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给我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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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接到这个通知后,脑子像塞进了一条棍子,几天都回不过神来。想到我进入这个学校后,从来没有干过偷鸡摸狗的事,没有主动伤害过谁,学习也不是多么差,还当了四年的班长,但是我却得了两次处分,在领导和老师的心目中,我成了一个屡教不改的坏学生。因此,在得了处分的那夜,我失眠了,平生第一次,我睁着眼睛躺到天亮。
好友陈睿斯和赵志涛看出我心情不好,第二天特意将我叫了出去,在小饭馆里要了几个菜,赵志涛提了一瓶酒,来安慰我,劝我想开些,说只有一年时间,眨眼就过去了。说赵元的儿子本来今年也毕业,但进了监狱,你蹲在学校,总比蹲在监狱强吧?让我向孔乙己学习,遇到不好的事,尽量乐观些。那年头,人们都喜欢议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动不动就拿孔乙己劝人慰己。我当时虽然闷头喝酒,心里想:我只能用“孔乙己”的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了。
没有多久,班里的同学要离校了,陈睿斯和赵志涛要离校了,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刘芳也要离校了,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看着他们校门前沿着依山绕行的道路走向远处,我的目光随着他们的身影拉长,延伸,最后又收回来,这样重复了几次。在送走最后一批同学时,我看着空荡荡的院子,想想这些与我处了四年的同学,像鸟儿一样各奔东西,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而我还要在这里待一年,还要面对几位我不愿面对的老师。在这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了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感到心空得能装进远处的山头。在那么一瞬间,我突然鼻子发酸,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我本身是个性格比较强硬的人,轻易不落泪。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任它在我的心里、我的脸上放肆地流着。
在我边哭边走的时候,遇到了学生工作部的部长,他知道我的情况,见我情绪很差,就一路陪着我,说着安慰的话,让我鼓起精神,不要想得太多,说年轻人受点磨练,对今后的发展有利。他说着,我听着,他一直把我送到学校给我安排的那间小房子前,才离开。
哭过之后,我的心就渐渐平静了。人家走了,我还留着,在家人面前,我得为自己的留校说个理由。为此,我给父亲和奶奶说:“校领导让我暂时在学校工作一年,尽管工资很低,但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好处。”
这是我安慰家人唯一的说辞。但是过后想起,如果没有这一年的历练,就没有我后来在石油行业的崛起。有时候,老天要成就一个人,就要你饱受一些磨难,从一些成功人士的经历看,你不得不信。
1991年到1992年,对我来说,是个比较尴尬的一年。说是学生,但我没有课上;说是工人,但我没工资。我只有以一个四不像的身份蜷缩在学校后院那个小小的房子里。当然,针对我个人,学校也做了一定的安排——把我放在了学校的后勤科。因为学校对我的教学工作终止了,我只有参加劳动。后勤科就是我参加劳动的单位。一把手科长叫刘汉文。我报到之后,他郑重地对我说道:“从今以后,你必须要按照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来要求自己。”
我说:“对。”
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装作知道,答应得很痛快。
他又说:“你的具体工作就是待在我办公室对面的房子里,我随时叫,你必须马上就站在我面前。”
我说:“对。”
刘汉文:“如果我要叫张三李四,你必须在三五分钟内把人叫到我办公室!”
