城人，现在传销不见踪影，可满天飞的诈骗短信、时不时在社区招揽老头老太太前去听课的保健培训，让蓉城市民吃足了苦头。
坚持必须设立黑名单的市民，在网上列举了很多的事例，说这个社会当老实人吃亏、讲信用的人吃亏，反倒是招摇撞骗的人，活得比大家更潇洒。
就在设立黑名单的舆论一边倒的时候，又是那位法学家站出来，全盘否定信用黑名单。
法学家的观点，信用黑名单是在法律之外对人权的侵犯，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对于受到法律惩处的人，我们的社会应该包容，允许这些人能够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不是一脚将这些人踩进泥沼里，永世不得翻身。
法学家举出建国初期的一个举措：划成分。当时的当权者，人为地将民众分为三六九等。
一旦戴上高成分的帽子，此人本身、包括他的家人，意味着社会地位便永远固定了，不管此人对社会有多大贡献，永远都是被欺负、被压迫的对象。
在君主社会，有士农工商的说法，但等级并不严格，并且允许各个层面的人都去求学。一旦有了功名，身份与地位大涨。也就是说，士家工商的身份，可以相互转化。
如果进入黑名单，恐怕此人再也摸不掉身上的小污点，永远只能生活在社会的阴暗之中。
只有在某个恐怖的朝代，当权者将民众分为元人、色目人、北人与南人等，每个种群的等级，与主仆没多大区别。
如果人为地将犯过错误的人塞进黑名单，与几十年前划成分有什么区别。
正方有人反驳法学家，认为他没有吃过类似的亏，才会扯着嗓门唱高调。
法学家则认为，那些被诈骗的人，都是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之辈。不是想占他人便宜，如何会被他人占去便宜。
这次被拐的儿童家庭不满了，纷纷站出来指责法学家，他们的小孩子才一两岁，对天上的馅饼是什么样都不知晓，怎么会因为占小便宜才被人贩子拐走。
就在网络上争论得热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彻底点燃了蓉城人的怒火。
李笑梅也参与了这次的黑名单之争，她已经做了两期正方的访谈节目，准备约反方的代表人物法学家也做一期。
当李笑梅的采访车经过火车站的旁边的一下通道附近时，因为堵车，李笑梅看到地下通道口有两个畸形的小孩在乞讨，心中一软，下车给了两个小孩各一百元。
因为职业的习惯，李笑梅随口问了一句：“小朋友，你的父母呢？”
小男孩摇摇头，没有回答，眼中透出的目光，却是无限的悲伤，两行眼泪刷地从脸上流过。
李笑梅心中大痛，她感觉此中必有原故，顾不上约好的法学家，招呼同事下车便要采访两个小孩。
小男孩不停地躲闪，倒是旁边两条细麻杆的小腿被紧紧绑住的小女孩说了一句：“我们都没父母，跟着几个大哥哥，我们好想家。”
“你们的家在哪？”李笑梅的嗓子好像被堵住了，眼泪长流，声音是硬生生挤出来的。
“我们没家。”两个小孩同时回答。
当李笑梅继续追问他们的父母时，旁边的冲出两个胳膊上刺着黑色狼头的年轻人，抡起巴掌朝李笑梅扇去，嘴里骂骂咧咧：“小#子，叫你管闲事。”
李笑梅旁边的司机见状，怒而出手制服了两个青皮后生，交给随后赶来的警察。
考虑到李笑梅的节目得罪不少人，应焦雷的请求，陈青云给李笑梅配了一个司机，是石春的兄弟之一。
邓兰知道这件事情，亲自参与破案，顺藤摸瓜，捣毁了一个强制他人乞讨的团伙。
这个团伙就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童男童女，人为地将他们弄成畸形，通过乞讨牟取暴利。
这个报道，在蓉城掀起一股风暴，几乎所有的人，对人贩子进行声讨。
