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上市：夹击中的“成人礼”
推荐阅读：
一秒记住【笔趣看 www.biqukan.cc】，精彩小说无弹窗免费阅读！
除非一个人摈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家）
上市这个事情有很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有一种舒一口气的感觉。我们一直危机感比较强。变成了公众公司以后，腾讯会走得更稳健、更长远。
——陈一丹
为什么选择高盛
刘炽平第一次见到马化腾，是在香港港丽酒店的大堂咖啡吧，时间是2003年一个秋雨的下午，与马化腾同行的是公司另一位创始人陈一丹。
刘炽平当时的身份是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的执行董事，主管电信、媒体与科技行业的投资项目。他们此次见面是MIH从中牵的线，谈的话题是腾讯上市。“马化腾不太爱讲客套话，说话的逻辑性很强，同时，他也是一个不会轻易亮出底牌的人。”这是刘炽平对马化腾的第一印象。
MIH在进入腾讯之后，继续努力于股份的增持，同时开始谋划上市事宜。在香港律师事务所的安排下，2002年6月，MIH通过可换股债券投入等方式，让腾讯的注册资本得到了更充裕的支持，腾讯的5位创始人的股份也随之相应降低。上市前，腾讯股权结构变为创业团队占46.5%，MIH占46.3%，IDG占7.2%。2003年8月，腾讯赎回IDG剩余的股份和MIH少量的股份，至此，MIH与腾讯团队分别持有50%的股份。
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互联网在泡沫破灭后的优异表现，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引发了又一轮“中国概念股”的小高潮。从2003年12月到2004年12月间，有11家互联网公司获得了海外上市的机会，其中包括从事无线业务的TOM在线、空中网和掌上灵通，以及在线招聘网站51job、在线旅游网站艺龙网、财经门户金融界、网络游戏公司九城和盛大。腾讯因在即时通信领域的垄断性地位以及在移动增值业务中的获利，也成为这波集体上市热中的一员。
刘炽平对互联网业务非常娴熟，对中国市场也很熟悉。他从小在香港长大，1991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他当年有一位经常在一起打球的朋友谢家华，后来创办了网络鞋店Zappos，被亚马逊以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硕士毕业后，刘炽平先在麦肯锡工作，1998年入职高盛亚洲。在高盛期间，他参与了广东粤海集团重组案，中间涉及100多家债权银行、400多家公司。刘炽平在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亲自跑了20多家公司，“我对中国企业的认识都是在粤海重组案中得到的，做完这个项目，基本上再做任何项目都觉得容易了”。
刘炽平早在2000年前后就听说过腾讯，高盛收到过腾讯的融资提议书，“那时的融资规模很小，大家也看不清它的未来，就放过去了”。此次，当MIH把腾讯介绍给高盛的时候，盛大也同时找上了门。高盛的高科技部门分成两个小组，“背靠背”地争取这两个项目，其中刘炽平负责与腾讯的谈判。在工作开始之初，他要求本案同事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去申请一个QQ号。
在腾讯方面，马化腾等人对上市的意义并不是非常清晰，只是觉得“是个公司大概都要去上市的”。同时，马化腾对选择哪家承销商也没有概念，之前他已见过了不少的投资银行，包括摩根士丹利、美林、瑞银和德意志银行等等，所得到的建议大同小异。
与刘炽平见面时，马化腾对他的第一个观感是，“他是我见过的香港人中，普通话讲得最好的一位”。此外，刘炽平的名片上居然有一个QQ号，这让马化腾感觉很亲切。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刘炽平提到的两点建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首先，刘炽平直率地认为，腾讯现在的收入过度依赖“移动梦网”业务，“这是一种寄人篱下的业务模式，会让投资人觉得腾讯缺乏可塑性，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想象力。所以应该在公开募股的时候，强调网络效应，发掘即时通信工具的发展潜力”。刘炽平的这一观察，顿时让马化腾有一种找到了知音的快感，就在那一时期，他力排众议，冒险进军网络游戏和新闻门户，正是基于对这一隐患的担忧。
其次，刘炽平提出，在公司的估值上不妨保守一点，与其一下子就把市值飚得太高，倒不如慢慢地把公司的价值做出来，让那些购买了腾讯股票的股民能享受到增长的福利。马化腾回忆说：“他的这个想法也与我们的风格比较接近，之前见过的投行，都给出了很进取的估值建议，让我们觉得有被忽悠的感觉。”
刘炽平的平实姿态，让马化腾最终下决心将上市的事务交给高盛，并对这位与众不同的投行经理颇有认同感。
纳斯达克还是香港
在谋划上市的过程中，有一个选择曾引起不小的争论，那就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上市。
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都选择在纳斯达克上市，那里被认为是“全球互联网的摇篮”，之前的“三巨头”新浪、搜狐和网易无一例外都在那里登陆资本市场。然而，刘炽平却提出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建议，他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腾讯的商业模式在北美找不到一个可类比的标杆企业，美国的所有即时通信工具，从ICQ到雅虎通，再到MSN，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也均没有找到盈利的模式。美国人认为，所有的互联网创新都应该首先出现在硅谷或波士顿六号公路，而全世界其他地方无非都是对美国式创新的一种回应，这就是布罗代尔所谓的“世界的时间”[3]。现在，腾讯讲了一个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他们也许不愿意为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买单。这是纳斯达克的悲哀。