我说:“对。”
后勤科有个齐进玉的人,他是搞后勤的,譬如床板啊,垫子啊什么的,领出与存放,包括桌凳的维修,都由他管。得知我的情况后,对我比较同情,闲了跟我聊,有时候还带我到他家去吃饭,也经常指点我如何干工作,如何与领导打交道等等,凡是常识性的东西,都给我讲讲,目的让我无论是大活小活,尽量把活儿干好。由于我的一些同学离开时,都约定与我写信联系,因此我来信比较多。齐进玉经常从信箱帮我往回拿信,有时还把与我名字相近的人的信拿来了,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是好的,知道信件对我来说,是打发心情的一种方式,所以喜欢给我送信。
由于我与后勤上好多人不认识,刘汉文让我叫个张三李四,我不知其什么身份,怎么称呼,所以这个时候就去问一下齐金玉,才能跑去叫。在齐进玉的帮助下,后勤工作虽然杂七杂八的,没有头绪,但我尽力而为,几乎没出啥差错。
没有多久,刘科长突然让我去喂猪。由于学校后面养了几头猪,估计养猪的人有事走了,他叫我去接替。他说养猪工作比较单纯一些,也适合年轻人干。我虽然出身农村,从小与猪羊牲口打交道,这个活儿我肯定能干。但是,这是学校,不是我家里,喂猪的事儿我肯定不干。所以,他的话一出口,我就冒火了,炸弹似的扔了一句“我不干!”没等刘汉文解释,我就转身走了。
几年后,我在一个同学口中听到了这样的传言,说我去喂猪了,最后在一气之下,把学校的猪都给毒死了。说毒药是一个兽医给我开的,那个兽医还是我的亲戚。我确实有这么个亲戚在长庆桥当兽医,但是绝对没有这档子事,真是捕风捉影,子无须有!就问这个传言是谁说的?同学说是赵志涛说的。我当时一笑,说赵志涛还不是拿我开涮,逗大家开心而已。
我抗拒了几天后,刘汉文见我执意不去养猪,就把我打发到了车队。
车队是学校总务科下设的一个部门,管十几辆车。队长姓陆,叫建德,他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就让我搞统计,主要统计车队的油料和行驶里程这些事,当时我没有工资,但是学校给车队队员发福利品的时候,陆建德都要给我争取。譬如学校发10斤梨,陆建德就会给我10斤。可刘汉文对我不是这样,有一次发东西,他说:“像李小峰这个情况,给上5斤就行了。”
我听到后,心里很尴尬,但是我装聋作哑,什么话都没说。当时我抱了这个决心,在这一年,即使有人将屎拉在我脸上,我二话不说都擦了。因为再有闪失,我就不是毕业的问题,而是被开除的问题了。熬了四五年,如果被开除了,傻子都会觉得不划算。
由于我没有工资,吃饭穿衣得要钱啊。陆建德为了照顾我,让我在校车上当服务生。校车每天往返于西峰和长庆桥,拉送教职工,来回近百里路。平时往返的路上,总遇到挡车的路人。陆建德就叮咛司机:途中如果遇到人,就拉上,让李小峰收点路费。那司机叫朴思明,是个中年人,很和善,答应了陆建德。除此之外,路建德还让我跟一跟石油医院的救护车,救护车有时候往平凉送病人,回来时空车,也可以拉人,让我挣点钱。
后来,陆建德还组织了一次捐款,说我没工资,应该照顾照顾。由于我对每个人都很客气,工作又积极,因此人缘比较好。捐款时有的捐5元,有的捐10元。当然,捐10元的都是陆建德等学校领导。那时候才是几十元的工资,5元、10元也是不小的数额。最后统计下来,我拿到了125元的捐款。
当陆建德把这125元交到我手里时,按理说我应该很激动,但是,当时我突然鼻子发酸,心里五味杂陈,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当时我想,我怎么能落到这个地步?居然要靠捐款生活?为此,在拿到钱的这一刻,我心里比较难受,更多的是有种羞愧和自卑的感觉。因为我是个背了处分的人,是一个留级在校的人,好学生应该受到支助,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啊。所以,我哭了。当时我哭着想道:假如今生我有发达的一天,我一定要把这种捐款的善举加倍地偿还给社会!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一定要奋发图强,自立起来,以后再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捐款了!
