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台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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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有人召集几个同年入伍的战友聚会，通知王长年参加，王长年正在家待得着急，加上最近肚子里又缺少油水，就高兴地答应了。
王长年退休时，尽管新任局长一再说要保证老局长用车，王长年还是不打算以后再向局里要车，退休了，一般没有什么急事，办什么事情早一会晚一会都没有关系，免得耽误了人家的公事。再说现在不准公车私用，自己张了口，不是让别人为难吗！
王长年出了大营门，站在路边扬起手，对着车流做了一个要打的的手势。
一辆出租车靠路边停了下来。
“到鼓楼要多少钱？”王长年看到出租车司机摇下了车窗玻璃，弯下腰问。
“先上车再说！”司机示意他打开前边的车门。
王长年上车以后，心里想，让我先上车再说，北京的路线我又不是不熟悉，瞎转圈多要钱我可是不干。
“老师傅是做什么工作的，第一次坐出租车吧？”司机手里把握着方向盘，瞟了一眼王长年，问他。
“我是个退休老头，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坐出租车？”王长年疑惑地反问司机。
司机没有回答，一丝冷笑牵动了他的嘴角。
司机的态度使王长年感到不快，心里话：“退休老头怎么了？退休老头和在职干部口袋里的钱一样，都是人民币！”
下车时，司机递给王长年一个打印出来的小条说：“把这个拿好了，一共二十四块钱。”
王长年从口袋里掏出来两张纸币，大方地对司机说：“这是三十块钱，别找了。”
司机喊住正要下车的王长年说：“别这样，老同志领点退休金不容易，这是找给你的六块钱。”
崔兰萍昨天从儿子家里回来取换洗衣服，听王长年讲了这件事，笑着对他讲：“你也是坐公家的车坐惯了，出租车都是按行驶里程最后收钱，哪有没开车就问价的。”
“照你这么说是我问的不对了。”王长年挠挠头，余气未消地说，“既便是问错一句话，他也不应该对我那种态度呀！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以后不再坐出租车，司机态度好坏是一回事，我一看见车上那个铁栅栏，就有一种被关进笼子里的感觉。”
下班号吹过好一阵子，刘一程才回到家里。
他打开客厅的顶灯，疲倦地坐在沙发上，环视着冷冷清清的房间，心里头开始埋怨卓玉英：“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整天开着汽车到处跑，今天去保定，明天到石家庄，家都不顾了，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电话铃响了，刘一程拿起电话，卓玉英尖利的声音推动一股气流冲击着他的耳膜：“家里的电话没有人接，你的手机又不开机，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回家呢！”
“不回家我会到哪里去？能像你一样，天天不落窝，如同一个丢蛋的母鸡。”刘一程的一肚子怨气正没处发泄，所以出口没好话。
“你今天怎么啦，吃枪药了！”卓玉英像是一挺机关枪，先来了个点射，接着就是连发，“孩子不在家，我们两个人各干各的事业，你想让我窝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天天给你做吃的做喝的？要是那样也可以，姑娘在国外学习，一年几十万块钱的费用你负责？”
刘一程财少气短，这才意识自己的怨气发泄的不是时候，随即用缓和一点的口气说：“对不起，办公室里遇到一点不愉快的事，心里不高兴，你什么时间回来？”
“我现在刚从保定赶到天津，来这里谈一笔生意，后天才能回去。你遇事想开一点，少管那么多闲事，万病由气得，一个人总是生闷气，将来吃亏的是你自己。”
刘一程心不在焉地哼哼了两声，又对卓玉英说了些注意安全的话，就放下了电话，他没有心思做饭吃，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
今天下午，金副部长亲自带着新任副局长，一个姓宋的貌不惊人的小个子，到局里来报到，在介绍他的情况时，部长用了一大堆“文字水平高，协调能力强，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之类的颂词。至于分工，金副部长说部党委明确了，让他协助刘一程抓全面工作。
金副部长和宋副局长走后，刘一程听到了局里其他同志的议论，也感觉到了他们的不满。
下班前，刘一程来到金副部长办公室，他并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宋副局长到局里任职，大家有些反映，我认为上边这样安排，对林副局长和几个老助理员的积极性都是个挫伤。”
