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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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里每年都要安排一部分干部下到基层部队代职，时间一般为一年，石书宝所在的这个机关二级部，今年准备安排代职的四个人，有两个向组织反映了一些实际困难，一个人的孩子要中考，一个人的家里有病人，希望组织上过了自己的生活困难期以后再安排代职。
代职的名额必须落实，部领导感到很为难。
有个人建议让石书宝去。
“不行，石书宝的女儿今年要高考。”这个部的主要领导说。
“石书宝在不在家对孩子考试都没有多大影响，反正他也不会去跑关系。”那个人说。
这个部领导想到别人的工作都不好做，就勉强同意了，他找石书宝谈话，想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石书宝见到一向敬重的老领导亲自给自己谈话，想让他帮助组织上克服困难，诚惶诚恐，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特别是听到平时一向对部下要求比较严格的老上级，在自己身上很奢侈地一连用了几个“风格高”、“党性强”之类的褒义词之后，他简直有些陶醉了。
“只要是组织的安排，去哪里、去多久都可以。”石书宝很痛快地表了态。
石书宝在基层部队代理了一年副师长，身材更加削瘦了，面孔更加黝黑了，在欢送他回机关的晚宴上，师常委们有的还流了眼泪，从内心都舍不得让他走。在他乘坐的就要返回北京的火车站台上，师机关的上百名干部战士，自发地在站台上排成长长的一列，挥着双手为他送行。
机关干部部门的同志到部队调查了当年代职干部的情况以后，回来向机关的首长建议：给石书宝同志记三等功。
机关干部每年立功的名额有限，有的人对组织上准备给石书宝记功有异议，认为他一年时间没有在机关工作，不应该再占用机关的指标。再说了，他在代职期间工作得怎么样，只是听到少数人反映，多数人都没有看见。
石书宝知道情况后，立刻就去找局长，这时候的局长已经换了另外一个人。他态度诚恳地对新任局长说：“我去部队代职的这一年，受到很大的教育，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很多，三等功不应该再给我。”
在后来公布的立功受奖的光荣榜上，没有石书宝的名字。
石书宝的爱人刘长缓原来是一个地级市的科级干部，工作稳定，收入颇丰。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随军以后，她成了机关附近一个企业单位的小职员，那一年，这个企业规定，除了厂领导以外，四十八岁以上的人员一刀切，全部提前退休，刘长嫒成了京城的待业人员。刘长嫒后来才知道，规定是规定，企业里有些关系硬和关系不硬找了其他关系的人，过了四十八岁依然还在上班。“自杀的道路有千万条，与老实巴脚的人结婚是其中一条。”这是刘长缓从嘴里说出口的牢骚话。当然，她和石书宝谈恋爱的时代，并没有现在的人这么说过或者这么想过，因为那时候老实人吃香，不然也就不会有他们以后的婚姻了。
退休以后在家里闲得无聊，本来就一肚子怨气的刘长缓，这时候成了《红灯记》中的李奶奶，经常在石书宝面前痛说革命家史：“我随军的时候想把年龄改小几岁，你高低不同意，说那是弄虚作假，结果有不少人趁着工作变动把年龄都改了。你看看和我差不多同时来部队的那些家属们，看她们档案里的年龄，与自己的孩子只差十多岁，可以当孩子的姐姐。而她们的长相，与自己的孩子站在一起一比，又可以当孩子的奶奶。可是人家照样还在上班，我却退休了，一个月少拿好几百块钱。不改年龄也可以，该走的关系你不去走，任人宰割，你这种人现在吃不开，坑了自己，也害了老婆孩子。”
每到这种时候，石书宝的口舌就不利索，支支吾吾地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要扔，自己的日子过得去就行了呗，管别人干什么。再说你平时上班那么辛苦，提前退休了，正好可以在家里放松放松。”
“你是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我是凤凰掉在鸡窝里，老虎落在平滩上，这辈子这个熊样也就算了。你这个死心眼，把孩子的事也耽误惨了，咱闺女是学校连续三年的三好学生，结果没有被推荐上重点高中，有些不是三好学生的孩子，倒上了重点高中，我让你去找找关系你不去，说那是斜门歪道。结果让孩子上了个普通高中，孩子高考时候你又代职不在家，信息不灵，关系没跑，连个军校本科都没有上成，到地方的学校去读大专，将来能分配个好工作吗！”