学校为我捐款的事儿,很快被那个叫朴思明的司机知道了。他开的大轿子车经常往靖边的油田上送人。有一次,我替班跟车服务。在回来的路上,是空车。车经过定边、盐池、怀县、曲子、庆城、西峰等地方时,只要见到路边有人等公共车,他有意停下来让上人。他开车我收钱,到了长庆桥,一共收了300多元。我给他交钱时,他说:“我要这钱干啥呢?路队长专门安排给你拾点钱,你就拿上吧。”
我说:“这太多了。”
他说:“这车一月也出来不了几次,你拿上零用,我好歹有工资,比你强。”不论我怎么给,他一分不要。
这个举动,至今我想起来难以忘怀。遗憾的是,还没有等到我回报他,他就出事故去世了。
当我接到这个通知后,脑子像塞进了一条棍子,几天都回不过神来。想到我进入这个学校后,从来没有干过偷鸡摸狗的事,没有主动伤害过谁,学习也不是多么差,还当了四年的班长,但是我却得了两次处分,在领导和老师的心目中,我成了一个屡教不改的坏学生。因此,在得了处分的那夜,我失眠了,平生第一次,我睁着眼睛躺到天亮。
好友陈睿斯和赵志涛看出我心情不好,第二天特意将我叫了出去,在小饭馆里要了几个菜,赵志涛提了一瓶酒,来安慰我,劝我想开些,说只有一年时间,眨眼就过去了。说赵元的儿子本来今年也毕业,但进了监狱,你蹲在学校,总比蹲在监狱强吧?让我向孔乙己学习,遇到不好的事,尽量乐观些。那年头,人们都喜欢议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动不动就拿孔乙己劝人慰己。我当时虽然闷头喝酒,心里想:我只能用“孔乙己”的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了。
没有多久,班里的同学要离校了,陈睿斯和赵志涛要离校了,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刘芳也要离校了,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看着他们校门前沿着依山绕行的道路走向远处,我的目光随着他们的身影拉长,延伸,最后又收回来,这样重复了几次。在送走最后一批同学时,我看着空荡荡的院子,想想这些与我处了四年的同学,像鸟儿一样各奔东西,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而我还要在这里待一年,还要面对几位我不愿面对的老师。在这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了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感到心空得能装进远处的山头。在那么一瞬间,我突然鼻子发酸,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我本身是个性格比较强硬的人,轻易不落泪。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任它在我的心里、我的脸上放肆地流着。
在我边哭边走的时候,遇到了学生工作部的部长,他知道我的情况,见我情绪很差,就一路陪着我,说着安慰的话,让我鼓起精神,不要想得太多,说年轻人受点磨练,对今后的发展有利。他说着,我听着,他一直把我送到学校给我安排的那间小房子前,才离开。
哭过之后,我的心就渐渐平静了。人家走了,我还留着,在家人面前,我得为自己的留校说个理由。为此,我给父亲和奶奶说:“校领导让我暂时在学校工作一年,尽管工资很低,但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好处。”
这是我安慰家人唯一的说辞。但是过后想起,如果没有这一年的历练,就没有我后来在石油行业的崛起。有时候,老天要成就一个人,就要你饱受一些磨难,从一些成功人士的经历看,你不得不信。
1991年到1992年,对我来说,是个比较尴尬的一年。说是学生,但我没有课上;说是工人,但我没工资。我只有以一个四不像的身份蜷缩在学校后院那个小小的房子里。当然,针对我个人,学校也做了一定的安排——把我放在了学校的后勤科。因为学校对我的教学工作终止了,我只有参加劳动。后勤科就是我参加劳动的单位。一把手科长叫刘汉文。我报到之后,他郑重地对我说道:“从今以后,你必须要按照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来要求自己。”
我说:“对。”
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装作知道,答应得很痛快。
他又说:“你的具体工作就是待在我办公室对面的房子里,我随时叫,你必须马上就站在我面前。”
我说:“对。”
刘汉文:“如果我要叫张三李四,你必须在三五分钟内把人叫到我办公室!”