金副部长是刘一程多年的领导，他了解并且不会责怪老部下的直率，给刘一程倒了一杯水，笑容满面地说：“我很理解你，但是上边的有关领导明确提出，要把宋副局长作为领导干部的苗子来培养，不管是你或是我，都要领会首长意图，并要围绕首长的意图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群众应该领会首长的意图，首长也应该尊重群众的意见，每次的群众评议都是走过场？再说今天你对宋副局长的评价也有水分。”
“没有水分那苗子能活吗！”金副部长不合时宜地给老部下讲了一句笑话。“群众的意见只能作为选拔使用干部的参考，不然还要干部部门干什么？还开党委会干什么？”
刘一程没有笑，脸上依然是连阴天：“我和局里的同志对宋副局长的情况都了解一些，他这个人很聪明，但是他的聪明并没有用在工作上。”
刘一程讲到这里停顿一下，有些话他说不出口，他听到有人说宋副局长拉关系很专业，如果给拉关系的人定技术等级，他一定是高级职称。还有的人甚至把他做过的有些事情演义了，说他这个人特别会讲话：“首长，您老多了——我说的是您老练多了”、“首长，您讲的都是‘屁’话——我指的是精辟的话”、“首长，您讲的都是‘废’话——说的是肺腑之话”；还有人说他特别会跑关系：“春节刚过去六个月，我来给首长拜个晚年”、“再有六个月就过春节了，我来给首长拜个早年。”
金副部长敛起笑容，叹了一口气说，“我在机关工作多年，最发愁的事，不是工作忙，不是任务重，而是有些关系不好处理。有时你要想办成一件事，首先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甚至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高兴的时候不能笑，难过的时候不能哭，这最让人难受。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互相都了解，你有什么话可以给我说，我向谁说去？”
“人要是顾虑多了，很多话是不好说。谁也不是圣人，谁也不是没有缺点，有了缺点错误为什么就不能说？别人说了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头上这顶乌纱帽不要了。”刘一程依然忿忿不平。
“任何人都有缺点，但是顶头上司除外，只要他还领导着你，他就始终是个完人，他的话就是指示，你就必须执行。当然，如果连乌纱帽都不顾及了，那就没有不能说的话，没有不能办的事，关键是这顶帽子我们现在还想要，还要戴着它去做工作。
金副部长说这段话的时候，一副无奈的样子。
那一天，有人召集几个同年入伍的战友聚会，通知王长年参加，王长年正在家待得着急，加上最近肚子里又缺少油水，就高兴地答应了。
王长年退休时，尽管新任局长一再说要保证老局长用车，王长年还是不打算以后再向局里要车，退休了，一般没有什么急事，办什么事情早一会晚一会都没有关系，免得耽误了人家的公事。再说现在不准公车私用，自己张了口，不是让别人为难吗！
王长年出了大营门，站在路边扬起手，对着车流做了一个要打的的手势。
一辆出租车靠路边停了下来。
“到鼓楼要多少钱？”王长年看到出租车司机摇下了车窗玻璃，弯下腰问。
“先上车再说！”司机示意他打开前边的车门。
王长年上车以后，心里想，让我先上车再说，北京的路线我又不是不熟悉，瞎转圈多要钱我可是不干。
“老师傅是做什么工作的，第一次坐出租车吧？”司机手里把握着方向盘，瞟了一眼王长年，问他。
“我是个退休老头，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坐出租车？”王长年疑惑地反问司机。
司机没有回答，一丝冷笑牵动了他的嘴角。
司机的态度使王长年感到不快，心里话：“退休老头怎么了？退休老头和在职干部口袋里的钱一样，都是人民币！”
下车时，司机递给王长年一个打印出来的小条说：“把这个拿好了，一共二十四块钱。”
王长年从口袋里掏出来两张纸币，大方地对司机说：“这是三十块钱，别找了。”
司机喊住正要下车的王长年说：“别这样，老同志领点退休金不容易，这是找给你的六块钱。”
崔兰萍昨天从儿子家里回来取换洗衣服，听王长年讲了这件事，笑着对他讲：“你也是坐公家的车坐惯了，出租车都是按行驶里程最后收钱，哪有没开车就问价的。”
“照你这么说是我问的不对了。”王长年挠挠头，余气未消地说，“既便是问错一句话，他也不应该对我那种态度呀！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以后不再坐出租车，司机态度好坏是一回事，我一看见车上那个铁栅栏，就有一种被关进笼子里的感觉。”
下班号吹过好一阵子，刘一程才回到家里。