第二，香港更接近腾讯自己的本土市场，香港的分析师和股民显然比美国人更了解腾讯。理论上，一家立足于服务大众用户的公司，它的上市地点越贴近它的本土市场，公司价值就反应得越为真实。香港联交所对互联网公司的估值肯定没有纳斯达克高，但是发生股价大起大落的情况也比后者要少，对于追求持续增长的腾讯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第三，在香港上市还会带来一种可能性，就是作为红筹股，在未来有可能回归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最了解腾讯的，始终是它的亿万用户，可惜在当时，内地的证监当局对互联网公司视而不见，关闭了申请的窗口，在刘炽平看来，这是一种与纳斯达克相映成趣的偏见。
除了这三条与市场有关的理由之外，最终让马化腾下决心选择香港的原因还有一条，就是员工期权的兑现。腾讯在创办后不久就向早期的核心员工承诺了期权，马化腾想要以较低的价格在上市前完成购买，可是这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会被看成是一种“降低公司利润的不恰当行为”，而在香港，这一做法则是被普遍认可的。在马化腾看来，后者的规则对员工更为有利。
据刘炽平的回忆，在上市地点的选择上，腾讯高管内部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而最终，马化腾拍板接受了高盛的建议。
被光环掩盖了的上市
在2004年的集体上市热中，腾讯显然不是最耀眼的那一家，它的风头被其他更有炒作题材的公司所掩盖。
春节过后不久的3月11日（纽约时间3月10日），TOM互联网集团在美国和香港两地正式挂牌交易，一举创造了两个纪录：它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互联网企业，也是首家在纳斯达克和香港创业板同时挂牌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此次上市，TOM净融资额约为1.7亿美元。TOM由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控制，总裁是年轻的王雷雷，他的祖父王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局长，也是第一任邮电部党组书记。正因如此，TOM的短信收入先后超过腾讯、网易以及新浪等，成为梦网业务中的“SP之王”。
5月13日，中国最大的网游公司上海盛大网络在纳斯达克上市，得到国际投资者的大力追捧，短短半小时之内，成交超过150万股，股价由11.30美元高开后一路升至12.38美元。在后来的半年内，盛大股价一度摸高至44.30美元，成为市值最高的中国互联网企业。31岁的陈天桥以超过15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取代丁磊，跃升为新的中国首富。
在TOM和盛大两大明星企业的笼罩之下，没有光环“加持”的腾讯则显得低调不少。
有一次，在香港长江中心召开的上市策略讨论会上，高盛与腾讯在融资规模和市盈率上发生了分歧。高盛认为腾讯提出的方案“起码应该缩水1/5”，而马化腾则认为香港人对内地市场所知甚少，腾讯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沟通陷入僵局。刘炽平见状，便把马化腾从67层的会议室叫出来，两人坐进电梯，跑到大厦外面抽起烟来，他向马化腾耐心解释了投资人的心态，两根烟过后，马化腾的心情才有点平复下来。
在紧张的工作中，刘炽平开始慢慢喜欢上了腾讯的这些创始人，他回忆说：“他们都是一些特别较真的人，很单纯，甚至有点书呆子气，与我之前接触过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都不同。在写招股书的时候，有些部分是例行公事，比如行业现状、趋势分析等等，可是马化腾和其他创始人一字一句地斟酌，有时还会激烈地争论。在对于未来的预测上，他们不愿意写上可能做不到的数字。”
6月2日，腾讯与高盛证券联合在香港举行了第一次投资者推介会，宣告已通过联交所的上市聆讯，即将招股上市。招股文件显示，腾讯在过去的2003年实现营业收入7.35亿元人民币，利润为3.22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发行4.2亿新股，相当于25%股权，每股招股价2.77至3.7港元，约为2004年预期市盈率的11.1至14.9倍，集资总额将达11.6亿至15.5亿港元。
在后来的两周里，腾讯高管们开始了魔鬼拉练式的全球路演，他们分头参加了80多场投资人见面会。曾李青甚至飞到南非去做路演，“印象最深的是，要硬背很多拗口的英文单词，而事实上，很多南非人根本不知道有深圳这座城市”。刘炽平陪同马化腾主攻美国市场，“整天在美国各个城市飞，最痛苦的是倒时差，每到一地，我们就预订一个很早的早餐，服务员来敲门，就不得不起床了”。
在一次飞行旅途中，筋疲力尽的刘炽平闭目斜躺在座位上，邻座的陈一丹突然把他拍醒，提出一个邀请：“喂，你愿意加入腾讯吗？”在上市筹备过程中，刘炽平的聪明、坚毅和快速学习能力得到了腾讯创始人团队的一致认可，“土鳖+洋龟”结合产生的化学作用更是值得期待。
