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儒臣与财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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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世荣，一个来自大名府的汉人，在阿合马专权时代，凭借贿赂的手段爬上了江西榷茶运使的位置，贪婪敛财几年后，终因贪污丑闻暴露而丢了乌纱帽。
阿合马倒台后，元廷上下对涉及财政之事闭口不谈，导致国库收入剧减，这让忽必烈大帝深感焦虑。此时，畏兀儿人桑哥，时任总制院使，趁机向忽必烈举荐卢世荣，称其“既能挽救钞法颓势，又能增加税收，上可充实国库，下不损害民生”。
忽必烈亲自召见卢世荣，交谈中发现其应对得体，深合心意。然而谨慎的老皇帝并未就此罢休，他特意安排卢世荣与现任右丞相和礼霍孙进行廷辩，讨论财经事宜。卢世荣曾是阿合马的党羽，不仅舌灿莲花，精通蒙古语，更在辩论中滔滔不绝，使得和礼霍孙及右丞麦术丁等一众官员哑口无言，尴尬万分。这一切都被忽必烈看在眼里，对卢世荣赞赏有加，当即提拔他为尚书右丞，并解除了和礼霍孙的右丞相职务，同时召回先前因阿合马排挤而流放在外的安童，任命他为新的右丞相。安童曾因蒙古贵族内部斗争被当作俘虏送到叛王海都那里，此时刚刚获释归来。
安童回归朝堂后，作为真金太子的儒臣一派，尽管心知肚明忽必烈对财富的迫切需求，仍然选择与卢世荣携手，共同推行经济改革。他们整治钞法，严禁私人非法贸易，同时对金银进行重新估价，试图扭转元朝的经济困局。
卢世荣初掌权柄时，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确实颇受民间好评，比如减免江南佃农的赋税，提高朝廷内外官员的俸禄，赎回因贫穷而出卖妻儿的江南失业百姓，还有宣布三年内免除百姓们的包银负担。此外，针对日渐疲敝的钞法，卢世荣借鉴汉唐经验，提议在全国范围内收集铜材铸造至元铜钱，并推出新款绫券与纸钞并行流通。当忽必烈亲眼目睹卢世荣呈上的绫券样品时，他满心欢喜，连连赞叹：“这项便民政策，一定要尽快实施！”
得到了忽必烈如此坚定的支持，卢世荣愈发大胆创新，脑筋飞速运转，旋即又抛出了一份全新的经济改革计划：
在泉州和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提供船只和本金，鼓励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利润官府得七成，商人得三成，同时严禁私自出海贸易，查获者没收其携带的财物，官府买入；隐瞒者允许举报，查实后没收其财产，一半奖励给举报人。目前国家虽然设有常平仓，但实际上储备匮乏。卢世荣提出无需额外花费一分钱，只要充分利用权势者占有的铁矿资源，由官府设立冶铁工坊铸造成器皿售卖，所得利润与常平盐课合并，用来购粮存储，待市场粮价上涨时出售，这样既能保证物价平稳，又能获取丰厚收益。尽管国家设立了平准机构，但由于缺少专业运营人才，导致钞法漏洞百出，物价飙升。他建议各路设立平准周急库，降低贷款利息，以帮助贫困百姓，这样一来借贷人数增多，本金也能得到保障。同时，朝廷已增加了在京官员的俸禄，但地方州郡还未跟上，卢世荣主张在各大都市设立市易司，统一管理集市经纪人，按照货物价值抽取4%的手续费，其中40%支付给经纪人，60%作为官吏俸禄。蒙古帝国以骑兵得天下，依赖羊马而非粮食补给，卢世荣提议在上都、隆兴等地，用官款换取丝绸布帛，再到北方交换羊马，雇佣蒙古人进行饲养，产出的皮毛、筋骨、酥酪等产品，政府提取其中80%，剩余20%归牧者所有。这样，马匹可用于备战，羊群可供赏赐。
