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九十四节 战后掠影经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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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从太初三十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了中华民主帝国（法国为5.7％、德国为5.1％、日本为4.2％、意大利为2.8％），但是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仍占有优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中华民主帝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
中华民主帝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民主帝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虽然中华民主帝国没有在战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其经济体制仍保持着较为典型的资本私有制，但是，中华民主帝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国家政策性投资。比如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投资，从太初五年至太初五十年共计175亿中元；对宇航工业的投资，从太初三十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亿中元。中华民主帝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的经济繁荣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对新科技产业部门的投资风险高，因此战后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就主动出面承担起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任务。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在战后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中华民主帝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在“援外”项目下提供的出口在中华民主帝国出口比重中，太初三十年占46％，太初四十年代占30％左右，太初五十年代占20％左右。此外，中华民主帝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特点。首先，从太初三十到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代”。中华民主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太初三十年的5233亿中元上升到太初五十年的10634亿中元；这期间中华民主帝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到了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45％，原油产量的31％，钢产量的43.5％。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拥有汽车1.11亿辆，9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农产品比太初三十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为：（1）上述已经提到的中华民主帝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加强了干预；（2）为应付欧美各国复兴后的挑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3）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4）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5）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
其次，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和南部转移。中华民主帝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中东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传统工业负担的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比如印度沿岸的占据了缅甸、泰国的西南资本家，形成了新西南财团，控制了中华民主帝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商业银行——西南商业银行；而南部的婆罗洲由于战时石油开采和军事工业的扩建也形成了婆罗洲财团。婆罗洲财团在太初四十年就已成为中华民主帝国的第五大财团，其实力仅次于山东财团、江浙财团、广东财团和中原财团。婆罗洲财团的实力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江浙和广东财团展开对抗。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华民主帝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中东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中东部的财团展开竞争。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海洋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大陆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
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中华民主帝国兴起。跨国公司在帝国建立之前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中华民主帝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中华民主帝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中华民主帝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华民主帝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一战后的十年，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年，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中华民主帝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中华民主帝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中华民主帝国标准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和军用车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飞弹、潜艇、航空*器材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中华民主帝国苗氏海佑集团公司在太初三十五年前后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
为了对付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历届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或称作“反周期”措施）,包括金融方面的调整贴现率。在金融市场上买卖证券,采取放松抵押贷款等措施,以及财政方面的增加军费开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减税、免税、退税和“高涨”期间增税）等措施。在私人经济方面，垄断资本企业为了推销过剩商品，采取大量推行消费者信贷、住房建筑抵押贷款等办法。
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使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危机发生了一些变形。即危机期间生产下降幅度较小,最严重的太初四十二年危机期间工业生产只下降15.1%。其次为太初三十二年下降13.5%和最近一次（太初五十四年）下降12.0%。危机过后，萧条和复苏阶段缩短，因而两者间的界限难以区分。经济危机的爆发，无论“中间性危机”还是“非中间性危机”，都比过去较为频繁。
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的上述“反危机”措施以及私人企业的信贷扩张，造成日益加重的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增长率从太初四十年-五十年间的2.8%增至太初五十年～太初六十年间的7.9%，而国民生产总值（按太初五十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率在同期从4.0%降低至3.1%。一面物价加速上涨，一面生产增长速度放慢，而同时，失业人数又不断增长。这种情况形成了所谓“滞胀”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从太初三十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了中华民主帝国（法国为5.7％、德国为5.1％、日本为4.2％、意大利为2.8％），但是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仍占有优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中华民主帝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
中华民主帝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民主帝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虽然中华民主帝国没有在战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其经济体制仍保持着较为典型的资本私有制，但是，中华民主帝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国家政策性投资。比如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投资，从太初五年至太初五十年共计175亿中元；对宇航工业的投资，从太初三十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亿中元。中华民主帝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的经济繁荣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对新科技产业部门的投资风险高，因此战后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就主动出面承担起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任务。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在战后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中华民主帝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在“援外”项目下提供的出口在中华民主帝国出口比重中，太初三十年占46％，太初四十年代占30％左右，太初五十年代占20％左右。此外，中华民主帝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特点。首先，从太初三十到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代”。中华民主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太初三十年的5233亿中元上升到太初五十年的10634亿中元；这期间中华民主帝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到了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45％，原油产量的31％，钢产量的43.5％。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拥有汽车1.11亿辆，9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农产品比太初三十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为：（1）上述已经提到的中华民主帝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加强了干预；（2）为应付欧美各国复兴后的挑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3）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4）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5）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
其次，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和南部转移。中华民主帝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中东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传统工业负担的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比如印度沿岸的占据了缅甸、泰国的西南资本家，形成了新西南财团，控制了中华民主帝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商业银行——西南商业银行；而南部的婆罗洲由于战时石油开采和军事工业的扩建也形成了婆罗洲财团。婆罗洲财团在太初四十年就已成为中华民主帝国的第五大财团，其实力仅次于山东财团、江浙财团、广东财团和中原财团。婆罗洲财团的实力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江浙和广东财团展开对抗。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华民主帝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中东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中东部的财团展开竞争。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海洋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大陆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
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中华民主帝国兴起。跨国公司在帝国建立之前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中华民主帝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中华民主帝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中华民主帝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华民主帝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一战后的十年，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年，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中华民主帝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中华民主帝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中华民主帝国标准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和军用车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飞弹、潜艇、航空*器材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中华民主帝国苗氏海佑集团公司在太初三十五年前后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
为了对付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历届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或称作“反周期”措施）,包括金融方面的调整贴现率。在金融市场上买卖证券,采取放松抵押贷款等措施,以及财政方面的增加军费开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减税、免税、退税和“高涨”期间增税）等措施。在私人经济方面，垄断资本企业为了推销过剩商品，采取大量推行消费者信贷、住房建筑抵押贷款等办法。
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使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危机发生了一些变形。即危机期间生产下降幅度较小,最严重的太初四十二年危机期间工业生产只下降15.1%。其次为太初三十二年下降13.5%和最近一次（太初五十四年）下降12.0%。危机过后，萧条和复苏阶段缩短，因而两者间的界限难以区分。经济危机的爆发，无论“中间性危机”还是“非中间性危机”，都比过去较为频繁。
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的上述“反危机”措施以及私人企业的信贷扩张，造成日益加重的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增长率从太初四十年-五十年间的2.8%增至太初五十年～太初六十年间的7.9%，而国民生产总值（按太初五十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率在同期从4.0%降低至3.1%。一面物价加速上涨，一面生产增长速度放慢，而同时，失业人数又不断增长。这种情况形成了所谓“滞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