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布局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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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到即止，弗朗茨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
资本家们也不是好惹的，就算他们还没有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所拥有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站在弗朗茨的位置上，提出疑问可以，要他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去冲锋陷阵，和资产阶级硬抗还是算了吧！
这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弗朗茨已经决定交给贵族阶级保守派了，梅特涅首相就是人选之一。
或许有一天，资本家们在要求开放选举权，实施宪政，解放农奴；贵族老爷则要求制定劳工保护法，保障工人阶级的权益了。
不过，等这两帮人把口号喊出来过后，奥地利民众大概就要傻眼了。
这也是奥地利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贵族还停留在封建阶级，和资本家们是天然上的利益冲突，双方还没有来得及合流。
要是等到了20世纪初，贵族和资本家们结成了利益集团，那就真的是除了推倒重建外，再没有办法了靠政治手段搞定了。
除了在梅特涅面前煽风点火外，弗朗茨还有其它的准备，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话，就能够打动梅特涅这个老狐狸。
不要看他们的关系很好，可在政治上，大家从来都是不看交情的。
在闲聊的同时，弗朗茨还拿到了开办报纸的资格，在1848年3月革命前，奥地利帝国都是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
截止到1848年3月维也纳大革命前，奥地利全国一共拥有79种报纸。这是报纸，不是报社！
考虑到一家报社可以同时发行几份报纸，那么报社的数量只会更少。
看看这一组数据，就知道在这个年代，想要办报纸是多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这对弗朗茨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对书报管制那是为了遏制革命思想的传播，谁都可能支持革命党，唯独他这个皇位继承人，不可能支持革命党革自己的命。
弗朗茨还是非常有道德修养的，急民众之所急，忧民众之所忧，所以他的报纸名字就叫《我们要面包，我们要奶酪》。
这家报纸的定义，也和名字完全一样，为了报社的安全，他决定要把报社放在警察局门口。
这个年代开报社也非常的麻烦，就算是弗朗茨可以省略最繁琐的手续，但是人工、场地总是需要自己找的。
最重要的还是报社编辑和记者，这些人必须要有热血，敢于直面这个残酷的社会，同样又不能太热血，连吃谁的饭都忘了。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19世纪中期奥地利也涌现出了大量的文人墨客，这些人有的坚持创作，有的中途改道跑去玩了政治。
不管怎么说，笔杆子们宣传的功力不是贵族能够比拟的。
比如说那位律师出身的匈牙利政治家科苏特，就是一位宣传强人，1847年拉开了匈牙利独立的序幕，还一度成为了匈牙利共和国的元首。
当然了，他也具备文人的通病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制定的计划往往脱离了实际情况，起义自然是被镇压了。
弗朗茨对科苏特没有兴趣，就算宣传能力再强，也架不住他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
双方在天然上就是对立的，当然了如果想要收买的话，也未必不能够成功，只不过弗朗茨没有这个兴趣。
在他的用人观念里，忠诚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能力，最低的用人底线，也必须要保证不是敌人。
沉思了片刻功夫后，弗朗茨在纸片上写了几个名字，然后吩咐道：“劳尔，派人查一下名单上面的这几个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以报社的名义给他们寄一封邀请函！”
“是，大公！”随从劳尔连忙说道
这个年代想要招人可不容易，大学还是象牙塔，里面没有普通人，身份最低的父母也是小资本家。
所谓的励志故事，都是用来骗人的，高昂的学费根本就不是勤工俭学能够凑齐的。
社会上的文人墨客，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落魄，当然家道中落的是例外。
想要招人，要么在人流大的地方挂个广告牌，要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更多的还是通过熟人介绍。
熟人介绍，这肯定不适合弗朗茨，他接触的人就没有混得那么落魄的，龙不与蛇居，自然不会认识那些普通工人。
不过这个还不着急，招聘普通工人还是很容易的，相比其他行业，在报社上班还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不怕没有人来应娉。
反倒是招聘记者和编辑需要时间，弗朗茨邀请的人都是现在社会上知名的文人墨客。
来不来都无所谓，这只是在告诉他们现在奥地利又多了一家报社，他们也多了一个发表文章赚取稿费的地方。
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抛头露面，虽然很多人都会知道他是这家报社的幕后老板。
如果不是考虑到经济上的问题，弗朗茨不介意一次性开几十家报社，明火执仗的去争夺舆论主导权。
考虑到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弗朗茨果断的怂了，掌握一家报社平时指点江山，需要的时候可以带节奏就可以了。
奥地利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啦，现任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就曾经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只不过现在他已经里外不是人了，国内的资产阶级嫌弃他的改革力度不够大，没有能够全部满足他们的利益。
贵族保守派，同样也排斥他这位首相，作为贵族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他主张解放农奴损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
就连维也纳宫廷，实际上对他这个改革派的首相不怎么感冒，原因非常的简单，口号喊得太久了，改革却没有看到成效。
弗朗茨可能是这个时代最能理解他的人了，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奥地利帝国就像是一所虫蛀了的房子，如果移动一部份，谁也不知道会倒塌多少。
