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4章 天生我才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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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那啥话，真理愈辩愈明，大约是说的这种情况。 朝中各路人马这一改换思路，不停分析，竟然真的分析出了大清最大的麻烦。
但是，这个结论颇为诛心，所以没人敢在皇上面前直言。但好在光绪似乎已经感受到了个麻烦，所以在见诸位臣工对徐烈突然的扩张行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时，当即宰旨道：“让梁爱卿先去谈着，看徐匪的意见后朝廷再作定论！”
这也是无法中的办法。因为徐烈的突然力，说清廷此时是“风雨飘摇”一点也不为过，还有什么实力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呢。
梁启到了济南，徐烈就得到了消息。
可徐烈虽然有挟大胜之势与朝廷谈判的想法，但这事儿却也无法主动，他只有等朝廷的干员达到蒙阴，并问明来意后再出面。从这种心态看，徐烈的“赎金通电”貌似属于这种谈判的过墙之梯啊。
好在梁启在济南只呆了五天时间，又开始启程了。
当然，徐烈只是一边观察着梁启的行程，一边做着自己的部署。
扩军很好办，只要有钱有枪；扩张地盘也很好办，大军开去抢来就是。但前文已经说了，如果仅仅是这样，徐烈可以马上打到京师，把光绪从龙椅上赶下来。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要建设好一个江山，更难！这是徐烈在综合了杨改革原时空顾问团的意见后，自己得出的结论。
原时空新龙国搞了六七十年，能说把江山建设好了？能说就实现了当初的初心？在徐烈看来，这两个问题可能没人说得清楚。如果原时空的乱世从辛亥年算起，龙国甚至经历了整整一百年，也没把自己的事情理顺。
以徐烈的观点看，原时空有两件事百分百做得不够好。
一是在打倒或摧毁旧的社会中坚力量时，并没有建立或培育起一个新的社会中坚阶层，政治词汇中所谓的“主人翁”、“同盟军”等，不过是乌托邦罢了。虽然在临近二十一世纪时民间有培育“中产阶层”的说法，但官方文件中却没什么明确定义，其个人所得税甚至收到了贫民生活水准的人身上。二是在摧毁一个旧的价值体系时并没有及时确立起新的价值体系，导致三观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一直回避对资本的尊重，其结果就是导致十数亿人除了钱什么都不认。
而徐烈显然想在他的试验田里避免这种问题。
能避免么？徐烈当然不敢肯定，但徐烈却知道如何努力。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然知道了方向，就一定要做。
所以，徐烈虽然心思确实系在梁启身上，但手边的事却并不见少。
大军占领各县后，徐烈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招人。对此，徐烈其实几个月前就开始做准备了。
招人，主要是招收失地农民与流民。失地农民与流民，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状态，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但是，只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这些人又是最容易接受新生活新约束的人，因为他们此前的生活都没了，再留恋又有什么用啊。
所以，徐烈招人，并明确招人的条件时，“徐大善人”的名号立即在沂蒙特区传颂。
招来的这些人，先进行简单的卫生检疫，简单的劳动意识教育，然后对其一分为三：
一部分青壮分流加入蒙山军，当然不是报名就可加入，而是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二部分准备作企业工人，当然前期要接受最基本的企业培训，这部分，还包括中年及部分少年及妇女等；三部分则是上两部分都不太合适的人，他们还可以去修路，去修水利，去开荒，去农场，去挖矿什么的，一句话这部分人大多脑子比较笨，学不会复杂的东西，只能从事简单而笨重的劳动。
不能说徐烈歧视他们，自从有了社会分工之后，虽然职业无贵贱之分，但确实有相对舒适与繁重之别。同样，在职业收入上，亦有高有低。不可能将每个职业的收入拉到一样的水平上，搞那样的平均主义对社会的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同样对那些拥有聪明才智的人也是极为不公平的。
这个年代的龙国环境，虽然空气质量绝对不错，也没什么业污染，但“环境”二字整体上却不能说好，而是相当恶劣。譬如生产条件恶劣，没有水利，人们只能靠天吃饭；譬如很多土地抛荒，对社会财富是个巨大的浪费；譬如道路交通，基本处于原始状态，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这也导致了哪怕一座宝山摆在面前，也难以将其变成财富的现状，所谓抱着金饭碗去讨口要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只要是有心的领导人，想要解决所处时代的民生，并不是不可能。而要解决这个时代的民生，貌似成本并不高，很多百姓，甚至只要求能吃一口饱饭就行了。
而这条道路似乎特别适合徐烈，因为徐烈拥有着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的巨大的物资能力。
有人或许会问，即便徐烈拥有强大的物资供应能力，但这些人未必能堪重负啊？这个说法，其实是站在原时空的过来人身份说话的。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并不是豪情，而是一种真理。任何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用的，而且是有大用的，关键在于社会组织程度，如果社会组织能力弱，组织程度底，自然有大量的人得不到恰当的任用；如果社会组织能力强，且允许人员自由流动，那么任何人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岗位。
