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十四章 千疮百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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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巡按御史，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是暗访，不惊动当地官府时查看民情，却发现在扬州的许多猫腻，首先是盐价，扬州的官盐很贵，一斤官盐价格在120文钱左右，可是京城的盐价只要70文左右，这就怪了，京城的盐就是通过漕运而来，应该反过来才是。事出反常必有妖，总不能扬州府贴银子卖盐运往京城吧？没听说过户部拨银给扬州府补盐的差价。
章子俊想不明白，想问问陶鲁，可奇怪的是老狐狸陶鲁含糊其词，后然干脆躲了，后然在御史胡靖口中得知，此事跟总督漕运兼巡抚的刘文相关，而刘文的后台是刘翊，胡靖也是无奈地说道：“此事早就有所耳闻，为了稳定京城盐价，用扬州北上的粮价补偿官盐差价。”
这就是说提高粮价来补偿盐价，中间的操作就是总督漕运刘文而为，也是得到内阁默许的，章子俊听后直怕大腿，连呼高，高，真高明。
难怪京城粮价居高不下，天灾后已经几年了，还是闹饥荒，原来源头在这里。
每一个朝中大佬，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在这个小圈子里要有自己的“自留地”，这块“自留地”就要有搂钱的渠道，提供源源不断的银子供上下打点办事用。
比如王家的商贸其后台就是都督佥事徐恭的关照，而徐恭的后台还有浚国公陈懋顶着，每年王家的一部份银钱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徐恭用来“打点”各方的利益，换取官府的便利。
总督漕运刘文也是利用手中的便利，用盐及粮食的差价套取利益，为朝堂上的刘翊铺平道路，刘文的外甥在扬州开有江南商行，经营的就是盐、大米、茶叶、丝绸靠着刘文的漕运，把货运往扬州，把盐高价卖出，这其中又能大赚一笔。
像这样的“自留地”已经成为了惯例，比如首辅万安在各地的规模比之总督漕运刘文的大，更加直接，投靠万安的地方官员更多，而刘吉刘棉花在老家自成一套，表面上做的不那么显眼，对于这样的状况，难怪陶鲁会躲开，如果要查下去，全是烂泥深陷其中。
那么扬州知府、盐道衙门往下两淮都转运使司、八大巡盐御史衙门、下辖11个巡检司：白塔河巡检司、安东坝巡检司、西场巡检司、西溪巡检司、安丰巡检司、海安巡检司、掘港巡检司、石港巡检司、庙湾巡检司、长乐巡检司、临兴巡检司。
这些部门各自也有“自留地”，一样有搂钱的渠道法子，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朝中自有一些得不到其中好处的官员，从成化六年开始不断上奏其中之弊，其中兵部尚书白圭等上言：陕西屡遭寇掠，加以官府酷虐，百姓辗转流徙，困苦之极，倘不加赈恤，恐民饥盗起。况四川、两广之乱未息，福建、浙江病役流行，四方灾异频发，荆襄流民动以数十万计，衣食所迫，奸盗由之，不可不防。乞命两京贤能大臣循行天下，考核政事得失，黜罢不才官吏，询究军民利病，切断官吏利益，罢害兴利。
看看，大家不是不明白，想要去改变，首先在朝堂之上，当初朱见深得奏后也遂命刑部左侍郎曾翚往浙江，户部左侍郎原杰往河南，右副都御史滕昭往福建，南京右佥都御史吴琛往四川，南京大理寺卿夏时正往江西，大理寺少卿宋旻往大名等府，待秋成无事之后回京具奏。南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湖广、荆襄、两广、贵州俱有巡抚都御史，而云南多系土官，均不必遣使。
这种不痛不痒的遣使根本就是做做样子，事情到了现在，已经成为了固定惯例，考核政事得失，黜罢不才官吏，谁去做这样的恶人，弄不好谁碰谁死。
明朝在建国之初,就设立了特殊户籍——灶籍,灶户是一个特殊群体。
由于灶户身份的特殊性,在不同时期,灶户的生存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明初,两淮灶户在明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于盐场中进行强制性劳役,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生存状态艰辛窘迫。