忽必烈听到卢世荣的陈词，不断点头赞同，对于卢世荣提出的动用国库资金购买马匹交由蒙古族人饲养，政府坐享收益的策略尤为赞许，他深沉地回应：“这项提案甚好，连太祖时期也曾考虑却未能实行，朕定会好好斟酌。”
卢世荣见忽必烈如此表态，内心欣喜若狂，但他也深知树大招风，遂俯首禀告：“陛下，微臣行事难免触动他人利益，恐怕日后会有不少人在陛下面前诋毁微臣，臣实在惶恐不安，恳请陛下庇护。”
忽必烈一听，立即给予卢世荣极大的安慰：“你无需担忧朕会对你有何不利，倒是你要小心自身的安全。正如勇猛的猎犬总会惹来狐狸的嫉恨，朕怎会因此而不喜爱呢？你所做的一切正是朕的心愿。现在朕就命安童给你增派侍卫加强保护。”不仅如此，忽必烈还亲自下令提升卢世荣身边的侍从人数，足见此时这位财政大臣在忽必烈心中的分量之重。
卢世荣借机进一步巩固势力，奏请将六部晋升为二品官阶，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并采纳了撤销行台、改设提刑转运司，使之兼管财务税收的举措。紧接着，卢世荣创立了一个名为“规措所”的全新五品机构，挑选的官员都是精明干练的商人。忽必烈对此不解，卢世荣迅速解释道：“规措所就是专门规划管理财政的部门。”老皇帝听后，即刻批准建立。
卢世荣再接再厉，又向忽必烈进言：“天下有才能理财的人士，早年多在阿合马麾下效力，如今这些人却被打入冷宫，岂能因为一人之过而浪费全部人才。臣想从中选拔部分人才重用，却又担心有人指责我启用罪犯。”
忽必烈细思之下认为卢世荣说得颇有道理，便答复：“只要是可用之才，不妨予以任用。”
就这样，过去曾围绕在阿合马身边的一些人脉关系网成员，经卢世荣提议，逐渐得以重新启用，再度活跃于权力舞台。
卢世荣推行的财政革新措施，在实际操作中犹如一团乱麻，许多设想根本无法落实。皇太子真金一针见血地表达了异议：“财富并非天赐，如何能年复一年地榨取利润？只怕这样下去，百姓的血汗都将耗尽在这无底洞里。这不只是祸害民众，卢世荣实际上已成了国家的一大蛀虫！”
曾经力荐卢世荣的桑哥，在得知真金太子这般犀利批判后，顿时感到事态严重，赶忙与卢世荣划清界限，不再与其保持紧密联系。
与此同时，忽必烈对卢世荣的信任一如既往，坚持着“你办事，我安心”的态度，因而继续他的例行巡游至上都。在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朝廷实行的是独特的两都制度：每年春暖花开的三月至秋高气爽的九月，忽必烈常驻上都（即开平），而在其余季节则转回大都处理政务。这一制度借鉴了更早的辽朝皇帝的“五都捺钵”传统，鉴于蒙古与契丹同属游牧文化，蒙古人将契丹的四季捺钵巡幸体系进行了简化，将其转变为专属的“两都制”。后来清朝在承德建造避暑山庄，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体现了类似的皇家迁移办公的体制。
卢世荣出任中书省要职不过短短数日，便倚仗着皇帝的特别信任，胆大妄为，无视丞相的地位，俨然一副中书省的实际操控者模样。若有朝臣与他意见相左，哪怕只是细微分歧，也会被他栽赃为“违抗圣旨”，进而遭到无情杀害。如此高压之下，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连丞相安童等人也无法忍受这位汉人官员如此专横跋扈，逾越职权。
几个月过去了，卢世荣主导的“经济改革”非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弊端重重。安童等人察觉到改革措施实为无稽之谈，深恐将来会对自身带来牵连，于是他们组织御史们起草了一份奏疏，列举卢世荣的累累罪行：