出于谨慎负责的态度，梅特涅进行的改革非常小心，唯恐一个不好就玩崩了。
这种缩脚缩手的改革，自然是不能够成功了，没有流血的改革，怎么可能成功呢？
点到即止，弗朗茨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
资本家们也不是好惹的，就算他们还没有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所拥有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站在弗朗茨的位置上，提出疑问可以，要他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去冲锋陷阵，和资产阶级硬抗还是算了吧！
这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弗朗茨已经决定交给贵族阶级保守派了，梅特涅首相就是人选之一。
或许有一天，资本家们在要求开放选举权，实施宪政，解放农奴；贵族老爷则要求制定劳工保护法，保障工人阶级的权益了。
不过，等这两帮人把口号喊出来过后，奥地利民众大概就要傻眼了。
这也是奥地利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贵族还停留在封建阶级，和资本家们是天然上的利益冲突，双方还没有来得及合流。
要是等到了20世纪初，贵族和资本家们结成了利益集团，那就真的是除了推倒重建外，再没有办法了靠政治手段搞定了。
除了在梅特涅面前煽风点火外，弗朗茨还有其它的准备，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话，就能够打动梅特涅这个老狐狸。
不要看他们的关系很好，可在政治上，大家从来都是不看交情的。
在闲聊的同时，弗朗茨还拿到了开办报纸的资格，在1848年3月革命前，奥地利帝国都是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
截止到1848年3月维也纳大革命前，奥地利全国一共拥有79种报纸。这是报纸，不是报社！
考虑到一家报社可以同时发行几份报纸，那么报社的数量只会更少。
看看这一组数据，就知道在这个年代，想要办报纸是多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这对弗朗茨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对书报管制那是为了遏制革命思想的传播，谁都可能支持革命党，唯独他这个皇位继承人，不可能支持革命党革自己的命。
弗朗茨还是非常有道德修养的，急民众之所急，忧民众之所忧，所以他的报纸名字就叫《我们要面包，我们要奶酪》。
这家报纸的定义，也和名字完全一样，为了报社的安全，他决定要把报社放在警察局门口。
这个年代开报社也非常的麻烦，就算是弗朗茨可以省略最繁琐的手续，但是人工、场地总是需要自己找的。
最重要的还是报社编辑和记者，这些人必须要有热血，敢于直面这个残酷的社会，同样又不能太热血，连吃谁的饭都忘了。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19世纪中期奥地利也涌现出了大量的文人墨客，这些人有的坚持创作，有的中途改道跑去玩了政治。
不管怎么说，笔杆子们宣传的功力不是贵族能够比拟的。
比如说那位律师出身的匈牙利政治家科苏特，就是一位宣传强人，1847年拉开了匈牙利独立的序幕，还一度成为了匈牙利共和国的元首。
当然了，他也具备文人的通病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制定的计划往往脱离了实际情况，起义自然是被镇压了。
弗朗茨对科苏特没有兴趣，就算宣传能力再强，也架不住他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
双方在天然上就是对立的，当然了如果想要收买的话，也未必不能够成功，只不过弗朗茨没有这个兴趣。
在他的用人观念里，忠诚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能力，最低的用人底线，也必须要保证不是敌人。
沉思了片刻功夫后，弗朗茨在纸片上写了几个名字，然后吩咐道：“劳尔，派人查一下名单上面的这几个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以报社的名义给他们寄一封邀请函！”
“是，大公！”随从劳尔连忙说道
这个年代想要招人可不容易，大学还是象牙塔，里面没有普通人，身份最低的父母也是小资本家。
所谓的励志故事，都是用来骗人的，高昂的学费根本就不是勤工俭学能够凑齐的。
社会上的文人墨客，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落魄，当然家道中落的是例外。
想要招人，要么在人流大的地方挂个广告牌，要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更多的还是通过熟人介绍。
熟人介绍，这肯定不适合弗朗茨，他接触的人就没有混得那么落魄的，龙不与蛇居，自然不会认识那些普通工人。
不过这个还不着急，招聘普通工人还是很容易的，相比其他行业，在报社上班还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不怕没有人来应娉。
反倒是招聘记者和编辑需要时间，弗朗茨邀请的人都是现在社会上知名的文人墨客。
来不来都无所谓，这只是在告诉他们现在奥地利又多了一家报社，他们也多了一个发表文章赚取稿费的地方。
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抛头露面，虽然很多人都会知道他是这家报社的幕后老板。
如果不是考虑到经济上的问题，弗朗茨不介意一次性开几十家报社，明火执仗的去争夺舆论主导权。
考虑到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弗朗茨果断的怂了，掌握一家报社平时指点江山，需要的时候可以带节奏就可以了。
奥地利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啦，现任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就曾经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只不过现在他已经里外不是人了，国内的资产阶级嫌弃他的改革力度不够大，没有能够全部满足他们的利益。
贵族保守派，同样也排斥他这位首相，作为贵族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他主张解放农奴损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
就连维也纳宫廷，实际上对他这个改革派的首相不怎么感冒，原因非常的简单，口号喊得太久了，改革却没有看到成效。
弗朗茨可能是这个时代最能理解他的人了，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奥地利帝国就像是一所虫蛀了的房子，如果移动一部份，谁也不知道会倒塌多少。
出于谨慎负责的态度，梅特涅进行的改革非常小心，唯恐一个不好就玩崩了。
这种缩脚缩手的改革，自然是不能够成功了，没有流血的改革，怎么可能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