石书宝好像成了家庭的罪人。
机关里过几年就要集中分一次公寓房，组成专门的分房委员会，按照干部的职务、军衔和入伍年限等条件进行排队。因为机关的房源一直比较少，大伙对分房子的事情都非常重视，每一次也都会多多少少的有些意见，主持分房的人有时免不了会提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方案，当然这样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
这一年分房子，大伙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石书宝平时办事最公道，不会徇私舞弊，就一致推举他为分房委员会的成员，相信他会根据大伙的意见提出合适的分房方案。
石书宝成了机关分房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他没有想到分房子过程中还会有那么多矛盾，不少的人找到他，有提建议出主意的，也有递条子打招呼的。前一种，他认真对待；后一种，他一概拒绝。
刘长缓提醒他：“不要给个棒捶你就当针使，也不看看求你办事的都是些什么人，不要因为这次分房，前边作揖，后边放屁，好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得了好处的这些人，过几天会忘了你；得罪了的这些人，人家会记恨你很多年。”
石书宝不以为然的说：“大伙信任我，我就得对大伙负责，你说的有些话不对，有些不太合理的事情，办完之后，往往是照顾了一个人，伤害了一大片。只要我自己行得端，坐得正，个别人暂时有意见，将来也是会理解的。”
房子分完了，大多数人都很满意，只有一个人还有些意见，他家有老人，因为没有电梯上下楼不方便，想要分到一楼，结果分了个五楼，不过，后来他还是很高兴，石书宝把自己应该分的二楼调换给了他。
机关的经济适用房项目还没有启动，公寓房又难以达标，石书宝是个资格比较老的副师职助理员，在团职房已经住了七八年，好不容易等到分房子，又把好楼层让给了别人，刘长缓免不了又当了一回《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未完待续。)
机关里每年都要安排一部分干部下到基层部队代职，时间一般为一年，石书宝所在的这个机关二级部，今年准备安排代职的四个人，有两个向组织反映了一些实际困难，一个人的孩子要中考，一个人的家里有病人，希望组织上过了自己的生活困难期以后再安排代职。
代职的名额必须落实，部领导感到很为难。
有个人建议让石书宝去。
“不行，石书宝的女儿今年要高考。”这个部的主要领导说。
“石书宝在不在家对孩子考试都没有多大影响，反正他也不会去跑关系。”那个人说。
这个部领导想到别人的工作都不好做，就勉强同意了，他找石书宝谈话，想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石书宝见到一向敬重的老领导亲自给自己谈话，想让他帮助组织上克服困难，诚惶诚恐，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特别是听到平时一向对部下要求比较严格的老上级，在自己身上很奢侈地一连用了几个“风格高”、“党性强”之类的褒义词之后，他简直有些陶醉了。
“只要是组织的安排，去哪里、去多久都可以。”石书宝很痛快地表了态。
石书宝在基层部队代理了一年副师长，身材更加削瘦了，面孔更加黝黑了，在欢送他回机关的晚宴上，师常委们有的还流了眼泪，从内心都舍不得让他走。在他乘坐的就要返回北京的火车站台上，师机关的上百名干部战士，自发地在站台上排成长长的一列，挥着双手为他送行。
机关干部部门的同志到部队调查了当年代职干部的情况以后，回来向机关的首长建议：给石书宝同志记三等功。
机关干部每年立功的名额有限，有的人对组织上准备给石书宝记功有异议，认为他一年时间没有在机关工作，不应该再占用机关的指标。再说了，他在代职期间工作得怎么样，只是听到少数人反映，多数人都没有看见。
石书宝知道情况后，立刻就去找局长，这时候的局长已经换了另外一个人。他态度诚恳地对新任局长说：“我去部队代职的这一年，受到很大的教育，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很多，三等功不应该再给我。”