卢世荣以苛捐杂税榨取民脂民膏，使国家积累了深深的民怨，预计未来民间财力将日益枯竭，天下财力也将随之耗尽。细究其言行，早已背离初衷：起初他声称能恢复钞法正常运作，如今却让钞法弊端更加严重；起初他保证物价会自然下降，现今各类物品价格反而更高；当初他说能增加国库收入至三百万锭，且不加重民间负担，而今却强迫各地官员虚报数字以达成目标；他曾扬言要让百姓安居乐业，现如今所做的全是扰民伤财之举。如果不早日改变他的政策，等到事情败露，届时即便是剪除了蛀虫，国家的肌体也已病入膏肓。
在上都的忽必烈收到御史大夫转呈的这份奏章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右丞相安童召集朝廷重臣研讨对卢世荣的弹劾事宜。紧接着，他又派人将卢世荣押解至上都，准备亲自审理此案。
经过一番严密审讯，卢世荣的重大罪行逐一揭露：一是未经丞相安童许可，擅自挪用了二十万锭钞票；二是擅自将六部官阶提升至二品；三是绕过枢密院，擅自调派行省一万两千人前往济州；四是提拔了一批阿合马的余党，为害公义，扰乱民生。
不久，在一次忽必烈与众臣的廷议中，沦为阶下囚的卢世荣“痛哭流涕，一一坦白”，他这样做其实是企图以承认错误的方式替老皇帝忽必烈掩饰一部分过失，毕竟他所犯的第二项和第四项罪行都有忽必烈的默许。一开始，这招还真起到了作用，忽必烈并未立刻下令处决卢世荣，只是将其打入了大牢。
然而，当得知真金太子对卢世荣深恶痛绝，原本推荐卢世荣上台的桑哥也不敢再替他说话，没有勇气站出来救援。
到了年终，忽必烈眼见敛财计划失败，对卢世荣的愤慨之情愈发强烈，于是询问身边的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看法。这些大臣早就厌恶卢世荣的敛财恶行，连忙禀报：“最近新晋中书省的汉官议论纷纷，都说卢世荣已经认罪服法，每一条指控都证据确凿，然而他至今仍在狱中享受‘特殊待遇’，白白耗费粮食。”
这席话点燃了年迈且肥胖的忽必烈的怒火，他当下下令将卢世荣押往闹市斩首示众，并让人将卢世荣一百多斤的肥膘割下，送去御花园喂食那些珍稀的飞禽和水獭。
阿合马的尸首便宜了野狗，卢世荣的肥肉滋养了鸟兽，这两位“敛财鬼才”的结局竟然是异曲同工地惨烈。阿合马风光了十九年，而卢世荣从上位到垮台仅仅一年光景，真是天壤之别。
卢世荣被捕治罪，进一步激发了元廷中儒臣与财臣两大阵营间的矛盾，双方斗争愈演愈烈，不料真金太子却在这场漩涡中成为牺牲品。1281年，真金太子的母亲察必病逝，两年后忽必烈立弘吉剌氏的南必为皇后。随着年事渐高，忽必烈逐渐减少接见群臣，南必皇后则开始频繁处理朝政。为此，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中有官员上书谏言：“皇上年事已高，应当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皇后不应过多插手朝政。”这类儒家式的观点，在以往汉族朝代或许尚能接受，但在崇尚强权的蒙古帝王看来，无疑是极为冒犯且难以容忍的行为。
阿合马余党的塔即古等人抓住这个机会，以理算为由，迅速查封了御史台的奏章，并将此事报告给了忽必烈。
得知有人欲迫使自己退位给太子真金，忽必烈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前往御史台审查相关奏章。面对无法掩盖的事实，御史大夫月律鲁慌忙求助于丞相安童，两人一同觐见忽必烈，详细陈述了整件事的经过，并指出塔即古本就是阿合马的余孽，试图利用此事陷害皇太子。在心腹大臣的劝解下，忽必烈的怒火稍有平息。然而，真金太子因数日内的恐惧忧虑，身体状况急剧下滑，不久便因病去世，享年仅四十三岁。元成宗即位后，追封其父真金太子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因此，尽管儒臣派在朝廷内部暂时取得了优势，但他们失去了核心领袖皇太子真金，损失之大，不可估量。