不料法学家仍然坚持他的观点，他认为人贩子之所以得逞，被拐儿童的监护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学家的强词夺理，终于惹恼了这次被拐儿童的家属。
有个儿子被拐走的年轻人家境很富裕，家里开了公司。他儿子与其说是被拐，不如说是被人贩子强行抢走的。
那天小男孩的母亲带着儿子去烈士公园的游乐场，出来时小男孩尿急，走到公园旁的林荫道上撒尿。当小男孩掏出小jj的时候，林荫道旁边冲出一个年轻人，抱起小男孩冲到十多米远的一辆摩托车上，转眼不见人影。
小男孩的母亲还没反应过来，儿子便被人贩子抢走了。
如果不是遇到陈青云、王菲与邓兰联手破案，这个小男孩从此将陷入黑暗的苦日子。小男孩的母亲每每想起这些，芳心便如刀割似的。
小男孩的父亲与法学家的儿子很熟悉，法学家的孩子正好与小男孩在同一个幼儿园。
法学家最新的文章出来的第二天，他去幼儿园接孙子，不料被一个仰慕者缠住，说要与他探讨有关黑名单的问题。
说到黑名单，法学家来兴趣了，他认为大家都不理性，背离了立法的基本宗旨。说到激动处，将孙子也忘了。
当法学家赶到幼儿园时，幼儿园人去园空，老师告诉法学家，孙子被他家人接走了。但他拨通儿子的电话，电话却处在关机状态。
原来，法学家的儿子、孙子正玩得开心，不料被人偷走手机却不自知，无法与父亲联系。
一次正常的错过，法学家已经意识到，失去家人的痛苦，真是刻骨铭心。法学家只是短时间的误会，就让他深深体验到这种痛苦。
有了这次经历，法学家知道家人被拐走的痛苦。自此之后，法学家不再参与黑名单的讨论。
正反两方争执不休，但在蓉城官场，大家像是约定好似的，谁也不对黑名单的事进行议论。
官场对信用黑名单事件不议论，并不代表没人关注。
现代社会，由于天网工程无处不在，偷盗行为大为减少，可利用高科技手段犯罪的人，却成倍增加。
早些年，无孔不入的传销害惨了蓉城人，现在传销不见踪影，可满天飞的诈骗短信、时不时在社区招揽老头老太太前去听课的保健培训，让蓉城市民吃足了苦头。
坚持必须设立黑名单的市民，在网上列举了很多的事例，说这个社会当老实人吃亏、讲信用的人吃亏，反倒是招摇撞骗的人，活得比大家更潇洒。
就在设立黑名单的舆论一边倒的时候，又是那位法学家站出来，全盘否定信用黑名单。
法学家的观点，信用黑名单是在法律之外对人权的侵犯，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对于受到法律惩处的人，我们的社会应该包容，允许这些人能够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不是一脚将这些人踩进泥沼里，永世不得翻身。
法学家举出建国初期的一个举措：划成分。当时的当权者，人为地将民众分为三六九等。
一旦戴上高成分的帽子，此人本身、包括他的家人，意味着社会地位便永远固定了，不管此人对社会有多大贡献，永远都是被欺负、被压迫的对象。
在君主社会，有士农工商的说法，但等级并不严格，并且允许各个层面的人都去求学。一旦有了功名，身份与地位大涨。也就是说，士家工商的身份，可以相互转化。
如果进入黑名单，恐怕此人再也摸不掉身上的小污点，永远只能生活在社会的阴暗之中。
只有在某个恐怖的朝代，当权者将民众分为元人、色目人、北人与南人等，每个种群的等级，与主仆没多大区别。
如果人为地将犯过错误的人塞进黑名单，与几十年前划成分有什么区别。
正方有人反驳法学家，认为他没有吃过类似的亏，才会扯着嗓门唱高调。
法学家则认为，那些被诈骗的人，都是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之辈。不是想占他人便宜，如何会被他人占去便宜。