在后来公布的立功受奖的光荣榜上，没有石书宝的名字。
石书宝的爱人刘长缓原来是一个地级市的科级干部，工作稳定，收入颇丰。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随军以后，她成了机关附近一个企业单位的小职员，那一年，这个企业规定，除了厂领导以外，四十八岁以上的人员一刀切，全部提前退休，刘长嫒成了京城的待业人员。刘长嫒后来才知道，规定是规定，企业里有些关系硬和关系不硬找了其他关系的人，过了四十八岁依然还在上班。“自杀的道路有千万条，与老实巴脚的人结婚是其中一条。”这是刘长缓从嘴里说出口的牢骚话。当然，她和石书宝谈恋爱的时代，并没有现在的人这么说过或者这么想过，因为那时候老实人吃香，不然也就不会有他们以后的婚姻了。
退休以后在家里闲得无聊，本来就一肚子怨气的刘长缓，这时候成了《红灯记》中的李奶奶，经常在石书宝面前痛说革命家史：“我随军的时候想把年龄改小几岁，你高低不同意，说那是弄虚作假，结果有不少人趁着工作变动把年龄都改了。你看看和我差不多同时来部队的那些家属们，看她们档案里的年龄，与自己的孩子只差十多岁，可以当孩子的姐姐。而她们的长相，与自己的孩子站在一起一比，又可以当孩子的奶奶。可是人家照样还在上班，我却退休了，一个月少拿好几百块钱。不改年龄也可以，该走的关系你不去走，任人宰割，你这种人现在吃不开，坑了自己，也害了老婆孩子。”
每到这种时候，石书宝的口舌就不利索，支支吾吾地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要扔，自己的日子过得去就行了呗，管别人干什么。再说你平时上班那么辛苦，提前退休了，正好可以在家里放松放松。”
“你是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我是凤凰掉在鸡窝里，老虎落在平滩上，这辈子这个熊样也就算了。你这个死心眼，把孩子的事也耽误惨了，咱闺女是学校连续三年的三好学生，结果没有被推荐上重点高中，有些不是三好学生的孩子，倒上了重点高中，我让你去找找关系你不去，说那是斜门歪道。结果让孩子上了个普通高中，孩子高考时候你又代职不在家，信息不灵，关系没跑，连个军校本科都没有上成，到地方的学校去读大专，将来能分配个好工作吗！”
石书宝好像成了家庭的罪人。
机关里过几年就要集中分一次公寓房，组成专门的分房委员会，按照干部的职务、军衔和入伍年限等条件进行排队。因为机关的房源一直比较少，大伙对分房子的事情都非常重视，每一次也都会多多少少的有些意见，主持分房的人有时免不了会提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方案，当然这样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
这一年分房子，大伙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石书宝平时办事最公道，不会徇私舞弊，就一致推举他为分房委员会的成员，相信他会根据大伙的意见提出合适的分房方案。
石书宝成了机关分房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他没有想到分房子过程中还会有那么多矛盾，不少的人找到他，有提建议出主意的，也有递条子打招呼的。前一种，他认真对待；后一种，他一概拒绝。
刘长缓提醒他：“不要给个棒捶你就当针使，也不看看求你办事的都是些什么人，不要因为这次分房，前边作揖，后边放屁，好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得了好处的这些人，过几天会忘了你；得罪了的这些人，人家会记恨你很多年。”
石书宝不以为然的说：“大伙信任我，我就得对大伙负责，你说的有些话不对，有些不太合理的事情，办完之后，往往是照顾了一个人，伤害了一大片。只要我自己行得端，坐得正，个别人暂时有意见，将来也是会理解的。”
房子分完了，大多数人都很满意，只有一个人还有些意见，他家有老人，因为没有电梯上下楼不方便，想要分到一楼，结果分了个五楼，不过，后来他还是很高兴，石书宝把自己应该分的二楼调换给了他。
机关的经济适用房项目还没有启动，公寓房又难以达标，石书宝是个资格比较老的副师职助理员，在团职房已经住了七八年，好不容易等到分房子，又把好楼层让给了别人，刘长缓免不了又当了一回《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