卢世荣，一个来自大名府的汉人，在阿合马专权时代，凭借贿赂的手段爬上了江西榷茶运使的位置，贪婪敛财几年后，终因贪污丑闻暴露而丢了乌纱帽。
阿合马倒台后，元廷上下对涉及财政之事闭口不谈，导致国库收入剧减，这让忽必烈大帝深感焦虑。此时，畏兀儿人桑哥，时任总制院使，趁机向忽必烈举荐卢世荣，称其“既能挽救钞法颓势，又能增加税收，上可充实国库，下不损害民生”。
忽必烈亲自召见卢世荣，交谈中发现其应对得体，深合心意。然而谨慎的老皇帝并未就此罢休，他特意安排卢世荣与现任右丞相和礼霍孙进行廷辩，讨论财经事宜。卢世荣曾是阿合马的党羽，不仅舌灿莲花，精通蒙古语，更在辩论中滔滔不绝，使得和礼霍孙及右丞麦术丁等一众官员哑口无言，尴尬万分。这一切都被忽必烈看在眼里，对卢世荣赞赏有加，当即提拔他为尚书右丞，并解除了和礼霍孙的右丞相职务，同时召回先前因阿合马排挤而流放在外的安童，任命他为新的右丞相。安童曾因蒙古贵族内部斗争被当作俘虏送到叛王海都那里，此时刚刚获释归来。
安童回归朝堂后，作为真金太子的儒臣一派，尽管心知肚明忽必烈对财富的迫切需求，仍然选择与卢世荣携手，共同推行经济改革。他们整治钞法，严禁私人非法贸易，同时对金银进行重新估价，试图扭转元朝的经济困局。
卢世荣初掌权柄时，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确实颇受民间好评，比如减免江南佃农的赋税，提高朝廷内外官员的俸禄，赎回因贫穷而出卖妻儿的江南失业百姓，还有宣布三年内免除百姓们的包银负担。此外，针对日渐疲敝的钞法，卢世荣借鉴汉唐经验，提议在全国范围内收集铜材铸造至元铜钱，并推出新款绫券与纸钞并行流通。当忽必烈亲眼目睹卢世荣呈上的绫券样品时，他满心欢喜，连连赞叹：“这项便民政策，一定要尽快实施！”
得到了忽必烈如此坚定的支持，卢世荣愈发大胆创新，脑筋飞速运转，旋即又抛出了一份全新的经济改革计划：
在泉州和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提供船只和本金，鼓励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利润官府得七成，商人得三成，同时严禁私自出海贸易，查获者没收其携带的财物，官府买入；隐瞒者允许举报，查实后没收其财产，一半奖励给举报人。目前国家虽然设有常平仓，但实际上储备匮乏。卢世荣提出无需额外花费一分钱，只要充分利用权势者占有的铁矿资源，由官府设立冶铁工坊铸造成器皿售卖，所得利润与常平盐课合并，用来购粮存储，待市场粮价上涨时出售，这样既能保证物价平稳，又能获取丰厚收益。尽管国家设立了平准机构，但由于缺少专业运营人才，导致钞法漏洞百出，物价飙升。他建议各路设立平准周急库，降低贷款利息，以帮助贫困百姓，这样一来借贷人数增多，本金也能得到保障。同时，朝廷已增加了在京官员的俸禄，但地方州郡还未跟上，卢世荣主张在各大都市设立市易司，统一管理集市经纪人，按照货物价值抽取4%的手续费，其中40%支付给经纪人，60%作为官吏俸禄。蒙古帝国以骑兵得天下，依赖羊马而非粮食补给，卢世荣提议在上都、隆兴等地，用官款换取丝绸布帛，再到北方交换羊马，雇佣蒙古人进行饲养，产出的皮毛、筋骨、酥酪等产品，政府提取其中80%，剩余20%归牧者所有。这样，马匹可用于备战，羊群可供赏赐。
忽必烈听到卢世荣的陈词，不断点头赞同，对于卢世荣提出的动用国库资金购买马匹交由蒙古族人饲养，政府坐享收益的策略尤为赞许，他深沉地回应：“这项提案甚好，连太祖时期也曾考虑却未能实行，朕定会好好斟酌。”