他打开客厅的顶灯，疲倦地坐在沙发上，环视着冷冷清清的房间，心里头开始埋怨卓玉英：“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整天开着汽车到处跑，今天去保定，明天到石家庄，家都不顾了，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电话铃响了，刘一程拿起电话，卓玉英尖利的声音推动一股气流冲击着他的耳膜：“家里的电话没有人接，你的手机又不开机，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回家呢！”
“不回家我会到哪里去？能像你一样，天天不落窝，如同一个丢蛋的母鸡。”刘一程的一肚子怨气正没处发泄，所以出口没好话。
“你今天怎么啦，吃枪药了！”卓玉英像是一挺机关枪，先来了个点射，接着就是连发，“孩子不在家，我们两个人各干各的事业，你想让我窝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天天给你做吃的做喝的？要是那样也可以，姑娘在国外学习，一年几十万块钱的费用你负责？”
刘一程财少气短，这才意识自己的怨气发泄的不是时候，随即用缓和一点的口气说：“对不起，办公室里遇到一点不愉快的事，心里不高兴，你什么时间回来？”
“我现在刚从保定赶到天津，来这里谈一笔生意，后天才能回去。你遇事想开一点，少管那么多闲事，万病由气得，一个人总是生闷气，将来吃亏的是你自己。”
刘一程心不在焉地哼哼了两声，又对卓玉英说了些注意安全的话，就放下了电话，他没有心思做饭吃，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
今天下午，金副部长亲自带着新任副局长，一个姓宋的貌不惊人的小个子，到局里来报到，在介绍他的情况时，部长用了一大堆“文字水平高，协调能力强，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之类的颂词。至于分工，金副部长说部党委明确了，让他协助刘一程抓全面工作。
金副部长和宋副局长走后，刘一程听到了局里其他同志的议论，也感觉到了他们的不满。
下班前，刘一程来到金副部长办公室，他并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宋副局长到局里任职，大家有些反映，我认为上边这样安排，对林副局长和几个老助理员的积极性都是个挫伤。”
金副部长是刘一程多年的领导，他了解并且不会责怪老部下的直率，给刘一程倒了一杯水，笑容满面地说：“我很理解你，但是上边的有关领导明确提出，要把宋副局长作为领导干部的苗子来培养，不管是你或是我，都要领会首长意图，并要围绕首长的意图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群众应该领会首长的意图，首长也应该尊重群众的意见，每次的群众评议都是走过场？再说今天你对宋副局长的评价也有水分。”
“没有水分那苗子能活吗！”金副部长不合时宜地给老部下讲了一句笑话。“群众的意见只能作为选拔使用干部的参考，不然还要干部部门干什么？还开党委会干什么？”
刘一程没有笑，脸上依然是连阴天：“我和局里的同志对宋副局长的情况都了解一些，他这个人很聪明，但是他的聪明并没有用在工作上。”
刘一程讲到这里停顿一下，有些话他说不出口，他听到有人说宋副局长拉关系很专业，如果给拉关系的人定技术等级，他一定是高级职称。还有的人甚至把他做过的有些事情演义了，说他这个人特别会讲话：“首长，您老多了——我说的是您老练多了”、“首长，您讲的都是‘屁’话——我指的是精辟的话”、“首长，您讲的都是‘废’话——说的是肺腑之话”；还有人说他特别会跑关系：“春节刚过去六个月，我来给首长拜个晚年”、“再有六个月就过春节了，我来给首长拜个早年。”
金副部长敛起笑容，叹了一口气说，“我在机关工作多年，最发愁的事，不是工作忙，不是任务重，而是有些关系不好处理。有时你要想办成一件事，首先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甚至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高兴的时候不能笑，难过的时候不能哭，这最让人难受。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互相都了解，你有什么话可以给我说，我向谁说去？”
“人要是顾虑多了，很多话是不好说。谁也不是圣人，谁也不是没有缺点，有了缺点错误为什么就不能说？别人说了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头上这顶乌纱帽不要了。”刘一程依然忿忿不平。
“任何人都有缺点，但是顶头上司除外，只要他还领导着你，他就始终是个完人，他的话就是指示，你就必须执行。当然，如果连乌纱帽都不顾及了，那就没有不能说的话，没有不能办的事，关键是这顶帽子我们现在还想要，还要戴着它去做工作。
金副部长说这段话的时候，一副无奈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