事实上，徐烈很喜欢这个时代的人，因为他们还有着最基本的担当、忠诚，所谓受人之手托，忠人之事，在这个时代并不是说说，而是人的行为准则。龙国人的懒惰，其实是在大集体时代造成的。在那个时代，社会组织程度看起来极高，但其社会组织效能，却极度低下。
有句那啥话，真理愈辩愈明，大约是说的这种情况。 朝中各路人马这一改换思路，不停分析，竟然真的分析出了大清最大的麻烦。
但是，这个结论颇为诛心，所以没人敢在皇上面前直言。但好在光绪似乎已经感受到了个麻烦，所以在见诸位臣工对徐烈突然的扩张行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时，当即宰旨道：“让梁爱卿先去谈着，看徐匪的意见后朝廷再作定论！”
这也是无法中的办法。因为徐烈的突然力，说清廷此时是“风雨飘摇”一点也不为过，还有什么实力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呢。
梁启到了济南，徐烈就得到了消息。
可徐烈虽然有挟大胜之势与朝廷谈判的想法，但这事儿却也无法主动，他只有等朝廷的干员达到蒙阴，并问明来意后再出面。从这种心态看，徐烈的“赎金通电”貌似属于这种谈判的过墙之梯啊。
好在梁启在济南只呆了五天时间，又开始启程了。
当然，徐烈只是一边观察着梁启的行程，一边做着自己的部署。
扩军很好办，只要有钱有枪；扩张地盘也很好办，大军开去抢来就是。但前文已经说了，如果仅仅是这样，徐烈可以马上打到京师，把光绪从龙椅上赶下来。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要建设好一个江山，更难！这是徐烈在综合了杨改革原时空顾问团的意见后，自己得出的结论。
原时空新龙国搞了六七十年，能说把江山建设好了？能说就实现了当初的初心？在徐烈看来，这两个问题可能没人说得清楚。如果原时空的乱世从辛亥年算起，龙国甚至经历了整整一百年，也没把自己的事情理顺。
以徐烈的观点看，原时空有两件事百分百做得不够好。
一是在打倒或摧毁旧的社会中坚力量时，并没有建立或培育起一个新的社会中坚阶层，政治词汇中所谓的“主人翁”、“同盟军”等，不过是乌托邦罢了。虽然在临近二十一世纪时民间有培育“中产阶层”的说法，但官方文件中却没什么明确定义，其个人所得税甚至收到了贫民生活水准的人身上。二是在摧毁一个旧的价值体系时并没有及时确立起新的价值体系，导致三观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一直回避对资本的尊重，其结果就是导致十数亿人除了钱什么都不认。
而徐烈显然想在他的试验田里避免这种问题。
能避免么？徐烈当然不敢肯定，但徐烈却知道如何努力。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然知道了方向，就一定要做。
所以，徐烈虽然心思确实系在梁启身上，但手边的事却并不见少。
大军占领各县后，徐烈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招人。对此，徐烈其实几个月前就开始做准备了。
招人，主要是招收失地农民与流民。失地农民与流民，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状态，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但是，只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这些人又是最容易接受新生活新约束的人，因为他们此前的生活都没了，再留恋又有什么用啊。
所以，徐烈招人，并明确招人的条件时，“徐大善人”的名号立即在沂蒙特区传颂。
招来的这些人，先进行简单的卫生检疫，简单的劳动意识教育，然后对其一分为三：
一部分青壮分流加入蒙山军，当然不是报名就可加入，而是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二部分准备作企业工人，当然前期要接受最基本的企业培训，这部分，还包括中年及部分少年及妇女等；三部分则是上两部分都不太合适的人，他们还可以去修路，去修水利，去开荒，去农场，去挖矿什么的，一句话这部分人大多脑子比较笨，学不会复杂的东西，只能从事简单而笨重的劳动。
不能说徐烈歧视他们，自从有了社会分工之后，虽然职业无贵贱之分，但确实有相对舒适与繁重之别。同样，在职业收入上，亦有高有低。不可能将每个职业的收入拉到一样的水平上，搞那样的平均主义对社会的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同样对那些拥有聪明才智的人也是极为不公平的。
这个年代的龙国环境，虽然空气质量绝对不错，也没什么业污染，但“环境”二字整体上却不能说好，而是相当恶劣。譬如生产条件恶劣，没有水利，人们只能靠天吃饭；譬如很多土地抛荒，对社会财富是个巨大的浪费；譬如道路交通，基本处于原始状态，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这也导致了哪怕一座宝山摆在面前，也难以将其变成财富的现状，所谓抱着金饭碗去讨口要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只要是有心的领导人，想要解决所处时代的民生，并不是不可能。而要解决这个时代的民生，貌似成本并不高，很多百姓，甚至只要求能吃一口饱饭就行了。
而这条道路似乎特别适合徐烈，因为徐烈拥有着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的巨大的物资能力。
有人或许会问，即便徐烈拥有强大的物资供应能力，但这些人未必能堪重负啊？这个说法，其实是站在原时空的过来人身份说话的。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并不是豪情，而是一种真理。任何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用的，而且是有大用的，关键在于社会组织程度，如果社会组织能力弱，组织程度底，自然有大量的人得不到恰当的任用；如果社会组织能力强，且允许人员自由流动，那么任何人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岗位。
事实上，徐烈很喜欢这个时代的人，因为他们还有着最基本的担当、忠诚，所谓受人之手托，忠人之事，在这个时代并不是说说，而是人的行为准则。龙国人的懒惰，其实是在大集体时代造成的。在那个时代，社会组织程度看起来极高，但其社会组织效能，却极度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