卢世荣见忽必烈如此表态，内心欣喜若狂，但他也深知树大招风，遂俯首禀告：“陛下，微臣行事难免触动他人利益，恐怕日后会有不少人在陛下面前诋毁微臣，臣实在惶恐不安，恳请陛下庇护。”
忽必烈一听，立即给予卢世荣极大的安慰：“你无需担忧朕会对你有何不利，倒是你要小心自身的安全。正如勇猛的猎犬总会惹来狐狸的嫉恨，朕怎会因此而不喜爱呢？你所做的一切正是朕的心愿。现在朕就命安童给你增派侍卫加强保护。”不仅如此，忽必烈还亲自下令提升卢世荣身边的侍从人数，足见此时这位财政大臣在忽必烈心中的分量之重。
卢世荣借机进一步巩固势力，奏请将六部晋升为二品官阶，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并采纳了撤销行台、改设提刑转运司，使之兼管财务税收的举措。紧接着，卢世荣创立了一个名为“规措所”的全新五品机构，挑选的官员都是精明干练的商人。忽必烈对此不解，卢世荣迅速解释道：“规措所就是专门规划管理财政的部门。”老皇帝听后，即刻批准建立。
卢世荣再接再厉，又向忽必烈进言：“天下有才能理财的人士，早年多在阿合马麾下效力，如今这些人却被打入冷宫，岂能因为一人之过而浪费全部人才。臣想从中选拔部分人才重用，却又担心有人指责我启用罪犯。”
忽必烈细思之下认为卢世荣说得颇有道理，便答复：“只要是可用之才，不妨予以任用。”
就这样，过去曾围绕在阿合马身边的一些人脉关系网成员，经卢世荣提议，逐渐得以重新启用，再度活跃于权力舞台。
卢世荣推行的财政革新措施，在实际操作中犹如一团乱麻，许多设想根本无法落实。皇太子真金一针见血地表达了异议：“财富并非天赐，如何能年复一年地榨取利润？只怕这样下去，百姓的血汗都将耗尽在这无底洞里。这不只是祸害民众，卢世荣实际上已成了国家的一大蛀虫！”
曾经力荐卢世荣的桑哥，在得知真金太子这般犀利批判后，顿时感到事态严重，赶忙与卢世荣划清界限，不再与其保持紧密联系。
与此同时，忽必烈对卢世荣的信任一如既往，坚持着“你办事，我安心”的态度，因而继续他的例行巡游至上都。在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朝廷实行的是独特的两都制度：每年春暖花开的三月至秋高气爽的九月，忽必烈常驻上都（即开平），而在其余季节则转回大都处理政务。这一制度借鉴了更早的辽朝皇帝的“五都捺钵”传统，鉴于蒙古与契丹同属游牧文化，蒙古人将契丹的四季捺钵巡幸体系进行了简化，将其转变为专属的“两都制”。后来清朝在承德建造避暑山庄，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体现了类似的皇家迁移办公的体制。
卢世荣出任中书省要职不过短短数日，便倚仗着皇帝的特别信任，胆大妄为，无视丞相的地位，俨然一副中书省的实际操控者模样。若有朝臣与他意见相左，哪怕只是细微分歧，也会被他栽赃为“违抗圣旨”，进而遭到无情杀害。如此高压之下，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连丞相安童等人也无法忍受这位汉人官员如此专横跋扈，逾越职权。
几个月过去了，卢世荣主导的“经济改革”非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弊端重重。安童等人察觉到改革措施实为无稽之谈，深恐将来会对自身带来牵连，于是他们组织御史们起草了一份奏疏，列举卢世荣的累累罪行：
卢世荣以苛捐杂税榨取民脂民膏，使国家积累了深深的民怨，预计未来民间财力将日益枯竭，天下财力也将随之耗尽。细究其言行，早已背离初衷：起初他声称能恢复钞法正常运作，如今却让钞法弊端更加严重；起初他保证物价会自然下降，现今各类物品价格反而更高；当初他说能增加国库收入至三百万锭，且不加重民间负担，而今却强迫各地官员虚报数字以达成目标；他曾扬言要让百姓安居乐业，现如今所做的全是扰民伤财之举。如果不早日改变他的政策，等到事情败露，届时即便是剪除了蛀虫，国家的肌体也已病入膏肓。