6月16日，股票代码00700.hk的腾讯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上市交易价定在招股价的最上限3.7港元。开市时股价表现还不错，一度最高曾见4.625港元，午后即遭大规模的抛盘打压，收盘时跌破发行价，当天共有4.4亿股成交量，以发行4.2亿股票计算，换手率高达104%。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购买腾讯股票的股民在第一个交易日就选择了抛售，很多年后，他们将为之懊悔不已。
通过上市，腾讯共筹集资金14.38亿港元，同时造就了5个亿万富翁和7个千万富翁。根据持股比例，马化腾因持有14.43%的股权，账面财富是8.98亿港元；张志东拥有6.43%的股权，账面财富为4亿港元；曾李青、许晨晔、陈一丹共持有9.87%的股权，三人的财富合约6.14亿港元。腾讯的其他7位高层拥有另外6.77%的股权，7人共有4.22亿港元。
整顿风暴中的“跛脚企鹅”
日后查阅2004年6月前后的中国财经媒体报道，没有一位评论员认为腾讯正在创造历史。相反，很多都是对腾讯不太有利的消息，这也是造成上市当日换手率很高、股价跌破发行价的客观原因之一。
就在上市前的一天，6月15日，北京的信息产业部发布了一则“通知”，它如同一枚投掷在水面上的炸弹，顿时击起惊人的波澜。
这则《关于开展移动短信服务自查自纠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移动公司针对短信业务市场准入、业务宣传、订制申请、服务提供、方便退订、收费透明化、处理投诉、违规处罚等多个环节，进行严格的自我纠查，经过整改如果仍然存在问题，相关服务商将被吊销有关经营资格。早在4月19日，信息产业部已经发布过《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严令整顿混乱的短信服务市场，6月份的“通知”正是整顿实施的开幕。
在过去的3年多时间里，各家增值内容服务商为了增加收入无所不用其极，最恶劣的行为有两种：一是不经用户同意就随意扣费，有一些服务商从移动公司的数据库中抓取出一批用户名单，直接扣取费用，当时称为“暗扣”，实质与盗窃无异。二是发送大量黄色、暴力信息，诱惑用户订阅。而中国移动公司则对此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有些地方分公司甚至积极配合，其目的或是为了完成业绩提升，或是为了从中收受贿赂回扣。在移动公司每年接到的投诉中，对短信业务的投诉量占到了七成，而其收入只占整个移动公司年收入的3%。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暴利惊人、泥沙俱下的那些年里，腾讯的SP业务中，诱发用户冲动订阅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包括腾讯在内的十几家大型SP公司都曾被信息产业部门公开警告。不过，与绝大多数的SP公司不同，马化腾、张志东等人对此的警惕心非常之大，在两周一次的总办会上，常常因此而发生激烈的争执。马化腾把SP业务划分为红色业务、黄色收入和绿色收入三种，其中，“红色”即处于警戒线上的收入，“黄色”为灰色地带的收入，“绿色”为正当收入。据不少高管回忆，他多次对曾李青等人提出要增加“绿色收入”，“宁可减少甚至没有红色、黄色收入，也不能冒道德和法律上的风险”。
在他的钳制之下，腾讯在梦网中的收入排名从第一位跌落，一度排在了第四、第五的位置上。
对SP服务商的愤怒，在2004年的中央电视台“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直播晚会上得到了总爆发。在那次晚会上，三大电信运营商成为众矢之的，民调显示，电信企业乱收费被列为最被痛恨的商业行为之一，其得票仅次于正在高涨中的房价。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信息产业部发动了严厉的整顿行动。
对短信业务的整治，使得一路狂歌猛进的“移动梦网”进入政策拐点。这个曾经拯救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创新项目露出了难堪的“底裤”。6月底，网易率先发布收入预警，宣称来自短信的收入将在第一季度的基础上猛降37%至41%，这一消息引发在纳斯达克上市的12家中国科技股的股价出现集体下滑。
因为把上市的地点选在香港，腾讯侥幸逃过了股价狂跌的命运，不过仍然受到不小的冲击。在腾讯的整体收入中，来自电信增值服务的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56%，而其他归入互联网增值业务的收入也有一半与此相关，所以，如果精确计算的话，刚上市时的腾讯几乎是一个被“移动梦网”“绑架”了的寄生型企业。开始于6月份的整顿，让腾讯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陷入收入增长乏力的困局。
对QQ的集体围剿
另外一个比收入增长乏力更让人胆战心惊的事实是，几乎同时，互联网领域发生了一场针对QQ的围剿运动，几乎所有门户网站都开始推出自己的即时通信工具，“诸神之战”一触即发。
就在腾讯上市的两周后，有两位重量级人物先后出现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酒店，他们各自向腾讯发出了挑战。这两位的名声和财力均在马化腾之上，分别是网易的丁磊和微软的比尔·盖茨。
2004年6月29日，一向很少在媒体上露面的丁磊北上进京，举办了一场大型记者见面会，高调为网易泡泡做推广。这是丁磊与马化腾——两位同年同月出生、中国互联网最优秀的产品经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对峙在同一个战场上。
网易在2002年11月就推出了网易泡泡，它对QQ进行了“无差异化的跟进战略”，腾讯首创的群聊、发送表情以及截图等功能被一一移植到泡泡中，甚至，泡泡的语音引擎也与腾讯一样，采用了Global IP Sound技术。一年后，丁磊将之升级为战略产品，项目经理直接向他汇报。2003年年底，网易泡泡推出“挂泡泡送短信”的大型促销活动，挂一天泡泡，能兑换120条短信，这导致泡泡用户迅猛激增，其后一年里，带来1500万注册用户，最高同时在线50万人，网易泡泡成为市场占有率仅次于QQ的第二大国产即时通信工具。