明中期后,由于收入水平急剧恶化、有司不断勾扰、盐场秩序陷入混乱、大量灶户失去生产资料等原因,两淮灶户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大量灶户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逃亡或私煎私贩,从而导致两淮私盐泛滥,盐课征收困难,进而影响朝廷财政收入。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图缓解盐政危机,但收效甚微。这一时期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赋役折银成为趋势,加之灶户的逃亡与私贩成风,朝廷在压力下最终进行盐政变革,不断调整余盐政策,最终在万历末实现两淮灶课改折。
现在是成化年间，正是大批灶户逃亡或私煎私贩成风，每一个“小团体”后面就是一位朝廷大佬，这些各级官员把持各自的“要道”从中盘剥，把生产第一线的灶户们弄的无利可图，连生存成了问题。
成化年间私盐盛行，那么灶户为什么会赚不到银呢？虽然自明洪武年间开始，就沿袭元制，奉行“买补余盐”之制，即完成制盐正课以外，多产的“余盐”也会由官方用相应的生活物资来交换。
但随着“占窝”现象的日益盛行，商人在购买高价“存积盐”之下，其售卖的价格自然也不会低，所以民间的食盐价格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提升，那么也就相当于这些“灶户”手中的“余盐”是有机会卖出更高的价格才对。
并且，明朝盐场也并非一个，乃是分布在全国各地，故而也就有相当一部分身处偏远地区的“灶户”凭借着“天高皇帝远”的优势将余盐私卖给盐贩或者盐枭。然后这些盐贩再假冒官印售卖。这种盐便是“私盐”。
官盐卖不出去，百姓明显更青睐于价格更为低廉的“私盐”，即便朝廷一再增强对私盐的打击力度，但终究无济于事，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明朝盐政体系也不是没有改过，还拿明仁宗朱高炽的那个例子来讲吧，降低了“官盐”的价格，之后到了明代宗朱祁钰执政时期，还曾将“存积增至六分”，顾名思义，就是调整了“常股盐”跟“存积盐”的比例。 。
从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初期，“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制定了一系列的食盐专营举措。但问题是明朝的食盐“开中法”规定，食盐“八分给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贮於官，曰存积，遇边警，始召商中纳”，也就是说，明初盐场的盐会有80％作为提供给商贾交易的盐，同时还会有20％用作于官方战略储备。
顾名思义，就是由官方掌管，专门用来跟商人交换军需物资的盐，所以，受“仓储”成本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常股者价轻，中存积者价重”，也就是“存积盐”的价格要更高一点。
按常理来讲，商人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势必会选择价格相对优惠的“常股盐”，然后将其流入市场，这个没错吧？可事实上，却俨然是呈现出一种商贾“争趋存积”的现象。
其原因就正是因为普通商户用盐引兑换“常股盐”所需要的时间太久了，甚至还有“祖孙相代不得者”，明摆着就是有特权阶层从中作梗，凭借“特权”插队，也就是所谓的“占窝”现象。刻意营造出一种“常股盐”滞销的现象。然后这些特权阶层再通过向统治者奏讨“残盐”的形式获得盐引，继而高价出售给商人，“卖窝罔利”。如此一来，普通商户苦等多年，却求而不得。那么苦求“常股盐”而不得的商人除了兑换价格更高的“存积盐”以及购买特权阶层手中的“常股盐”盐引以外，又还有什么办法呢？办法自然也有，就是购买“私盐”。
现在明白了什么是“常股盐”，什么是“存积盐”，什么是“占窝”，什么是私盐。
章子俊很明白，有人故意提高产地盐价，一方面是因为皇室宗亲、官员等特权阶层为了谋利而刻意占窝，继而“卖窝谋利”，破坏了明朝的盐政制度，使得官盐滞销，而商户又不愿意买高价盐，自然便会想方设法的买一些“低价盐”，即“灶户”手中的“余盐”。