在上都的忽必烈收到御史大夫转呈的这份奏章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右丞相安童召集朝廷重臣研讨对卢世荣的弹劾事宜。紧接着，他又派人将卢世荣押解至上都，准备亲自审理此案。
经过一番严密审讯，卢世荣的重大罪行逐一揭露：一是未经丞相安童许可，擅自挪用了二十万锭钞票；二是擅自将六部官阶提升至二品；三是绕过枢密院，擅自调派行省一万两千人前往济州；四是提拔了一批阿合马的余党，为害公义，扰乱民生。
不久，在一次忽必烈与众臣的廷议中，沦为阶下囚的卢世荣“痛哭流涕，一一坦白”，他这样做其实是企图以承认错误的方式替老皇帝忽必烈掩饰一部分过失，毕竟他所犯的第二项和第四项罪行都有忽必烈的默许。一开始，这招还真起到了作用，忽必烈并未立刻下令处决卢世荣，只是将其打入了大牢。
然而，当得知真金太子对卢世荣深恶痛绝，原本推荐卢世荣上台的桑哥也不敢再替他说话，没有勇气站出来救援。
到了年终，忽必烈眼见敛财计划失败，对卢世荣的愤慨之情愈发强烈，于是询问身边的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看法。这些大臣早就厌恶卢世荣的敛财恶行，连忙禀报：“最近新晋中书省的汉官议论纷纷，都说卢世荣已经认罪服法，每一条指控都证据确凿，然而他至今仍在狱中享受‘特殊待遇’，白白耗费粮食。”
这席话点燃了年迈且肥胖的忽必烈的怒火，他当下下令将卢世荣押往闹市斩首示众，并让人将卢世荣一百多斤的肥膘割下，送去御花园喂食那些珍稀的飞禽和水獭。
阿合马的尸首便宜了野狗，卢世荣的肥肉滋养了鸟兽，这两位“敛财鬼才”的结局竟然是异曲同工地惨烈。阿合马风光了十九年，而卢世荣从上位到垮台仅仅一年光景，真是天壤之别。
卢世荣被捕治罪，进一步激发了元廷中儒臣与财臣两大阵营间的矛盾，双方斗争愈演愈烈，不料真金太子却在这场漩涡中成为牺牲品。1281年，真金太子的母亲察必病逝，两年后忽必烈立弘吉剌氏的南必为皇后。随着年事渐高，忽必烈逐渐减少接见群臣，南必皇后则开始频繁处理朝政。为此，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中有官员上书谏言：“皇上年事已高，应当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皇后不应过多插手朝政。”这类儒家式的观点，在以往汉族朝代或许尚能接受，但在崇尚强权的蒙古帝王看来，无疑是极为冒犯且难以容忍的行为。
阿合马余党的塔即古等人抓住这个机会，以理算为由，迅速查封了御史台的奏章，并将此事报告给了忽必烈。
得知有人欲迫使自己退位给太子真金，忽必烈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前往御史台审查相关奏章。面对无法掩盖的事实，御史大夫月律鲁慌忙求助于丞相安童，两人一同觐见忽必烈，详细陈述了整件事的经过，并指出塔即古本就是阿合马的余孽，试图利用此事陷害皇太子。在心腹大臣的劝解下，忽必烈的怒火稍有平息。然而，真金太子因数日内的恐惧忧虑，身体状况急剧下滑，不久便因病去世，享年仅四十三岁。元成宗即位后，追封其父真金太子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因此，尽管儒臣派在朝廷内部暂时取得了优势，但他们失去了核心领袖皇太子真金，损失之大，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