这次被拐的儿童家庭不满了，纷纷站出来指责法学家，他们的小孩子才一两岁，对天上的馅饼是什么样都不知晓，怎么会因为占小便宜才被人贩子拐走。
就在网络上争论得热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彻底点燃了蓉城人的怒火。
李笑梅也参与了这次的黑名单之争，她已经做了两期正方的访谈节目，准备约反方的代表人物法学家也做一期。
当李笑梅的采访车经过火车站的旁边的一下通道附近时，因为堵车，李笑梅看到地下通道口有两个畸形的小孩在乞讨，心中一软，下车给了两个小孩各一百元。
因为职业的习惯，李笑梅随口问了一句：“小朋友，你的父母呢？”
小男孩摇摇头，没有回答，眼中透出的目光，却是无限的悲伤，两行眼泪刷地从脸上流过。
李笑梅心中大痛，她感觉此中必有原故，顾不上约好的法学家，招呼同事下车便要采访两个小孩。
小男孩不停地躲闪，倒是旁边两条细麻杆的小腿被紧紧绑住的小女孩说了一句：“我们都没父母，跟着几个大哥哥，我们好想家。”
“你们的家在哪？”李笑梅的嗓子好像被堵住了，眼泪长流，声音是硬生生挤出来的。
“我们没家。”两个小孩同时回答。
当李笑梅继续追问他们的父母时，旁边的冲出两个胳膊上刺着黑色狼头的年轻人，抡起巴掌朝李笑梅扇去，嘴里骂骂咧咧：“小#子，叫你管闲事。”
李笑梅旁边的司机见状，怒而出手制服了两个青皮后生，交给随后赶来的警察。
考虑到李笑梅的节目得罪不少人，应焦雷的请求，陈青云给李笑梅配了一个司机，是石春的兄弟之一。
邓兰知道这件事情，亲自参与破案，顺藤摸瓜，捣毁了一个强制他人乞讨的团伙。
这个团伙就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童男童女，人为地将他们弄成畸形，通过乞讨牟取暴利。
这个报道，在蓉城掀起一股风暴，几乎所有的人，对人贩子进行声讨。
不料法学家仍然坚持他的观点，他认为人贩子之所以得逞，被拐儿童的监护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学家的强词夺理，终于惹恼了这次被拐儿童的家属。
有个儿子被拐走的年轻人家境很富裕，家里开了公司。他儿子与其说是被拐，不如说是被人贩子强行抢走的。
那天小男孩的母亲带着儿子去烈士公园的游乐场，出来时小男孩尿急，走到公园旁的林荫道上撒尿。当小男孩掏出小jj的时候，林荫道旁边冲出一个年轻人，抱起小男孩冲到十多米远的一辆摩托车上，转眼不见人影。
小男孩的母亲还没反应过来，儿子便被人贩子抢走了。
如果不是遇到陈青云、王菲与邓兰联手破案，这个小男孩从此将陷入黑暗的苦日子。小男孩的母亲每每想起这些，芳心便如刀割似的。
小男孩的父亲与法学家的儿子很熟悉，法学家的孩子正好与小男孩在同一个幼儿园。
法学家最新的文章出来的第二天，他去幼儿园接孙子，不料被一个仰慕者缠住，说要与他探讨有关黑名单的问题。
说到黑名单，法学家来兴趣了，他认为大家都不理性，背离了立法的基本宗旨。说到激动处，将孙子也忘了。
当法学家赶到幼儿园时，幼儿园人去园空，老师告诉法学家，孙子被他家人接走了。但他拨通儿子的电话，电话却处在关机状态。
原来，法学家的儿子、孙子正玩得开心，不料被人偷走手机却不自知，无法与父亲联系。
一次正常的错过，法学家已经意识到，失去家人的痛苦，真是刻骨铭心。法学家只是短时间的误会，就让他深深体验到这种痛苦。
有了这次经历，法学家知道家人被拐走的痛苦。自此之后，法学家不再参与黑名单的讨论。
正反两方争执不休，但在蓉城官场，大家像是约定好似的，谁也不对黑名单的事进行议论。
官场对信用黑名单事件不议论，并不代表没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