在2004年6月的那场记者见面会上，丁磊还带来一个爆炸性的武器，他宣称网易已研制成功一款类似于Skype的即时语音沟通工具，“我们真正的突破点是在任何环境下均可通信，语音质量达到了GSM的质量，下一版本我们的语音通信质量会超过电话的通信质量。网易在实验网中已完全通过测试，跟传统电话互通在技术上完全没问题。而且现在这个版本的泡泡已有这样的功能，软件已装在里面了，只要政策允许就可推出”。这是一个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事实，它表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早在2004年就完成了即时语音通信上的重大突破，若非遭到国有的电信运营商的蛮横阻挠，2011年的微信将早出生7年，而且这个机会应该属于丁磊的网易。
在丁磊召开发布会的三天后，前来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服务业大会和展览会”的比尔·盖茨出现在同一个酒店，这是他的第9次中国之行，盖茨宣布微软将加大在中国的研发和推广力度。当记者问及微软对它旗下的即时通信工具MSN在中国的前景时，他暗示：“也许我们的步伐会更快一些。”两个多月后，微软悄悄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组建了MSN中国的市场和研发中心。
2004年前后，冲入即时通信领域、试图与腾讯一决雌雄的，远远不止网易和微软两家。
6月7日，雅虎中国正式推出雅虎通6.0中文版，其中增加了“巧嘴娃娃”的发声动画功能，此外，还在聊天窗口内整合了雅虎搜索、在线相册及多款互动小游戏。此时出任雅虎中国总裁的是不久前在“西湖论剑”上调侃过马化腾的周鸿祎，3721网络实名在2003年11月被雅虎以1.2亿美元收购，周鸿祎担负了重振雅虎中国的责任。他预测随着市场的细分化，QQ一家独大的格局不可能持续，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时，他还对马化腾的多元化战略提出了质疑：“腾讯的多元化发展可能也是一个软肋，做门户、做邮箱、做游戏，可能就会分散推动实力。之前QQ的成功因为它专注，而多元化发展之后，它集中在即时通信上的力量还有多大，这无疑是它给自己下的一个挑战。”
7月7日，新浪宣布以3600万美元收购朗玛公司。朗玛UC在喜欢新潮的都市青年中很受欢迎，注册用户已增加到8000万，最高同时在线人数为31万，市场占有率仅排在QQ、MSN和网易泡泡之后。新浪将之更名为“新浪UC”，取代之前一直没有起色的“聊聊吧”。
10月25日，上市不久的TOM在线宣布与Skype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把当今世界最领先的互联网语音沟通工具和即时通信服务带给广大的中国互联网用户”。
甚至连电信运营商也进入了这一领域。11月，中国电信推出了电信级互联网即时通信软件——Vnet Messenger（简称VIM），用户只要拥有一个VIM号码，就能够连接固定电话、小灵通甚至手机，实现通话、传输文件、开电话会议等功能。
此外，搜狐推出了“搜Q”，263推出了“E话通”，网通推出了“天天即时通”，连从事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也有了自己的“贸易通”。当时《证券时报》的一篇报道披露，全国出现了200多款类似的产品，对腾讯的围剿之势赫然形成。
更让腾讯被动的是，在当时的业界内外出现了“互联互通”的呼声。周鸿祎在上任之后，就努力推动雅虎通与MSN“互联互通”，以期打破腾讯的垄断。《通信世界报》在一篇长篇评述中认为：“即时通信软件的互通性不解决，受难的会是整个行业。从发展角度来看，联合也许是最好的出路，因为‘沟通无极限’是人类对信息沟通交流的理想。”
这样的声音，对于腾讯来说，无疑非常不利。
告别少年期
在2004年夏秋之际发生的这一连串行业事件，让马化腾几乎没有时间消化上市给他带来的喜悦。
从股票挂牌的那一天起，腾讯就告别了青涩的少年期，它如同一个接受了“成人礼”的青年，将面对一个更为凶险和辽阔的人生。它的生命机能将发生变化，而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视之为成熟的敌人。伊查克·爱迪思在《企业生命周期》一书中描述道：“在企业生命周期的青春期，企业得以再生。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过程，而且时间也拖长了，冲突与行事缺乏连续性。创业者发现自己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职权的授予、领导风格的转变和企业目标的替换。”爱迪思的这些话正是腾讯当时的写照。
7月，腾讯搬出了给它带来好运的赛格科技创业园，迁入南山区的飞亚达大厦，全公司的员工已增至760多人。马化腾每天被各种会议和决策所包围，一位员工回忆说：“他的办公室门口常常排起很长的队，经理们拿着文件、报表和单据，默默地等着他签字。”在10月份过生日的那天，董事会决定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那是一架专业级的高倍天文望远镜，所有的创业同伴都期待着小马哥在埋头签字的同时，能够看清更远的未来。
当然也有让马化腾高兴的事情发生，他和妻子在深圳威尼斯酒店举办了一场不太张扬的婚礼，从此告别了悠闲的单身生活。在一开始，他的那些创业同伴除了替老板高兴之外，也暗自替自己高兴，在过去的几年里，马化腾几乎每天都到晚上10点之后才离开公司，结婚以后的他，开始按时下班，大家也就“解放”了。可是，没过多久，新的“折磨方式”很快出现了，大家常常在午夜12点之后收到他的工作邮件。
在12月，为上市立下汗马功劳的刘炽平正式决定加入腾讯，他向马化腾申请了一个专设的职位：首席战略投资官（CSO）。