正因为此，整个扬州交易的全是“私盐”。而官盐的价格却高的离谱，刘文、刘翊把持着官盐的定价，从侧面让灶户们去制作私盐，反正大家吃的盐很便宜，只要百姓不闹，官府不究，刘文低价买进这些私盐，充作官盐高价卖出，在这个中间原本最受益的变成了最受伤就是灶户了。
作为巡按御史，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是暗访，不惊动当地官府时查看民情，却发现在扬州的许多猫腻，首先是盐价，扬州的官盐很贵，一斤官盐价格在120文钱左右，可是京城的盐价只要70文左右，这就怪了，京城的盐就是通过漕运而来，应该反过来才是。事出反常必有妖，总不能扬州府贴银子卖盐运往京城吧？没听说过户部拨银给扬州府补盐的差价。
章子俊想不明白，想问问陶鲁，可奇怪的是老狐狸陶鲁含糊其词，后然干脆躲了，后然在御史胡靖口中得知，此事跟总督漕运兼巡抚的刘文相关，而刘文的后台是刘翊，胡靖也是无奈地说道：“此事早就有所耳闻，为了稳定京城盐价，用扬州北上的粮价补偿官盐差价。”
这就是说提高粮价来补偿盐价，中间的操作就是总督漕运刘文而为，也是得到内阁默许的，章子俊听后直怕大腿，连呼高，高，真高明。
难怪京城粮价居高不下，天灾后已经几年了，还是闹饥荒，原来源头在这里。
每一个朝中大佬，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在这个小圈子里要有自己的“自留地”，这块“自留地”就要有搂钱的渠道，提供源源不断的银子供上下打点办事用。
比如王家的商贸其后台就是都督佥事徐恭的关照，而徐恭的后台还有浚国公陈懋顶着，每年王家的一部份银钱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徐恭用来“打点”各方的利益，换取官府的便利。
总督漕运刘文也是利用手中的便利，用盐及粮食的差价套取利益，为朝堂上的刘翊铺平道路，刘文的外甥在扬州开有江南商行，经营的就是盐、大米、茶叶、丝绸靠着刘文的漕运，把货运往扬州，把盐高价卖出，这其中又能大赚一笔。
像这样的“自留地”已经成为了惯例，比如首辅万安在各地的规模比之总督漕运刘文的大，更加直接，投靠万安的地方官员更多，而刘吉刘棉花在老家自成一套，表面上做的不那么显眼，对于这样的状况，难怪陶鲁会躲开，如果要查下去，全是烂泥深陷其中。
那么扬州知府、盐道衙门往下两淮都转运使司、八大巡盐御史衙门、下辖11个巡检司：白塔河巡检司、安东坝巡检司、西场巡检司、西溪巡检司、安丰巡检司、海安巡检司、掘港巡检司、石港巡检司、庙湾巡检司、长乐巡检司、临兴巡检司。
这些部门各自也有“自留地”，一样有搂钱的渠道法子，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朝中自有一些得不到其中好处的官员，从成化六年开始不断上奏其中之弊，其中兵部尚书白圭等上言：陕西屡遭寇掠，加以官府酷虐，百姓辗转流徙，困苦之极，倘不加赈恤，恐民饥盗起。况四川、两广之乱未息，福建、浙江病役流行，四方灾异频发，荆襄流民动以数十万计，衣食所迫，奸盗由之，不可不防。乞命两京贤能大臣循行天下，考核政事得失，黜罢不才官吏，询究军民利病，切断官吏利益，罢害兴利。
看看，大家不是不明白，想要去改变，首先在朝堂之上，当初朱见深得奏后也遂命刑部左侍郎曾翚往浙江，户部左侍郎原杰往河南，右副都御史滕昭往福建，南京右佥都御史吴琛往四川，南京大理寺卿夏时正往江西，大理寺少卿宋旻往大名等府，待秋成无事之后回京具奏。南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湖广、荆襄、两广、贵州俱有巡抚都御史，而云南多系土官，均不必遣使。
这种不痛不痒的遣使根本就是做做样子，事情到了现在，已经成为了固定惯例，考核政事得失，黜罢不才官吏，谁去做这样的恶人，弄不好谁碰谁死。
明朝在建国之初,就设立了特殊户籍——灶籍,灶户是一个特殊群体。
由于灶户身份的特殊性,在不同时期,灶户的生存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明初,两淮灶户在明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于盐场中进行强制性劳役,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生存状态艰辛窘迫。