我说:“对。”
后勤科有个齐进玉的人,他是搞后勤的,譬如床板啊,垫子啊什么的,领出与存放,包括桌凳的维修,都由他管。得知我的情况后,对我比较同情,闲了跟我聊,有时候还带我到他家去吃饭,也经常指点我如何干工作,如何与领导打交道等等,凡是常识性的东西,都给我讲讲,目的让我无论是大活小活,尽量把活儿干好。由于我的一些同学离开时,都约定与我写信联系,因此我来信比较多。齐进玉经常从信箱帮我往回拿信,有时还把与我名字相近的人的信拿来了,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是好的,知道信件对我来说,是打发心情的一种方式,所以喜欢给我送信。
由于我与后勤上好多人不认识,刘汉文让我叫个张三李四,我不知其什么身份,怎么称呼,所以这个时候就去问一下齐金玉,才能跑去叫。在齐进玉的帮助下,后勤工作虽然杂七杂八的,没有头绪,但我尽力而为,几乎没出啥差错。
没有多久,刘科长突然让我去喂猪。由于学校后面养了几头猪,估计养猪的人有事走了,他叫我去接替。他说养猪工作比较单纯一些,也适合年轻人干。我虽然出身农村,从小与猪羊牲口打交道,这个活儿我肯定能干。但是,这是学校,不是我家里,喂猪的事儿我肯定不干。所以,他的话一出口,我就冒火了,炸弹似的扔了一句“我不干!”没等刘汉文解释,我就转身走了。
几年后,我在一个同学口中听到了这样的传言,说我去喂猪了,最后在一气之下,把学校的猪都给毒死了。说毒药是一个兽医给我开的,那个兽医还是我的亲戚。我确实有这么个亲戚在长庆桥当兽医,但是绝对没有这档子事,真是捕风捉影,子无须有!就问这个传言是谁说的?同学说是赵志涛说的。我当时一笑,说赵志涛还不是拿我开涮,逗大家开心而已。
我抗拒了几天后,刘汉文见我执意不去养猪,就把我打发到了车队。
车队是学校总务科下设的一个部门,管十几辆车。队长姓陆,叫建德,他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就让我搞统计,主要统计车队的油料和行驶里程这些事,当时我没有工资,但是学校给车队队员发福利品的时候,陆建德都要给我争取。譬如学校发10斤梨,陆建德就会给我10斤。可刘汉文对我不是这样,有一次发东西,他说:“像李小峰这个情况,给上5斤就行了。”
我听到后,心里很尴尬,但是我装聋作哑,什么话都没说。当时我抱了这个决心,在这一年,即使有人将屎拉在我脸上,我二话不说都擦了。因为再有闪失,我就不是毕业的问题,而是被开除的问题了。熬了四五年,如果被开除了,傻子都会觉得不划算。
由于我没有工资,吃饭穿衣得要钱啊。陆建德为了照顾我,让我在校车上当服务生。校车每天往返于西峰和长庆桥,拉送教职工,来回近百里路。平时往返的路上,总遇到挡车的路人。陆建德就叮咛司机:途中如果遇到人,就拉上,让李小峰收点路费。那司机叫朴思明,是个中年人,很和善,答应了陆建德。除此之外,路建德还让我跟一跟石油医院的救护车,救护车有时候往平凉送病人,回来时空车,也可以拉人,让我挣点钱。
后来,陆建德还组织了一次捐款,说我没工资,应该照顾照顾。由于我对每个人都很客气,工作又积极,因此人缘比较好。捐款时有的捐5元,有的捐10元。当然,捐10元的都是陆建德等学校领导。那时候才是几十元的工资,5元、10元也是不小的数额。最后统计下来,我拿到了125元的捐款。
当陆建德把这125元交到我手里时,按理说我应该很激动,但是,当时我突然鼻子发酸,心里五味杂陈,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当时我想,我怎么能落到这个地步?居然要靠捐款生活?为此,在拿到钱的这一刻,我心里比较难受,更多的是有种羞愧和自卑的感觉。因为我是个背了处分的人,是一个留级在校的人,好学生应该受到支助,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啊。所以,我哭了。当时我哭着想道:假如今生我有发达的一天,我一定要把这种捐款的善举加倍地偿还给社会!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一定要奋发图强,自立起来,以后再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捐款了!
学校为我捐款的事儿,很快被那个叫朴思明的司机知道了。他开的大轿子车经常往靖边的油田上送人。有一次,我替班跟车服务。在回来的路上,是空车。车经过定边、盐池、怀县、曲子、庆城、西峰等地方时,只要见到路边有人等公共车,他有意停下来让上人。他开车我收钱,到了长庆桥,一共收了300多元。我给他交钱时,他说:“我要这钱干啥呢?路队长专门安排给你拾点钱,你就拿上吧。”
我说:“这太多了。”
他说:“这车一月也出来不了几次,你拿上零用,我好歹有工资,比你强。”不论我怎么给,他一分不要。
这个举动,至今我想起来难以忘怀。遗憾的是,还没有等到我回报他,他就出事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