当时负责全公司人力事务、当初在飞机上向他发出邀请的陈一丹很抱歉地告诉刘炽平，他在腾讯得到的薪水将要比在高盛少2/3。对数字超级敏感的刘炽平笑着说：“也许哪一天，腾讯的股票会上涨100倍哩！”
除非一个人摈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家）
上市这个事情有很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有一种舒一口气的感觉。我们一直危机感比较强。变成了公众公司以后，腾讯会走得更稳健、更长远。
——陈一丹
为什么选择高盛
刘炽平第一次见到马化腾，是在香港港丽酒店的大堂咖啡吧，时间是2003年一个秋雨的下午，与马化腾同行的是公司另一位创始人陈一丹。
刘炽平当时的身份是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的执行董事，主管电信、媒体与科技行业的投资项目。他们此次见面是MIH从中牵的线，谈的话题是腾讯上市。“马化腾不太爱讲客套话，说话的逻辑性很强，同时，他也是一个不会轻易亮出底牌的人。”这是刘炽平对马化腾的第一印象。
MIH在进入腾讯之后，继续努力于股份的增持，同时开始谋划上市事宜。在香港律师事务所的安排下，2002年6月，MIH通过可换股债券投入等方式，让腾讯的注册资本得到了更充裕的支持，腾讯的5位创始人的股份也随之相应降低。上市前，腾讯股权结构变为创业团队占46.5%，MIH占46.3%，IDG占7.2%。2003年8月，腾讯赎回IDG剩余的股份和MIH少量的股份，至此，MIH与腾讯团队分别持有50%的股份。
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互联网在泡沫破灭后的优异表现，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引发了又一轮“中国概念股”的小高潮。从2003年12月到2004年12月间，有11家互联网公司获得了海外上市的机会，其中包括从事无线业务的TOM在线、空中网和掌上灵通，以及在线招聘网站51job、在线旅游网站艺龙网、财经门户金融界、网络游戏公司九城和盛大。腾讯因在即时通信领域的垄断性地位以及在移动增值业务中的获利，也成为这波集体上市热中的一员。
刘炽平对互联网业务非常娴熟，对中国市场也很熟悉。他从小在香港长大，1991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他当年有一位经常在一起打球的朋友谢家华，后来创办了网络鞋店Zappos，被亚马逊以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硕士毕业后，刘炽平先在麦肯锡工作，1998年入职高盛亚洲。在高盛期间，他参与了广东粤海集团重组案，中间涉及100多家债权银行、400多家公司。刘炽平在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亲自跑了20多家公司，“我对中国企业的认识都是在粤海重组案中得到的，做完这个项目，基本上再做任何项目都觉得容易了”。
刘炽平早在2000年前后就听说过腾讯，高盛收到过腾讯的融资提议书，“那时的融资规模很小，大家也看不清它的未来，就放过去了”。此次，当MIH把腾讯介绍给高盛的时候，盛大也同时找上了门。高盛的高科技部门分成两个小组，“背靠背”地争取这两个项目，其中刘炽平负责与腾讯的谈判。在工作开始之初，他要求本案同事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去申请一个QQ号。
在腾讯方面，马化腾等人对上市的意义并不是非常清晰，只是觉得“是个公司大概都要去上市的”。同时，马化腾对选择哪家承销商也没有概念，之前他已见过了不少的投资银行，包括摩根士丹利、美林、瑞银和德意志银行等等，所得到的建议大同小异。
与刘炽平见面时，马化腾对他的第一个观感是，“他是我见过的香港人中，普通话讲得最好的一位”。此外，刘炽平的名片上居然有一个QQ号，这让马化腾感觉很亲切。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刘炽平提到的两点建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首先，刘炽平直率地认为，腾讯现在的收入过度依赖“移动梦网”业务，“这是一种寄人篱下的业务模式，会让投资人觉得腾讯缺乏可塑性，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想象力。所以应该在公开募股的时候，强调网络效应，发掘即时通信工具的发展潜力”。刘炽平的这一观察，顿时让马化腾有一种找到了知音的快感，就在那一时期，他力排众议，冒险进军网络游戏和新闻门户，正是基于对这一隐患的担忧。
其次，刘炽平提出，在公司的估值上不妨保守一点，与其一下子就把市值飚得太高，倒不如慢慢地把公司的价值做出来，让那些购买了腾讯股票的股民能享受到增长的福利。马化腾回忆说：“他的这个想法也与我们的风格比较接近，之前见过的投行，都给出了很进取的估值建议，让我们觉得有被忽悠的感觉。”
刘炽平的平实姿态，让马化腾最终下决心将上市的事务交给高盛，并对这位与众不同的投行经理颇有认同感。
纳斯达克还是香港
在谋划上市的过程中，有一个选择曾引起不小的争论，那就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上市。
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都选择在纳斯达克上市，那里被认为是“全球互联网的摇篮”，之前的“三巨头”新浪、搜狐和网易无一例外都在那里登陆资本市场。然而，刘炽平却提出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建议，他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腾讯的商业模式在北美找不到一个可类比的标杆企业，美国的所有即时通信工具，从ICQ到雅虎通，再到MSN，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也均没有找到盈利的模式。美国人认为，所有的互联网创新都应该首先出现在硅谷或波士顿六号公路，而全世界其他地方无非都是对美国式创新的一种回应，这就是布罗代尔所谓的“世界的时间”[3]。现在，腾讯讲了一个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他们也许不愿意为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买单。这是纳斯达克的悲哀。