明中期后,由于收入水平急剧恶化、有司不断勾扰、盐场秩序陷入混乱、大量灶户失去生产资料等原因,两淮灶户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大量灶户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逃亡或私煎私贩,从而导致两淮私盐泛滥,盐课征收困难,进而影响朝廷财政收入。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图缓解盐政危机,但收效甚微。这一时期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赋役折银成为趋势,加之灶户的逃亡与私贩成风,朝廷在压力下最终进行盐政变革,不断调整余盐政策,最终在万历末实现两淮灶课改折。
现在是成化年间，正是大批灶户逃亡或私煎私贩成风，每一个“小团体”后面就是一位朝廷大佬，这些各级官员把持各自的“要道”从中盘剥，把生产第一线的灶户们弄的无利可图，连生存成了问题。
成化年间私盐盛行，那么灶户为什么会赚不到银呢？虽然自明洪武年间开始，就沿袭元制，奉行“买补余盐”之制，即完成制盐正课以外，多产的“余盐”也会由官方用相应的生活物资来交换。
但随着“占窝”现象的日益盛行，商人在购买高价“存积盐”之下，其售卖的价格自然也不会低，所以民间的食盐价格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提升，那么也就相当于这些“灶户”手中的“余盐”是有机会卖出更高的价格才对。
并且，明朝盐场也并非一个，乃是分布在全国各地，故而也就有相当一部分身处偏远地区的“灶户”凭借着“天高皇帝远”的优势将余盐私卖给盐贩或者盐枭。然后这些盐贩再假冒官印售卖。这种盐便是“私盐”。
官盐卖不出去，百姓明显更青睐于价格更为低廉的“私盐”，即便朝廷一再增强对私盐的打击力度，但终究无济于事，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明朝盐政体系也不是没有改过，还拿明仁宗朱高炽的那个例子来讲吧，降低了“官盐”的价格，之后到了明代宗朱祁钰执政时期，还曾将“存积增至六分”，顾名思义，就是调整了“常股盐”跟“存积盐”的比例。 。
从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初期，“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制定了一系列的食盐专营举措。但问题是明朝的食盐“开中法”规定，食盐“八分给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贮於官，曰存积，遇边警，始召商中纳”，也就是说，明初盐场的盐会有80％作为提供给商贾交易的盐，同时还会有20％用作于官方战略储备。
顾名思义，就是由官方掌管，专门用来跟商人交换军需物资的盐，所以，受“仓储”成本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常股者价轻，中存积者价重”，也就是“存积盐”的价格要更高一点。
按常理来讲，商人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势必会选择价格相对优惠的“常股盐”，然后将其流入市场，这个没错吧？可事实上，却俨然是呈现出一种商贾“争趋存积”的现象。
其原因就正是因为普通商户用盐引兑换“常股盐”所需要的时间太久了，甚至还有“祖孙相代不得者”，明摆着就是有特权阶层从中作梗，凭借“特权”插队，也就是所谓的“占窝”现象。刻意营造出一种“常股盐”滞销的现象。然后这些特权阶层再通过向统治者奏讨“残盐”的形式获得盐引，继而高价出售给商人，“卖窝罔利”。如此一来，普通商户苦等多年，却求而不得。那么苦求“常股盐”而不得的商人除了兑换价格更高的“存积盐”以及购买特权阶层手中的“常股盐”盐引以外，又还有什么办法呢？办法自然也有，就是购买“私盐”。
现在明白了什么是“常股盐”，什么是“存积盐”，什么是“占窝”，什么是私盐。
章子俊很明白，有人故意提高产地盐价，一方面是因为皇室宗亲、官员等特权阶层为了谋利而刻意占窝，继而“卖窝谋利”，破坏了明朝的盐政制度，使得官盐滞销，而商户又不愿意买高价盐，自然便会想方设法的买一些“低价盐”，即“灶户”手中的“余盐”。
正因为此，整个扬州交易的全是“私盐”。而官盐的价格却高的离谱，刘文、刘翊把持着官盐的定价，从侧面让灶户们去制作私盐，反正大家吃的盐很便宜，只要百姓不闹，官府不究，刘文低价买进这些私盐，充作官盐高价卖出，在这个中间原本最受益的变成了最受伤就是灶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