第二，香港更接近腾讯自己的本土市场，香港的分析师和股民显然比美国人更了解腾讯。理论上，一家立足于服务大众用户的公司，它的上市地点越贴近它的本土市场，公司价值就反应得越为真实。香港联交所对互联网公司的估值肯定没有纳斯达克高，但是发生股价大起大落的情况也比后者要少，对于追求持续增长的腾讯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第三，在香港上市还会带来一种可能性，就是作为红筹股，在未来有可能回归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最了解腾讯的，始终是它的亿万用户，可惜在当时，内地的证监当局对互联网公司视而不见，关闭了申请的窗口，在刘炽平看来，这是一种与纳斯达克相映成趣的偏见。
除了这三条与市场有关的理由之外，最终让马化腾下决心选择香港的原因还有一条，就是员工期权的兑现。腾讯在创办后不久就向早期的核心员工承诺了期权，马化腾想要以较低的价格在上市前完成购买，可是这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会被看成是一种“降低公司利润的不恰当行为”，而在香港，这一做法则是被普遍认可的。在马化腾看来，后者的规则对员工更为有利。
据刘炽平的回忆，在上市地点的选择上，腾讯高管内部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而最终，马化腾拍板接受了高盛的建议。
被光环掩盖了的上市
在2004年的集体上市热中，腾讯显然不是最耀眼的那一家，它的风头被其他更有炒作题材的公司所掩盖。
春节过后不久的3月11日（纽约时间3月10日），TOM互联网集团在美国和香港两地正式挂牌交易，一举创造了两个纪录：它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互联网企业，也是首家在纳斯达克和香港创业板同时挂牌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此次上市，TOM净融资额约为1.7亿美元。TOM由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控制，总裁是年轻的王雷雷，他的祖父王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局长，也是第一任邮电部党组书记。正因如此，TOM的短信收入先后超过腾讯、网易以及新浪等，成为梦网业务中的“SP之王”。
5月13日，中国最大的网游公司上海盛大网络在纳斯达克上市，得到国际投资者的大力追捧，短短半小时之内，成交超过150万股，股价由11.30美元高开后一路升至12.38美元。在后来的半年内，盛大股价一度摸高至44.30美元，成为市值最高的中国互联网企业。31岁的陈天桥以超过15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取代丁磊，跃升为新的中国首富。
在TOM和盛大两大明星企业的笼罩之下，没有光环“加持”的腾讯则显得低调不少。
有一次，在香港长江中心召开的上市策略讨论会上，高盛与腾讯在融资规模和市盈率上发生了分歧。高盛认为腾讯提出的方案“起码应该缩水1/5”，而马化腾则认为香港人对内地市场所知甚少，腾讯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沟通陷入僵局。刘炽平见状，便把马化腾从67层的会议室叫出来，两人坐进电梯，跑到大厦外面抽起烟来，他向马化腾耐心解释了投资人的心态，两根烟过后，马化腾的心情才有点平复下来。
在紧张的工作中，刘炽平开始慢慢喜欢上了腾讯的这些创始人，他回忆说：“他们都是一些特别较真的人，很单纯，甚至有点书呆子气，与我之前接触过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都不同。在写招股书的时候，有些部分是例行公事，比如行业现状、趋势分析等等，可是马化腾和其他创始人一字一句地斟酌，有时还会激烈地争论。在对于未来的预测上，他们不愿意写上可能做不到的数字。”
6月2日，腾讯与高盛证券联合在香港举行了第一次投资者推介会，宣告已通过联交所的上市聆讯，即将招股上市。招股文件显示，腾讯在过去的2003年实现营业收入7.35亿元人民币，利润为3.22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发行4.2亿新股，相当于25%股权，每股招股价2.77至3.7港元，约为2004年预期市盈率的11.1至14.9倍，集资总额将达11.6亿至15.5亿港元。
在后来的两周里，腾讯高管们开始了魔鬼拉练式的全球路演，他们分头参加了80多场投资人见面会。曾李青甚至飞到南非去做路演，“印象最深的是，要硬背很多拗口的英文单词，而事实上，很多南非人根本不知道有深圳这座城市”。刘炽平陪同马化腾主攻美国市场，“整天在美国各个城市飞，最痛苦的是倒时差，每到一地，我们就预订一个很早的早餐，服务员来敲门，就不得不起床了”。
在一次飞行旅途中，筋疲力尽的刘炽平闭目斜躺在座位上，邻座的陈一丹突然把他拍醒，提出一个邀请：“喂，你愿意加入腾讯吗？”在上市筹备过程中，刘炽平的聪明、坚毅和快速学习能力得到了腾讯创始人团队的一致认可，“土鳖+洋龟”结合产生的化学作用更是值得期待。
6月16日，股票代码00700.hk的腾讯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上市交易价定在招股价的最上限3.7港元。开市时股价表现还不错，一度最高曾见4.625港元，午后即遭大规模的抛盘打压，收盘时跌破发行价，当天共有4.4亿股成交量，以发行4.2亿股票计算，换手率高达104%。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购买腾讯股票的股民在第一个交易日就选择了抛售，很多年后，他们将为之懊悔不已。
通过上市，腾讯共筹集资金14.38亿港元，同时造就了5个亿万富翁和7个千万富翁。根据持股比例，马化腾因持有14.43%的股权，账面财富是8.98亿港元；张志东拥有6.43%的股权，账面财富为4亿港元；曾李青、许晨晔、陈一丹共持有9.87%的股权，三人的财富合约6.14亿港元。腾讯的其他7位高层拥有另外6.77%的股权，7人共有4.22亿港元。
整顿风暴中的“跛脚企鹅”
日后查阅2004年6月前后的中国财经媒体报道，没有一位评论员认为腾讯正在创造历史。相反，很多都是对腾讯不太有利的消息，这也是造成上市当日换手率很高、股价跌破发行价的客观原因之一。
就在上市前的一天，6月15日，北京的信息产业部发布了一则“通知”，它如同一枚投掷在水面上的炸弹，顿时击起惊人的波澜。
这则《关于开展移动短信服务自查自纠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移动公司针对短信业务市场准入、业务宣传、订制申请、服务提供、方便退订、收费透明化、处理投诉、违规处罚等多个环节，进行严格的自我纠查，经过整改如果仍然存在问题，相关服务商将被吊销有关经营资格。早在4月19日，信息产业部已经发布过《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严令整顿混乱的短信服务市场，6月份的“通知”正是整顿实施的开幕。
在过去的3年多时间里，各家增值内容服务商为了增加收入无所不用其极，最恶劣的行为有两种：一是不经用户同意就随意扣费，有一些服务商从移动公司的数据库中抓取出一批用户名单，直接扣取费用，当时称为“暗扣”，实质与盗窃无异。二是发送大量黄色、暴力信息，诱惑用户订阅。而中国移动公司则对此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有些地方分公司甚至积极配合，其目的或是为了完成业绩提升，或是为了从中收受贿赂回扣。在移动公司每年接到的投诉中，对短信业务的投诉量占到了七成，而其收入只占整个移动公司年收入的3%。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暴利惊人、泥沙俱下的那些年里，腾讯的SP业务中，诱发用户冲动订阅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包括腾讯在内的十几家大型SP公司都曾被信息产业部门公开警告。不过，与绝大多数的SP公司不同，马化腾、张志东等人对此的警惕心非常之大，在两周一次的总办会上，常常因此而发生激烈的争执。马化腾把SP业务划分为红色业务、黄色收入和绿色收入三种，其中，“红色”即处于警戒线上的收入，“黄色”为灰色地带的收入，“绿色”为正当收入。据不少高管回忆，他多次对曾李青等人提出要增加“绿色收入”，“宁可减少甚至没有红色、黄色收入，也不能冒道德和法律上的风险”。
在他的钳制之下，腾讯在梦网中的收入排名从第一位跌落，一度排在了第四、第五的位置上。
对SP服务商的愤怒，在2004年的中央电视台“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直播晚会上得到了总爆发。在那次晚会上，三大电信运营商成为众矢之的，民调显示，电信企业乱收费被列为最被痛恨的商业行为之一，其得票仅次于正在高涨中的房价。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信息产业部发动了严厉的整顿行动。
对短信业务的整治，使得一路狂歌猛进的“移动梦网”进入政策拐点。这个曾经拯救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创新项目露出了难堪的“底裤”。6月底，网易率先发布收入预警，宣称来自短信的收入将在第一季度的基础上猛降37%至41%，这一消息引发在纳斯达克上市的12家中国科技股的股价出现集体下滑。
因为把上市的地点选在香港，腾讯侥幸逃过了股价狂跌的命运，不过仍然受到不小的冲击。在腾讯的整体收入中，来自电信增值服务的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56%，而其他归入互联网增值业务的收入也有一半与此相关，所以，如果精确计算的话，刚上市时的腾讯几乎是一个被“移动梦网”“绑架”了的寄生型企业。开始于6月份的整顿，让腾讯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陷入收入增长乏力的困局。
对QQ的集体围剿
另外一个比收入增长乏力更让人胆战心惊的事实是，几乎同时，互联网领域发生了一场针对QQ的围剿运动，几乎所有门户网站都开始推出自己的即时通信工具，“诸神之战”一触即发。
就在腾讯上市的两周后，有两位重量级人物先后出现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酒店，他们各自向腾讯发出了挑战。这两位的名声和财力均在马化腾之上，分别是网易的丁磊和微软的比尔·盖茨。
2004年6月29日，一向很少在媒体上露面的丁磊北上进京，举办了一场大型记者见面会，高调为网易泡泡做推广。这是丁磊与马化腾——两位同年同月出生、中国互联网最优秀的产品经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对峙在同一个战场上。
网易在2002年11月就推出了网易泡泡，它对QQ进行了“无差异化的跟进战略”，腾讯首创的群聊、发送表情以及截图等功能被一一移植到泡泡中，甚至，泡泡的语音引擎也与腾讯一样，采用了Global IP Sound技术。一年后，丁磊将之升级为战略产品，项目经理直接向他汇报。2003年年底，网易泡泡推出“挂泡泡送短信”的大型促销活动，挂一天泡泡，能兑换120条短信，这导致泡泡用户迅猛激增，其后一年里，带来1500万注册用户，最高同时在线50万人，网易泡泡成为市场占有率仅次于QQ的第二大国产即时通信工具。
在2004年6月的那场记者见面会上，丁磊还带来一个爆炸性的武器，他宣称网易已研制成功一款类似于Skype的即时语音沟通工具，“我们真正的突破点是在任何环境下均可通信，语音质量达到了GSM的质量，下一版本我们的语音通信质量会超过电话的通信质量。网易在实验网中已完全通过测试，跟传统电话互通在技术上完全没问题。而且现在这个版本的泡泡已有这样的功能，软件已装在里面了，只要政策允许就可推出”。这是一个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事实，它表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早在2004年就完成了即时语音通信上的重大突破，若非遭到国有的电信运营商的蛮横阻挠，2011年的微信将早出生7年，而且这个机会应该属于丁磊的网易。
在丁磊召开发布会的三天后，前来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服务业大会和展览会”的比尔·盖茨出现在同一个酒店，这是他的第9次中国之行，盖茨宣布微软将加大在中国的研发和推广力度。当记者问及微软对它旗下的即时通信工具MSN在中国的前景时，他暗示：“也许我们的步伐会更快一些。”两个多月后，微软悄悄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组建了MSN中国的市场和研发中心。
2004年前后，冲入即时通信领域、试图与腾讯一决雌雄的，远远不止网易和微软两家。
6月7日，雅虎中国正式推出雅虎通6.0中文版，其中增加了“巧嘴娃娃”的发声动画功能，此外，还在聊天窗口内整合了雅虎搜索、在线相册及多款互动小游戏。此时出任雅虎中国总裁的是不久前在“西湖论剑”上调侃过马化腾的周鸿祎，3721网络实名在2003年11月被雅虎以1.2亿美元收购，周鸿祎担负了重振雅虎中国的责任。他预测随着市场的细分化，QQ一家独大的格局不可能持续，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时，他还对马化腾的多元化战略提出了质疑：“腾讯的多元化发展可能也是一个软肋，做门户、做邮箱、做游戏，可能就会分散推动实力。之前QQ的成功因为它专注，而多元化发展之后，它集中在即时通信上的力量还有多大，这无疑是它给自己下的一个挑战。”
7月7日，新浪宣布以3600万美元收购朗玛公司。朗玛UC在喜欢新潮的都市青年中很受欢迎，注册用户已增加到8000万，最高同时在线人数为31万，市场占有率仅排在QQ、MSN和网易泡泡之后。新浪将之更名为“新浪UC”，取代之前一直没有起色的“聊聊吧”。
10月25日，上市不久的TOM在线宣布与Skype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把当今世界最领先的互联网语音沟通工具和即时通信服务带给广大的中国互联网用户”。
甚至连电信运营商也进入了这一领域。11月，中国电信推出了电信级互联网即时通信软件——Vnet Messenger（简称VIM），用户只要拥有一个VIM号码，就能够连接固定电话、小灵通甚至手机，实现通话、传输文件、开电话会议等功能。
此外，搜狐推出了“搜Q”，263推出了“E话通”，网通推出了“天天即时通”，连从事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也有了自己的“贸易通”。当时《证券时报》的一篇报道披露，全国出现了200多款类似的产品，对腾讯的围剿之势赫然形成。
更让腾讯被动的是，在当时的业界内外出现了“互联互通”的呼声。周鸿祎在上任之后，就努力推动雅虎通与MSN“互联互通”，以期打破腾讯的垄断。《通信世界报》在一篇长篇评述中认为：“即时通信软件的互通性不解决，受难的会是整个行业。从发展角度来看，联合也许是最好的出路，因为‘沟通无极限’是人类对信息沟通交流的理想。”
这样的声音，对于腾讯来说，无疑非常不利。
告别少年期
在2004年夏秋之际发生的这一连串行业事件，让马化腾几乎没有时间消化上市给他带来的喜悦。
从股票挂牌的那一天起，腾讯就告别了青涩的少年期，它如同一个接受了“成人礼”的青年，将面对一个更为凶险和辽阔的人生。它的生命机能将发生变化，而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视之为成熟的敌人。伊查克·爱迪思在《企业生命周期》一书中描述道：“在企业生命周期的青春期，企业得以再生。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过程，而且时间也拖长了，冲突与行事缺乏连续性。创业者发现自己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职权的授予、领导风格的转变和企业目标的替换。”爱迪思的这些话正是腾讯当时的写照。
7月，腾讯搬出了给它带来好运的赛格科技创业园，迁入南山区的飞亚达大厦，全公司的员工已增至760多人。马化腾每天被各种会议和决策所包围，一位员工回忆说：“他的办公室门口常常排起很长的队，经理们拿着文件、报表和单据，默默地等着他签字。”在10月份过生日的那天，董事会决定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那是一架专业级的高倍天文望远镜，所有的创业同伴都期待着小马哥在埋头签字的同时，能够看清更远的未来。
当然也有让马化腾高兴的事情发生，他和妻子在深圳威尼斯酒店举办了一场不太张扬的婚礼，从此告别了悠闲的单身生活。在一开始，他的那些创业同伴除了替老板高兴之外，也暗自替自己高兴，在过去的几年里，马化腾几乎每天都到晚上10点之后才离开公司，结婚以后的他，开始按时下班，大家也就“解放”了。可是，没过多久，新的“折磨方式”很快出现了，大家常常在午夜12点之后收到他的工作邮件。
在12月，为上市立下汗马功劳的刘炽平正式决定加入腾讯，他向马化腾申请了一个专设的职位：首席战略投资官（CSO）。
当时负责全公司人力事务、当初在飞机上向他发出邀请的陈一丹很抱歉地告诉刘炽平，他在腾讯得到的薪水将要比在高盛少2/3。对数字超级敏感的刘炽平笑着说：“也许哪一天，腾讯的股票会上涨100倍哩！”